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漫游:雅典卫城旁边的大屠杀纪念碑
2025-05-18T13:06:23.642Z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早早地起了床,离开住所,沿着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s)大街,朝着雅典卫城的方向散步。
头一天,我随着拥挤的游人,再一次参观了雅典卫城。距离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站在这个文明遗址面前,万千感受历历如昨。灿烂的夕照之中,它壮丽而又凄美。
晨曦初现,大街上几乎没有人影。远远看过去,清晨的雅典卫城宁静而肃穆。这种氛围,更容易让人沉浸在波澜壮阔的神话传说之中。
众所周知,海神波塞冬曾与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夺雅典城的保护神权位。波塞冬用他的三叉戟敲击海面,海面跃出一匹骏马,代表战争的力量;雅典娜则将可用于杀戮的长矛插在地上,地上长出一颗橄榄树,象征和平的生活。众神判雅典娜胜出。
我会给孩子们重复这个故事。同时我也害怕他们发问:在轴心国军队践踏希腊的二战期间,雅典人会选择战马还是橄榄树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当下,欧洲人又会怎样选择?或者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我们已经作出了怎样的选择?
草药花园中的大卫之星
宽阔的大道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街边花园,在本已宁静的清晨,尤其显得宁静。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肃穆。我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我有些意外地发现,这里是大屠杀希腊国家纪念碑。
我为自己的意外感觉到羞愧。在此之前,我几乎忘记了雅典卫城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希腊犹太人同样经历了纳粹大屠杀。和很多人一样,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膜拜历史之源,文明之光,即便是悲剧也是神话传说,似乎反倒让人容易逃离现实。
奥斯维辛解放80周年 103岁大屠杀幸存者呼吁:“做一个人”
我很感激这个意外。天色阴暗下去,我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小小的纪念园里,对着摆放成大卫之星形状的纪念石碑默哀。
在随后读到的资料中,我了解到,纪念碑建造的过程中的确充满了争议。至少最晚在2004年,希腊犹太人社区就明确提出要在雅典建立大屠杀国家纪念碑。但是,雅典政府犹豫不决,一再拖延。
雅典市政府担心,这座现代纪念碑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迹“发生冲突”,称该地块具有明确的历史与考古属性,“大屠杀纪念碑无法与此地和谐融入”。国家的历史记忆以古希腊文明为核心,是一种荣耀叙事,不包括也发生在希腊的社会普遍对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默许甚至协助。

仅在1944年4月期间,就有大约1,900名被纳粹德军逮捕的犹太人,经过雅典西北部的海达里中转营,转移到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2号集中营——比克瑙集中营。其中1,300人来自雅典,另外600人来自希腊的普雷韦扎、阿尔塔、阿格里尼翁和帕特雷。
在整个大屠杀期间,大约59,000名希腊犹太人遭到杀害。
二战后,雅典成为希腊犹太人返乡的主要目的地。至今,这座城市仍是希腊犹太人生活的中心。
一直到2008年,雅典市政府才同意捐赠这个靠近古代凯拉米科斯公墓的地块修建纪念碑。由雅典犹太社区主办的国际竞标,吸引了19位知名艺术家参与。最终获选的是希腊裔美国艺术家迪安娜·马加尼亚斯(DeAnna Maganias)的方案。由于地方有限,纪念碑尺寸不得不在原方案基础上缩减一半。
雕塑被安置在一片草药花园中,象征着带有地方特色的疗愈。大卫星角指向受害者被驱逐的城市,草药的香气还能唤起记忆——这可能也是我远远地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的原因。
不要让他们在遗忘中再次死亡
荣耀与耻辱,欢乐与痛苦,我们如何安置?躺在纪念园入口处的一块石碑上,铭刻着这样一首诗——
路过时,请停一停,
闭上眼睛,记住。
记住,那时,在这里或附近,
男人、女人和孩子——我们的同胞,
原本和平相处、信任彼此,却被捕,
被羞辱,被驱逐,最终被杀害
在那些将永远羞辱人类文明的集中营。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
被剥夺了自由、幸福、希望、微笑、祈祷
以及最终生存的权利。
请记住他们,他们的痛苦与死亡。
不要对这样的恐怖退缩;
也不要因人对人的残忍而绝望。
请记住——因为记住,
便是对他们死亡的尊重,
也是对他们再次死亡的拯救——死于遗忘。
——埃利·维瑟尔
为雅典大屠杀纪念碑而作,2010年5月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知名的幸存者之一,作家、教师和政治活动家,1986年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得者。他写了57本著作,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第一本书,讲述自己集中营经历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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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夜》之前,我已经对那段历史有很多了解。但是,这本薄薄的书,让我一次一次地受到冲击:人类可以变得多么残忍?从和平安宁的生活到被剥夺一切的集中营,可能就在转瞬之间!
有位朋友在读了本专栏的《长平漫游:美丽的后花园》后对我说:不明白为什么要讲余华写的那个故事,太残忍了。我想,也许余华就是想通过这种反浪漫的叙事,揭示人类处境的荒诞。但是,小说毕竟只是把悲剧的主要原因归于天灾,而《夜》、《安妮日记》等作品留下的历史见证,则是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拷问。
从雅典卫城到勃兰登堡门
不知道当时的雅典市政府是否了解,在欧洲文化中,法国人向来崇尚古罗马,而德国人总是自比古希腊。近代希腊王国(1832年-1973年)的第一任国王奥托一世,就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次子。正是奥托一世迁都雅典,修复了雅典卫城。
父子俩都热心于修建充满古典文艺气息的都城,因此雅典的很多公共建筑都仿效慕尼黑。随后兴盛起来的柏林,又梦想成为德国的雅典。不足为怪,位于巴伐利亚州多瑙河畔的德国万神殿——瓦尔哈拉先贤祠,就是帕特农神庙的另一个版本;而柏林的勃兰登堡城门,也在十八世纪参照雅典卫城的城门进行了重建。
勃兰登堡门的重建理想,当然不仅仅是雅典卫城城门的典雅庄重,更是它也希望成为散播橄榄树梦想的和平纪念碑。
一个世纪之后,在希特勒钟爱的建筑师贝特霍尔德·施佩尔(Berthold Speer)对柏林的重建规划中,勃兰登堡门无足轻重,如同弃置,而矗立在它旁边的人民大会堂巨大无比,压倒一切。所幸的是,在第三帝国覆灭之前,这个崇尚暴君、嘲笑和平的规划没有来得及实施。
静默中,时间彷佛过了很久很久。我站起身来,继续向雅典卫城走去。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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