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在印度披上了女权主义的伪装
当印度武装部队的两名女性军官（一位印度教徒和一位穆斯林）上台宣布发起“辛多尔行动”时，印度政府将此视为在性别包容上取得的一个里程碑。两名身着制服的女性在前线向媒体发表讲话，承诺为26位遇难平民（均为男性）复仇，并象征性地恢复了额头上的“辛多尔”（指已婚印度教妇女经常涂抹在额头上的朱红色颜料），这样的画面被广泛誉为服务国家利益的女权主义象征。
这一刻与历史上的相似一幕产生了共鸣：在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被比作象征女性力量和民族主义决心的印度教尚武女神“杜尔迦”，以表彰她在孟加拉国建国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对杜尔迦的这种崇拜凸显了印度的政治权力常常被置于性别化和神话化的视角之下，并将治国之道与宗教象征主义相融合。
但领导战争的女性是否天生就是女权主义者？正如女权主义学者长期警告的那样，国家建设并非一项性别中立的工程。它将女性重新塑造成服务于其目标的角色：牺牲的母亲、悲痛的寡妇或是为国作战的女儿。像尼拉·尤瓦尔-戴维斯这样的学者认为，女性被定位为国家荣誉和文化真实性的象征性承载者，但却很少被定位为国家的政治代理人。而在印度的语境下，像萨米塔·森、迈特拉伊·乔杜里这样的学者提醒我们，女性的公共角色历来并非基于其自主权，而是基于对父权制结构的义务。因此，女性在公共或政治领域内的存在，并不一定等同于性别正义。而这种代表性也必须因其物化功能而受到质疑。
当前的军事女权主义——女性在战区获得关注，也遵循着同样的路径：颂扬女性“像男性一样”的能力，却丝毫不触及军国主义本身的男性化和父权制根基。这在“辛多尔行动”中可见一斑。这场行动将两名身着制服的女性形象投射成女权主义的视觉形象，而她们所表演的剧本仍然带有浓厚的父权制色彩，并要求女性通过以男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这种女权主义的视觉形象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意识形态框架完美契合。该服务团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是印度当前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母体。该服务团将印度视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倡导根植于印度教传统和价值观的文化民族主义。克里斯托夫·雅弗洛特等学者认为，该服务团助长了多数主义，并且破坏了印度的世俗结构。其准军事结构及其对纪律和民族主义的强调，揭示了其深化印度森严社会等级和父权制结构的目标。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女性辅助组织——“Rashtra Sevika Samiti”和“Durga Vahini”，就反映并强化了这种父权制观念。长期以来，这些团体对女性进行武术和意识形态的训练，这并非为了女权主义解放运动，而是为了保护印度教国家。“辛多尔行动”中体现出来的美学（包括其朱红色调、女性战士的气质以及精心设计的决心），就反映了这种传统。正如比娜·德科斯塔在其关于南亚性别与战争的著作中强调的那样，女性的身体往往会成为民族主义的救赎载体。一位穆斯林军官的加入或许象征着世俗多元主义。但正如德科斯塔警告的那样，这种包容性往往会使排他性框架合法化。“她”的出现将少数群体的可见性塑造成民族团结的证明，从而净化了多数主义的剧本，即使在更广泛的公众话语中，仇视伊斯兰教的潮流依然持续存在。
“辛多尔”象征着婚姻地位、妻子的忠诚以及对“好”女人的理想。它也象征着女神杜尔迦。在《印度教妻子，印度教国家》一书中，历史学家塔尼卡·萨卡尔探讨了民族主义话语如何将妻子的尊严与祖国的神圣融合在一起。“辛多尔行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在将这一隐喻武器化：它承诺通过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打击来为破裂的婚姻关系复仇，进而“恢复”印度教寡妇的荣誉。然而，这项行动也构建了一幅女性丧偶的画面——她们被剥夺了“辛多尔”，她们的悲痛成为了民族主义的燃料。
正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乌尔瓦希·布塔利亚提醒我们的那样，女性的身体和象征成为了“战争的见证”。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辛多尔”代表的并非寡妇所拥有的东西，而是她们所失去的东西：荣誉、地位和社会保障。在想象中的民族救赎之弧上，“辛多尔”不仅得到了恢复，还成为了民族主义美德的象征。这两位女性军官并未被塑造成独立的行动者，而是神话般的为祖国而战的步兵——这也是长期将印度女性禁锢在家庭祭坛中的父权制脚本的延伸。
这里所颂扬的并非女性解放，而是要将她们同化进一种好战的男性叙事之下。军事化的女性气质的构建，是为了使国家暴力合法化，而不是为了抵抗暴力。揭穿这些象征的真面目并审视它们所代表的等级制度至关重要。
那么，当女性军官领导战争时，人们究竟在赞扬什么？是战争本身，还是女性参与战争的事实并视之为“女权主义”？这场奇观中的性别隐喻将女性置于父权制的框架之下，她们必须效仿男性才能使自身的自主性合法化。通过颂扬这些军官，国家利用女性领导力来认可军国主义，同时却又保留了那些助长性别暴力的结构。
女权主义机构要求女性明确她们的参与条件。在这里，这些条件是由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意识形态中的父权制民族主义所决定的。这两位女性军官并没有挑战性别规范——她们步入了一项预先写好的剧本，将女性身份等同于妻子对国家的义务。她们崇高的军事角色有助于使军国主义自然化，即使她们被包装成性别进步的标志。一位穆斯林军官的加入并非偶然。在“Durga Vahini”的意识形态世界中，非印度教女性可以被吸收进来——只要她们捍卫印度教的“家庭”。这种象征性的加入支持了一种多元化的假象，尽管穆斯林公民的系统性边缘化进程仍在持续。
在历史上，女权运动挑战的是战争本身的逻辑，而不仅仅是谁发动了战争。如果我们接受国家在建设本质上是父权制的，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仅仅是让更多女性加入父权制机构。相反，我们必须审视将女性价值等同于妻子象征和军事牺牲的国家荣誉观本身。
战争中的女权主义政治必须将军国主义去中心化，优先考虑平民保护，并坚持在和平建设、重建和政策制定领域内承认女性的领导力——在这些领域内，女性“辛多尔行动”的缺失无法通过炸弹或虚张声势来弥补。国家安全领域内真正的性别公正，将会提升那些反对被征召入男权社会、为寡妇提供物质支持、拒绝将婚姻象征主义作为国家美德象征的女性领导人的地位。
“辛多尔行动”或许会成为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但在女权主义胜利的假象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个古老的男权主义脚本：女性是祖国的象征，只有在满足战时需求时才会受到重视。解放不在于这种军事化的奇观，而在于瓦解将女性束缚于民族主义仪式的性别隐喻——并将其自主性的意义扩展到战场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