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教宗方济各的“慈悲外交”与中国遗产

吕恒君
2025-05-07T12:40:12.197Z

2016年方济各教宗在彼得广场同中国天主教徒合影，两年后《中梵协会》出炉

(德国之声中文网)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在全球瞩目之中圆满落幕，而新任教宗的选举也已定于5月7日正式举行。葬礼现场，无论多国政要、神职人员，抑或普通信众，皆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追思与敬意——这被广泛解读为：方济各教宗的思想遗产正在获得广泛认同，而新任教宗亦当承担起延续改革的期盼。

在方济各教宗的众多遗产之中，最具挑战性、亦最富争议者，莫过于《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签署。新任教宗如何处理这一敏感议题，势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与此同时，1200万中国天主教徒——无论身处“官方”还是“地下教会”——也处在某种微妙的迷惘之中。毕竟，唯有教廷持续关注中国事务，方可能为他们的处境带来实质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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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当选新任教宗，方济各对圣彼得广场上等待的人们致以一句简单的问候：“晚安！”作为天主教廷的元首，他以此奠定了平实的行事基调。

九人改革委员会：上任伊始，教宗方济各便成立了9名成员的大主教会议，对天主教廷进行组织结构和内容上的改革。主要精神是：教会不是以自身为目的，而是以传福音为宗旨。这也包括，梵蒂冈与普通信众要更加靠近。

反对对弱势群体的冷漠：从非洲前往欧洲的途中葬身大海的移民，令方济各感到心痛。2013年夏天，教宗来到兰佩杜萨，当时已有数千人希望从那里进入欧洲大陆。

谦卑的象征：维罗纳的一名神父把自己开了30年的这辆雷诺小轿车送给了教宗。据说，教宗很想用这辆小轿车，但安全人员不允许他这样做。方济各时常传讲“清贫教会”的理念。

流行明星？：甚至连非信徒都对教宗的平易近人予以认可，认为方济各与其前任、学术风格的本笃十六世大相径庭。上任10个月，方济各就成为首位登上“滚石”杂志的教宗。

建立桥梁：在中非与哥伦比亚，方济各参与调停内战各方。在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教宗致力于推动关系冰期的结束。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他呼吁特朗普不要建墙、要建桥。

与其它宗教领袖会面：方济各希望建立跨教派、跨宗教的桥梁。他在耶路撒冷哭墙祷告，与大穆夫提会面。在开罗与科普特领袖以及大伊玛目会面。在缅甸他与佛教僧侣谈话，在哈瓦那与俄罗斯东正教领袖会面。

临时证婚：2018年1月从智利去秘鲁的飞行途中，教宗方济各为一对机组人员临时证婚。他们之前表示打算结婚。

神职人员性侵丑闻：智利的天主教会处境艰难，特别是性侵丑闻曝光之后。巴罗斯主教（图右）据称长期知情，但却保持沉默。方济各称这是对巴罗斯的诬蔑。后来，方济各对自己的这一表态道歉。但巴罗斯仍继续留任主教。

梵蒂冈内部的批评声：也有人指责方济各对教廷内部事务过于严厉，有人认为他的路线过于世俗化，还有人批评他的一些“姿态”是为了媒体效果。

方济各教宗与《梵中协议》之历史动因

与历任教宗相比，方济各教宗对中国展现出别具一格的亲近情感，这内中有着诸多因素：其来自拉美“全球南方”，对威权统治和社会不公具有直观经验；其矢志效仿简朴亲民的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Assisi），尤其关注边缘群体的艰难处境；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首位耶稣会出身的教宗，其深受耶稣会早期在中国传教传统的启发，尤其推崇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文化适应策略。

众所周知，利玛窦自1583年抵华之后，采取与儒家礼俗兼容的“本地化”方式，深入与明朝士大夫阶层对话。他不仅感化徐光启、李之藻等高官皈依天主教，更赢得明神宗的关注，被誉为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奠基者。方济各教宗对其极为推崇，曾追封其为“可敬者”（venerabilis Dei servus），并多次公开赞扬其文化适应理念。

利玛窦路线的继承者们，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均将西方科学与数学、天文等知识引入紫禁城，并协助制定历法、参与外交事务，赢得康熙皇帝等的高度信任。但此种文化调适策略并未在教廷内部获得一致认同——道明会等保守派批评耶稣会“纵容异俗”，引发激烈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教廷禁止“祭祖祭孔”，而清廷也于1723年正式禁教。此后天主教退入中国社会边缘，虽在清末民初略有复苏，但1949年后再次遭遇严厉打压，尤其在“文革”期间几近中断。

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廷多次试图恢复与北京的接触。其中，波兰籍的若望保禄二世（Ioannes Paulus II ）借鉴冷战时期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强调秘密谈判、避免对抗，以争取宗教空间。其继任者本笃十六世（Benedictus XVI ）则在2007年写给中国信徒的公开信中，呼吁打破“合法/非法”的身份对立，在良知基础上维护教会合一，并为对话预留空间。

2013年方济各接任教宗之后，在前任们的“耐性外交”的基础之上，更加强调“慈悲”理念、历史感与主动性，因“慈悲的天主形象应奠定我们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Il volto di Dio misericordioso fonda un modo di affrontare l’impegno politico）。其积极推动中梵接触，最终促成2018年《梵中协议》的首次签署，之后亦于2020、2022、2024年三度续签，达成一个十年机制——这是自1951年中梵断交以来的首次制度性交集，亦是“慈悲外交”（La diplomazia della misericordia）的一项重要成果。

围绕《梵中协议》的争议与分歧

就实质而言，方济各的“慈悲外交”是希望借助”生机勃勃的外交“，团结不同想法、对立的政治立场以至相去甚远的宗教观点,而最终达成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和解——正如91岁的枢机团雷团长（Giovanni Battista Re）在方济各教宗的葬礼上所强调：“他指出‘慈悲’是福音的核心，并反复重申天主不厌其烦地宽恕”。

然而，具体而言，《梵中协议》关于“双方共同任命主教”的“慈悲”或“宽恕”，却一直面对着外界巨大质疑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来自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其直言该协议“牺牲了地下教会”，批评其透明度低、执行力差，甚至形容为“‘东方政策’在中国的失败延续”。

显然，陈枢机的担忧既出于历史背景，亦源于对地下教会的切身体认：在中国无神论意识形态主导之下，天主教长期承受巨大压力与政府的不信任。尤其在全面禁教年代，地下教会顶着巨大风险秘密维系与教廷的联系，得以维持梵蒂冈在中国的主教任命与圣统制度。正因代价巨大，地下信徒对任何“可能性妥协”均格外敏感。

然而，若将《梵中协议》简单视为对中国政府的“绥靖”，则未免忽略现实复杂性。笔者通过经年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官方教会亦坚持“与罗马共融”，在教义方面与地下教会并无本质分歧，其接受政府监管更多出于生存策略。同时，几乎所有官方神职人员都反对将中国天主教异化为一个“民族教会”，因这不仅削弱其普世性，也与国家对宗教的“统战”利益相抵触。

因此，目前梵中问题的关键应是在于：协议能否有效防止中共将其工具化，用以削弱地下教会或重塑教会结构？其是否真能保障“共同任命主教”的机制？江西教区2022年未经教廷批准单方任命辅理主教，以及2023年上海教区绕过教廷强行任命主教，均引发教廷不满，亦加深着外界疑虑。

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国际舆论亦需对中国的历史语境与结构性困境保持一定理解：在一个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且缺乏宗教制度传统的世俗国家，共产党对“超国家认同”的天然警惕，使其宗教政策长期以“可控性”为核心。而《梵中协议》的争议，实际上也映射出整个中国宗教生态的制度性困境。

相关图集：在中国,天主教徒被边缘化

国家监控的天主教会：据估计中国有1200万名天主教徒。而中国是一个大部分国民不信教的世俗国家。 1957年，共产党政府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KPV） - 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官方教会。任何想要在中国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必须加入天主教爱国会（KPV）。

中国与梵蒂冈：持续了几十年的冲突：但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分裂的。只有大约一半属于国家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其追随者不承认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领袖。而中国的另一部分天主教徒，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天主教徒则忠于罗马教宗及其在中国的最高代表贾治国主教（Julius Jia Zhigou ）。他们在所谓的“地下教会”传播其信仰。

谁有权任命主教？ ：中国国家承认的天主教爱国会与梵蒂冈之间争议的焦点是应该由谁来任命主教和神父，如鞠瑞彬主教。北京则自己任命主教。但是根据梵蒂冈的教规，主教要由教宗来任命。此外，梵蒂冈与中国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同北京不承认有独立主权的台湾建有外交关系，这给梵蒂冈与北京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

中国天主教的混乱状况 ：中国北方一个名叫友通村的村庄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天主教的混乱状况。该村共有5000多村民，其中约有一半是天主教徒。村里有一个国家认可的教会，另外还有两个大型地下教会和许多非正式的小型家庭教会。正式教会的信徒也会在公共场合公开展示其信仰。

新宗教法威胁信仰自由：像这样的地下教会一般情况下被容忍，但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家庭教会只要不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活动通常不被重视。然而，2018年2月一部新的宗教法生效，宗教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的监控。因此，中国天主教徒担心今后会受到更多的压制。

新宗教法加强对教会的管制：现在，国家教会的宗教事务也开始受到限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教宗方济各一世显然正在考虑承认中国官方承认的教会主教。作为回报，北京应该在挑选主教方面让教宗拥有发言权。

协议导致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有可能达成的协议让很多天主教徒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会加剧教区的分裂。还有一些人希望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董冠华牧师（图片）认为，这笔交易可能会让更多的人进入像他这样的非官方教会。

真正的信仰何在？ ：对于来自友通村的裴资鸣来说，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不同利益是核心的问题。他说：“通过其建筑你就能看出什么才是这个国家真正重要的东西。许多欧洲国家规模最大的建筑是教堂。但是在中国最大的建筑物都是银行和政府机构，因为那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所在。”

结语：在历史张力中理解“慈悲外交”

综上所述，方济各教宗面对世界东方的威权体制，仍坚持推行“慈悲外交”，实属充满智识与远见的勇气之举。其曾坦言《梵中协议》“并不理想”，但却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显然，其努力在不挑战政权安全感的前提之下，为天主教争取基本的尊严与对话空间。

正如利玛窦当年开启“中西会通”的历史性尝试，《梵中协议》亦难以仓促定论。但其制度设计、以及对双边对话可能性的开启，却在当下极端化加剧的国际局势之中至关重要。而要避免其沦为权宜之计，则需要教廷继续保持监督与善意坚持。

或令人欣慰的是，2024年，在教廷的持续推动之下，中共正式承认天津地下主教石鸿祯的合法身份。这或许意味着一种双向的调整，也为协议注入某种现实的积极性。

或许，正如方济各教宗在就任之初所言：“天主在时间之中显现自己，他也临在于历史的进程之中。”此种“时间优于空间”的慈悲理念，依然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希望，并非源自“强势性”的突破，而是在复杂现实之中保持信心、留住对话的可能。而新任教宗是否能继承这份历史的耐性，将不仅决定梵中关系的未来，亦关乎教廷如何面对全球威权、文化冲突与制度挑战。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国际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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