内塔尼亚胡只崇拜自己：这位以色列总理就这样拿国家未来作赌注
在美国著名电影《摇尾狗》（1997 年）中，政治正确专家康拉德·布莱恩（罗伯特·德尼罗饰演）与好莱坞制片人斯坦利·莫茨（达斯汀·霍夫曼饰演）联手在阿尔巴尼亚制造了一场虚假战争，以转移公众对美国总统在大选前几天卷入的道德丑闻的注意力。
这部电影是对美国作家拉里·贝因哈特 1993 年小说《美国英雄》的改编尝试，该小说认为 1991 年的“沙漠风暴行动”（美国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发动的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连任。电影和小说共同体现了政治学中“复活赌博”（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的概念，即政治领导人在危机时刻采取“非常规”行为以确保自身生存，包括发动或延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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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政治困境：一位领导人的民众支持率不断下降，他的丑闻不断，他的危机不断积累，却看不到明确的解决方案，而他的对手对他的政治束缚也日益加深，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机会以终结他的政治生涯。
这些数据和指标都表明他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而传统的绥靖政治手段或拖延时间的尝试似乎都徒劳无功。此时，当领导人感到如果局势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他个人的损失将是必然之时，他就会倾向于采取不计后果的升级措施，开辟新的冲突战线，或将现有冲突的范围扩大到超出政治或战略的合理范围。
这些特点在今天的具体案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近20个月的灭绝战争。尽管这场战争未能实现其政治目标——就连以色列人也承认这一点，但内塔尼亚胡为了避免个人损失，却决定继续加剧流血冲突，以不符合可实现的军事和战略目标的方式扩大冲突。
“复活赌博”
“复活赌博”这一术语，是指在政治死亡后的复兴过程，最早由政治学家乔治·唐斯和戴维·洛克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他们观察到，面临即将失去职位的领导人会寻求令人震惊和绝望的措施，以期获得挽救其职业生涯的成功，并在1995年出版的《最优缺陷：国内不确定性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见解。
根据唐斯和洛克的说法，军事冒险可以动员人民，团结他们对抗外部敌人，并分散他们对领导人在国内失败的关注。在已经发生的战争中，领导人可能会拒绝减少损失或缔结和平，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个人的垮台。相反，他继续为团结人们的目标而奋斗，希望能够打破平衡。
这种群众动员被称为“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指的是在国家危机或战争时期，民众对国家领导人或政府的支持度（通常是短暂的）增加。这种效应在军事冲突、恐怖袭击、大规模自然灾害等外部威胁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危机时期，公民的认同感和团结感更强，这往往会导致他们支持现任领导层，而无论其能力和正直程度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是在这种时候批评领导层会被视为不爱国的行为，并最终导致异议和反对的声音受到压制。媒体也会过于关注政府的积极行动和英雄事迹，为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框架，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内部失败和危机的注意力。
如今，“聚旗效应”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一条公理，并且已被各种环境、社会和背景下的实验和调查所证实。例如，根据2002年的一项题为“911与聚旗效应”的研究，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支持率就从51%上升到近90%，并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一直处在80%以上。
此前，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的支持率一度上升至74%，并在1962年12月达到76%的峰值，随后又逐渐下降，并在1963年6月降至危机之前的61%的水平。同样，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支持率也上升了12个百分点——从72%上升至8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情况都发生在那些政治前途并未面临非传统的个人挑战，而是利用新危机来增加自身机会的领导人身上。那么，对于一位已经面临政治问题的领导人来说，情况又如何呢？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和来自各方面的考验之箭。在这里，升级比和平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位领导者会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如果他现在退出，他基本上就完了，而如果他继续走自己的路并以某种方式获胜，那么他还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存活下来。
这就像一个扑克玩家在输了几手牌之后就押上全部赌注，因为退出就意味着必败。同样，一旦一位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几乎肯定会离开或者被免职，那么押注最后的胜利就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个人风险。
发表在《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论文认为，这是从领导者的角度提出的低风险、高回报的主张。当你无论如何都即将失去权力时，那么失败冒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但成功的好处则可能是在逆境中保住地位。简而言之，绝望滋生胆量，领导者自身地位的薄弱使得他更愿意采取自信、成熟的领导者可能会避免采取的极端解决方案。
压力之下的风险心理学
心理学研究证实，当风险很高且预期结果黯淡时，人们的行为就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压力和危机会削弱合理的判断，并鼓励人们寻求更大的冒险。换句话说，当我们感到压力或者受到威胁时，我们的大脑可能会倾向于采取大胆、鲁莽的行动，而不是谨慎地撤退。毫无疑问，一个处于失败边缘的领导者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这将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生存的问题上，并让“个人生存”的选项显得具有内在的吸引力。
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思想“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也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它是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在涉及风险或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人们做出的决定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还包括获得感和失去感。
例如，该理论解释称，人们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远大于对胜利的热爱程度，这意味着损失一定数额的钱所带来的“痛苦”，要比赢得相同数额的钱所带来的“快乐”要严重得多（也许达到3倍），这被称为“损失厌恶”。
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时，他就不会采取合乎逻辑或理性的行动。相反，根据该理论，他已进入所谓的“损失区”，对损失的恐惧变得大于对收益的渴望，然后他将愿意承担比以往更大的风险，但这只是为了避免损失，而无论可能获得什么收益。
事实上，这种影响是广泛的，而不仅限于政治。“复活赌博”的思想并不局限于战争甚至政治，而是适用于一切事物。因为它主要基于两件事情：一是我们的心理本质，二是博弈论，它可以解释我们如何管理有关收益和损失的决定。
例如，想象一下，有一位足球教练，他知道如果球队输掉下一场比赛（输球概率为100%），他就会被解雇。那么他可能不会选择稳妥行事，而是可能会采取疯狂的策略，即使这种策略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哪怕这个策略成功的概率是0.001%，那也比100%丢掉他的位置要好。
经济学家也使用类似的概念来描述金融危机期间个人甚至实体的行为。例如，当银行或保险公司在重大经济危机中倒闭时，陷入困境的银行或公司就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承担金融风险，以期改善其状况。
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研究人员观察到，一些濒临倒闭的银行为了提高短期利润而取消了安全网（对冲），从而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如果这场赌博成功了，股东们就会受益。如果失败了，政府或债权人则将承担损失。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其崩溃都是不可避免的。
进行“复活赌博”的案例
但是，“复活赌博”原则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往往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而这种后果的影响范围不仅限于陷入困境的领导人本身。学者们举出的一个典型案例是1982年阿根廷的马岛战争。当时，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将军领导下的阿根廷军政府，面临着国内民众的激愤情绪——经济一片狼藉、政权支持率低迷。1982年4月，加尔铁里对处于英国控制下的福克兰群岛发起军事行动，这据称是为了维护阿根廷对这些岛屿的长期领土主张。
该计划一度获得成功——阿根廷人在最初团结起来支持这场战争。然而，这一冒险最终却失败了，因为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发动了反击并赢得了战争。阿根廷军队被击败，加尔铁里立即被罢免。马岛战争表明，为“复活赌博”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并加速该领导人所担心的结果（失去权力）的出现，并在此过程中产生额外的代价。
历史上还有很多与马岛战争类似的例子被研究者归类为“复活赌博”。其中之一就是比尔·克林顿政府发动的三次军事行动：1998年1月对伊拉克发起的“沙漠之狐”行动、1998年8月对苏丹和阿富汗目标发起的“无限延伸”行动、1999年领导北约对南斯拉夫发起的贝尔格莱德行动。克林顿的反对者和部分独立专家认为，这是为了摆脱这位美国总统当时深陷的性丑闻。
内塔尼亚胡通过2023年加沙战争发起的“复活赌博”
要了解“复活赌博”在当代政治中如何发挥作用，请参考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加沙战争期间的案例。在这场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正经历着其政治生涯中最深刻的危机。由于涉嫌多起腐败案件，他在2023年的国内地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他的政府还试图削弱司法机构的权力，从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他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僵局。
到2023年夏末，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定期走上街头，以抗议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他的权威似乎比过去几年更加脆弱。然后，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样的安全失败震惊了整个以色列，许多人将此归咎于内塔尼亚胡政府，但这同时也引发了“聚旗效应”。
内塔尼亚胡随即组建紧急民族团结政府，并对加沙发动战争。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以色列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持续不断的战斗上，他们对前政府失误的批评逐渐平息。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停止；反对派领导人与他一起组建了战时政府。最初，由于以色列人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内塔尼亚胡所享有的个人支持一度上升，但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和伤亡人数的增加，以色列的舆论开始变得越来越分裂。
到2024年，许多以色列人再次举行抗议，这一次，他们要求停火以挽救生命并释放被关押在加沙的囚犯。内塔尼亚胡再次面临国内压力，到2024年9月，近70%的以色列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因其对战争的处理方式而辞职。
但是内塔尼亚胡一直拒绝考虑下台，甚至拒绝停止战斗。相反，他提高了要求，例如坚持其停火条件，尽管他清楚哈马斯会拒绝这些条件。但这实际上延长了战争。这是在美国全力支持其加沙军事行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期间的顽固立场是其加大赌注进行“复活赌博”的典型案例。面对国内的强烈批评，以及如果他表现得软弱或战争结果不佳，他的政治生涯就可能结束的前景，内塔尼亚胡继续加大投入赌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员高塔姆·穆昆达撰文指出，“内塔尼亚胡之所以没有入狱，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现在仍担任总理，而国家还处于战争状态”，他明确指出，战争已经成为内塔尼亚胡逃避个人问责的挡箭牌。
事实上，只要以色列仍处于战争状态，内塔尼亚胡就可以呼吁民族团结，并推迟对其过去失败的“清算日”。作为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够拖延或减缓针对他的腐败指控的法律诉讼。但一旦他离任，这些审判（以及可能的定罪）就将迫在眉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穆昆达所言，继续掌权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是“最接近免于牢狱之灾的王牌”。
战争的本质
内塔尼亚胡继续战争的决定也可以在政治学家海因·戈曼斯的学术著作《战争与惩罚》中找到解释——戈曼斯以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冲突而闻名。
作者解释称，领导人继续或结束战争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军事结果，还取决于失败的政治后果，特别是对失去权力、受到惩罚甚至被杀害的恐惧。换句话说，战争并不一定会因军事上的“失败”而结束，而是会在领导人看到自己可以接受的政治结果时结束。这就对“当战争成本超过其收益时国家就会停止战斗”的理性假设提出了挑战。
在此基础上，戈曼斯为任何战争的结束设定了三个条件：第一是预期趋同（双方必须就继续战斗的结果达成一致；如果双方对结果的预期不同，那么他们就会继续战斗）；第二是存在可接受的和平条件（必须存在双方都可能接受的谈判解决方案）；第三是领导人本人愿意接受和平条款，而无视其他任何事情。戈曼斯解释称，即使满足前两个条件，如果领导人担心战争结束后会遭到国内报复，那么他们也可能会拒绝和平。
戈曼斯将他的理论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当时的德国面临着内部反对、经济崩溃的问题，并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德国的精英阶层担心革命起义和君主制的丧失，超过了对失败本身的担忧。他们在1918年推迟投降，即使是在军事形势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而对战后遭到政治报复的恐惧又影响了德国领导人的决定。
此外，戈曼斯还解释了奥匈帝国的立场。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其领导人已经面临压力，并担心过早结束战争会加速其内部崩溃和民族主义起义，因此，尽管其军队精疲力竭，战斗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国战线崩溃后仍推迟和平，并且最终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个被围困的领导人都会发动战争或引发危机。许多政客会接受失败或寻找其他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复活赌博”这类冲突的发生相对较少，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它们的确会发生。
但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一组研究人员认为，这个问题不仅限于博弈论和概率计算，还具有纯粹的个人和心理根源。一个过于自我、不断需要别人钦佩的统治者会把战争视为展示其力量和统治地位的机会，以证明自己是一位“无敌的领导者”，从而弥补其内心的自卑感或失败感。
换而言之，自恋型统治者专注于实现符合其膨胀的自我形象的“胜利”，即使这些胜利是虚幻的或者代价高昂的，尤其是鉴于自恋型领导者往往具有很强的防御性，任何批评都可能会将他们推入“战斗”，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和批评者的微不足道。
从纯粹的心理角度来看，这些特征与内塔尼亚胡相符。特拉维夫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他具有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为了获得个人成功，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包括同事在内的其他人。他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对历史或政治进程一无所知的人。研究表明，他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且很难区分生活中的个人层面和政治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