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远未结束,甚至可能尚未达到顶峰。与此同时,直接或间接参与这场冲突的各方,都为自身设定了极其严肃和重要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可能会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塑造该地区的力量平衡、格局与动态,甚至是该地区的版图。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令人震惊的开场以及曝出的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开始进行的军事、政治、后勤和情报准备,这些都表明以色列的计划远不止于仅仅对伊朗核计划造成“长期挫败”,也远不止于像利比亚模式般拆除伊朗核计划,而是还要剥夺伊朗以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为代表的利爪和尖牙,进而为从“政策变革”战略向“政权更迭”战略的转型敞开大门。

以色列不再隐瞒其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我们不再需要情报报告或战略分析家的评估来了解这些目标,因为他们已经公开地表达了这些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认真对待这些言论才是明智之举,而不要沉溺于失败的评估或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以色列正在当前对伊朗的战争中重复它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发动战争的一些经验:例如1967年6月的“战略欺骗”、“突袭与震慑”,黎巴嫩战争初期的“斩首”行动,以及“战略安全漏洞”。

为此,以色列加紧使用“郊区战略”等术语,甚至是很早就开始谈论伊朗的“战后时代”,并与伊朗国内外被废黜的君主制残余势力和武装反对派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其中包含分离主义分子、“圣战人员”等等。我认为,摩萨德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就取得所有这些实地突破,而是还需要借助这些在伊朗境内拥有极大影响力和行动能力的力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能够实现其所有愿望,因为无论是在事发前还是在事发后,这个问题都取决于是否具备一系列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可能会加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 其中第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伊朗能否坚持到底并重新取得主动权,以及它在重建与以色列关系中“威慑与平衡”方面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
  • 第二个条件则是美国准备扩大其在这场战争中的参与程度,攻击以色列战争机器无法触及的地区,并对伊朗核项目所依赖的防御工事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似乎未能满足这两个条件。伊朗尚未举起白旗,相反,它坚定立场、坚持不懈,并且开始恢复“平衡与威慑”。美国方面也并未“满足”特拉维夫极高的目标和期望,而是愿意接受更低的目标。只要美国相信有机会以合理的军事和经济成本迅速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它并不介意去追赶特拉维夫,甚至是抢先一步实现这些目标。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此前已经接受伊朗在其领土上维持低丰度(3.6%)的铀浓缩活动并用于和平和民用目的,但须遵守一系列的核查和监督条件。这正是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改变方针并退出的2015年在维也纳达成的伊核协议的内容,也是在特朗普于第二任期内重启有关伊朗领土“零铀浓缩”的谈判之前的情况。

美国与以色列一样,对伊朗的导弹计划及其“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作用”感到“担忧”——这已成为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在外交政策话语中的惯用说辞。

在“诺贝尔梦”和最高和平奖项的驱动之下,美国的总统承诺在各条战线、各种危机中实现和平,因此,它不愿被“卷入”中东地区的大规模战争,也并不那样重视特拉维夫方面的担忧,但是,它的总统却以轻蔑和简化的态度来处理最复杂、最敏感的危机,并将现实、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不断发出威胁和恐吓,并任意设定期限,进而导致从加沙到乌克兰以及今天的伊朗和以色列的大多数问题都未能得到妥善处理。相反,对这种失败的关注还被转移到在其他战线上阻止或制止战争的成功之上,包括在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埃及和埃塞俄比亚。

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东地区的一些危机时,表现出它与以色列政策重点和内塔尼亚胡的考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疏远”,例如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对叙利亚新政权的开放态度、违背以色列意愿而与哈马斯建立直接沟通渠道、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达成协议并退出这个因内战和与外部势力作战而精疲力竭的国家的“徒劳战争”,但该政府却在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上一再强调将坚持以色列的议程,尤其是在伊朗和加沙问题上,即使它的“偏好”不同于内塔尼亚胡的优先事项,它也总是会根据以色列的节奏来调整自己的步伐。

那么,美国是否会通过战略轰炸机和世界上最具杀伤力和破坏力的炸弹,来介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

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家和观察家的脑海当中。我认为,排除这种“情景”是一种错误评估且并不明智的做法,尽管我们看到这种情景只会在以下一种或者两种情况下取​​得进展:一是在伊朗及其盟友对以色列侵略的回应越过红线的情况下,例如将袭击目标对准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资产和利益,那么,这种干预将会变得广泛,并成为一种“必然结果”,还将得到美国领导层和各大机构最广泛的支持,并将获得欧洲似乎事先就已承诺的支持,尤其是来自欧洲三国(英国、法国、德国)的支持。

第二种情况则是,如果华盛顿认为特拉维夫面临的真正危险超出了我们迄今监测和追踪的每日损失,如果华盛顿清楚地认识到这场战争将以以色列的失败而告终,并抹去过去20个月内取得的成果,并恢复伊朗轴心的威望——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在多条战线和多个战场上发动的战争使这个轴心不止一次遭受损伤。届时,美国的大规模干预就将是特朗普及其政府,乃至历届美国政府承诺致力于以色列安全、保卫以色列、维护以色列优势的具体体现。

这就要求伊朗及其盟友从复杂的视角来考量其政治和实际行动,以避免发生误判。在我看来,在一些伊朗领导人和官员激烈言论的背后还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而且这种“冷静的头脑”现在无疑正专注于进行此类权衡与考量。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修复以色列对其指挥和控制系统造成的“破坏”。以色列成功地对伊朗的安全和军事机构开展了“斩首”行动,并夺走了伊朗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生命。其次是迅速恢复伊朗的威望并建立“平衡与威慑”,以应对这个旨在将德黑兰变为新的郊区、将伊斯法罕变为“汗尤尼斯二号”的计划。

在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声音能够盖过复仇和报复的呼声,这些红色的旗帜已经开始飘扬在清真寺和宣礼塔的上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以“停火”为由而与以色列开展直接或间接谈判的余地,也无需急于与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盟友——美国特朗普政府——重启谈判。

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在最低铀浓缩水平的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前进行的5轮谈判中已经接受了这个最低水平:可在伊朗领土上进行不超过3.6%的铀浓缩活动,并承认伊朗合法使用核能的权利,而且不涉及对伊朗导弹项目或其在地区作用的讨论。

任何在这些权利上的让步,都意味着以色列在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的方面取得了胜利。这也意味着,试图通过“以色列俱乐部”来铲除拒绝其命令的伊朗这一障碍的特朗普,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只要未来达成的任何协议包含足够的透明度,以及有关核查、检查和监督的条件与规则,并且可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或大部分制裁,伊朗就可以在就其核计划的和平和民用性质提供保障和保证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否则,以色列就能成功地让特朗普宣布已经通过“武力外交”而不是“外交力量”来取得了胜利。

这场战争仍处于早期阶段,预测其结果仍然存在风险。然而,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决定其胜败的要素:如果特朗普迫使伊朗拆除其核计划,并维持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体系和外部供应链,那么他就赢了。

如果内塔尼亚胡能够剥夺伊朗的弹道导弹等利爪尖牙,那么他就能够获胜。如果他能够在伊朗内部释放完成任务的动力,以将其“政权更迭”计划推入轨道,即使这仍需要一些时间,但这种胜利将是“绝对的胜利”。

而如果伊朗能够恢复“平衡与威慑”,即使是在比以往更加艰难的条件下,并且能够保留其在数百次讲话、表态和通信中定义的最低限度的核权利,那么它就将最终获胜。战争仍在继续,讨论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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