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很快会在伊朗上空看到中国先进武器的影响？
随着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在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发动猛烈攻击并暗杀伊朗著名军事领导人和核科学家的背景下，外界开始猜测中国可能会在这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该战场上看到中国武器的可能性，就像今年5月在巴基斯坦对印度军事侵略作出回应时的情况那样。
当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军事打击时，中国遵循了其在国际危机中惯常的外交立场，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中方称此次事件“令人遗憾”，并在初步声明中重申“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敦促双方维护和平稳定，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
然而，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之下，巴基斯坦使用中国武器的消息仍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武器被认为在巴基斯坦战胜印度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报道称，中国的飞机和传感器——尤其是导弹，促成了多架印度飞机被击落，从而凸显了中国武器系统的先进性及其相对技术优势，甚至与一些同西方结盟的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的武器库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巴基斯坦一样，中国与伊朗也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关系，长期以来，西方智库一直认为中方在伊朗的军事和核武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中国对伊朗-以色列冲突的看法，可能不同于它对邻近的巴基斯坦-印度冲突的看法。与巴基斯坦相比，伊朗“实际”拥有的中国现代武器库存仍然非常少，因此，将伊朗局势与几周前的巴基斯坦局势进行比较至少是不准确的。
新朋友
伊朗和中国共同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文明，这也塑造了两国的身份认同感以及在当今世界对国家地位的追求。二者都对当前“不公正且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怀有日益加深的不满。
伊朗曾在19世纪被俄罗斯和英国有效地瓜分势力范围。而在伊斯兰革命政权上台之后，伊朗遭到全球排斥，并且遭受着西方无休止的制裁。同样，中国也曾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承受“百年屈辱”，而其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则在很长时间里受到西方制裁。
然而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之前，由于美国曾向伊朗国王施压，要求其与共产主义中国保持距离，中伊两国关系一直受到限制。尽管苏联在中亚和东亚的活动推动中伊两国走向某种形式的合作，但由于中国官员曾在伊朗国王的政权垮台前与之会面，这遭到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不满，后者迅速将中国列为“试图剥削伊朗的大国”之一。
中方则迅速向新生政权示好，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仅3天后就予以承认。
中国逐渐通过外交途径来改善它与革命中的伊朗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两伊战争期间向伊朗出售武器。中国对伊朗的军售通常以间接和秘密的方式进行，例如向朝鲜等第三方出售或转让武器，但这些武器在支持伊朗战争方面仍然至关重要。
这些军售包括战术弹道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例如伊朗在1987年油轮战争期间用来对付船只的蚕式反舰导弹。这也促使美国向中方施压，要求其停止向伊朗提供更先进的蚕式导弹和C-802导弹。
中方的贡献并非直接向伊朗出售导弹，而是转向发展伊朗国内的军事工业部门——从短程的奥格布导弹和纳泽特导弹，到远程的流星导弹，再到反舰巡航导弹（例如纳斯尔导弹——中国C-704导弹的改进版本），伊朗的许多导弹系列都采用了中国的设计和技术。据与美国国防部关系密切的智库兰德公司报道，中方还向德黑兰提供了先进的反舰水雷和快速攻击艇。
虽然难以确定中国对伊朗军售的总价值，但兰德公司估计其价值在4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之间（基于2012年的数据）。然而，中国在伊朗核计划中发挥的作用仍不明确。两国关系中出现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中方在1985年至1996年期间向德黑兰提供了各种重要的技术和设备，以协助其进行铀矿勘探和开采以及用于“和平目的”的铀浓缩技术。
此外，中国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培训伊朗核工程师和建立伊斯法罕核研究中心（该中心在当前的对峙期间遭到了以色列的轰炸）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该中心在发展伊朗核计划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这也为促进中伊关系发展起到了作用——伊朗石油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处于孤立状态的伊朗也将中国视为重要盟友，以满足其军事需求并规避西方制裁。
困境之下的关系
然而，两国之间的友谊并非没有缺陷，这也限制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例如，在1997年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为改善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暂停了对伊朗的直接核支持，这一决定导致中伊关系出现重大裂痕。然而，德黑兰此前获得的核援助及其获得的知识使其核计划能够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在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相对摆脱了西方的限制。这赋予了中国企业在伊朗运营的更大自由，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内。
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通过其子公司网络在伊朗市场保持活跃。2007年，该公司投资了基什油田，这被认为是巩固其在伊朗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影响力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随后，在2009年1月，伊朗与中国公司签署了开发南阿扎德甘油田的协议，该油田是伊朗最大的油田之一。同年，中国公司收购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瑞士注册的子公司——伊朗石油国际贸易公司（NICO）的多数股权。此举被视为是在制裁加剧的背景下加强国际市场合作的一步。总体而言，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不断拓展，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裁影响了双方履行合作条款的能力，并导致许多中国企业退出了伊朗能源领域内的重要项目。中国公司未能按时完成南阿扎德甘油田开发项目，从而导致伊朗石油部于2014年正式取消这项合同——在该项目一期计划的185口油井中只有7口完工。为了重启该项目，双方于2016年进行了新的谈判，但谈判再次失败。
这并非双方之间唯一的违约案例。2007年，中石油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以管理一个液化天然气运输项目，但该项目随后被叫停。而在基什岛，一些中国企业表达了对开发基什气田的兴趣，并已开始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但项目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2018年，在道达尔公司迫于美国制裁压力而退出伊朗项目之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尝试通过收购道达尔在南帕尔斯气田第11期项目50.1%的股份，来加强其在伊朗能源领域内的影响力。然而，这一扩张并未持续太久，因为中石油后来也以类似的商业环境挑战为由而退出了该项目。
而中伊两国在2021年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似乎至今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些限制。基于非官方消息来源，根据这项协议，中方将在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用于石油、天然气、核能、港口、铁路和军事技术等领域的项目，以换取优惠的油价并以中国商品出口的形式承担其从伊朗进口石油的部分成本。
但自那时起，中国企业尚未宣布在伊朗进行与这些承诺相符的投资。这就表明，尽管中国在伊朗能源领域（以及伊朗整体商业环境）的存在具有战略象征意义，但其在伊朗的存在仍然受到国际制裁和地缘政治波动的制约。随着进军伊朗市场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企业正对此采取更加谨慎的立场。
中方而非伊朗的权衡
中国积极参与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宣布的与伊朗的核协议谈判，其中部分原因似乎是其希望摆脱这些限制，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其他的战略考虑。
首先，中国寻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切实的外交作用，但这也存在明确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集体框架内进行，而不是通过个别调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避免单方面介入调解，尤其是在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谈判失败，中国不必承担全部责任。
促使中国支持伊核协议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伊朗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立场。伊朗是中国在跨国经济项目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此外还有确保能源以富有竞争力的价格流向中国并免受制裁。
因此，伊核协议规定解除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从而为中国增强其能源安全带来了希望，并使其不再依赖俄罗斯（尽管两国目前保持着友好关系，但俄罗斯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对手）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们在传统上与美国结盟）。
最后一个因素则与中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相关。中国反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任何国家拥有核武器，同时也捍卫“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权权利”，但前提必须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
根据伊核协议，中国于2015年和2016年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了400万元人民币（超过50万美元）的核查经费，用于其在伊朗开展相关的核查任务。
因此，中国强烈批评美国于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且驳斥美国对那些在该问题上反对华盛顿政策的国家所发出的威胁。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指责美国的行为“荒谬至极”，批评美国操纵国际法，不仅单方面退出协议，还强迫其他国家退出，甚至威胁要对不退出的国家实施制裁。
而且美国退出核协议的决定正值一个更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中美两国在多个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尤其是在台海局势和贸易问题上。
这种紧张局势也反映在中国对伊朗问题的处理之上。捍卫伊核协议（以及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并反对“西方持续骚扰”德黑兰的立场，相比捍卫伊朗本身，更能反映的是中国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
受到阻碍
在政治层面上，中方在原则上当然反对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伊朗发动袭击，因为这代表着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途径的背离，更重要的是，这延续了美国方面无视国际法、只服务自身利益和盟友意志的做法。中方的最初立场就体现了这一点，即强调“伊朗有权维护其合法权益并确保其人民安全”，并且批评以色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也对中方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伊两国在能源领域内的发展，也关系到中方的大型项目，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横贯亚欧大陆的陆路和铁路路线来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货物和基础设施流通，而伊朗正是这些路线上的重要国家之一。
伊朗在中方愿景中的作用不仅限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进一步延伸至其资源、能源以及为中方提供先进物流替代方案的能力，从而使之成为了这一全球项目中的一个核心环节。
在于这种观点，当前的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愿景构成了直接威胁，尤其是鉴于中国的这条路线在该地区缺乏切实可行的陆路替代方案——无法绕过伊朗领土而又不造成重大的战略和后勤损失。因此，如果当前的冲突导致这条路线中断，就将对中国横跨欧亚大陆（从中国到欧洲）的出口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鉴于这些事实，中国可能被迫对以色列采取不同于对加沙战争立场的、更为强硬的政治立场。
尽管如此，中方的立场也不太可能满足那些有关它可能支持伊朗战争努力的“夸大”猜测，也不太可能实现我们很快看到先进的中国导弹（例如几周前巴基斯坦军队用来击落印度飞机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在伊朗上空飞行的猜想。
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关巴基斯坦的战争和有关伊朗的战争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 首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斗发生在毗邻中国领土的地理区域内，这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此外，巴基斯坦的对手印度也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数十年来，中印两国一直在漫长的边界沿线发生冲突，这不同于地理位置遥远、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冷关系”的以色列。
- 第二，巴基斯坦并非受制裁约束的国家，也不是西方的对手，这就意味着，支持巴基斯坦的政治成本将远远低于支持伊朗的政治成本。
- 第三，美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战争中相对中立（尽管近年来美国相对倾向于印度），但它却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主要支持者，也就是说，中国的任何军事介入都将导致中美双方的直接对抗。同样，中国也不愿意与欧洲国家发生直接冲突——这些国家在与美国协调后限制了对伊朗的武器出口。
- 最后，中国并未直接卷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最新一轮冲突——巴基斯坦在此次冲突中使用的大部分武器早就已经储存在它的军事库存中。在这场冲突升级的两个月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了一份报告，并在其中指出，在过去5年内，巴基斯坦81%的武器进口来自中国，而这也占到了中国对外武器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约为63%）。
相比之下，中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口量似乎在过去10年内已经大幅下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今年4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俄罗斯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才是伊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并且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几乎是其主要武器的唯一供应国。总体而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观察到，与伊朗的海湾阿拉伯邻国相比，中国对它的武器出口量相当有限。
与巴基斯坦不同的是，伊朗空军相对“老化”，近几十年来，除了发展核计划之外，伊朗还专注于发展导弹和轻型海军舰艇的自主生产能力（中方可能为这些努力提供了间接支持）。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阻碍中伊之间经济关系的制裁，同时也阻碍了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进口，尽管这些制裁未能完全抹除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在2019年至2024年期间，中伊两国举行了5次联合海军演习（每年一度），这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两国军事合作。
受到束缚
中国关于这场战争的初步声明表明，其对冲突干预设定了限度，这也与中国处理地区危机的惯常做法一致，包括呼吁冲突各方诉诸和平手段，支持联合国的停火决议，要求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重申其随时准备参与未来任何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调解。
就在以色列突袭伊朗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国准备“推动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并重申了中方支持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承诺。这一声明似乎确立了一种积极主动的立场，并概述了中国发挥潜在作用的限度：在合法的多边框架内提供政治支持，但并不直接介入冲突动态或者采取单边行动。
在这场战争爆发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对这些袭击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避免事态升级和冲突扩大”。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选择“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以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方针。
在针对以色列袭击事件召开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傅聪强调了同样的立场，尽管措辞更为强硬——他呼吁停止“以色列的军事冒险主义”，这种政治性措辞虽然不乏坚定性，但却并未表明中方有意超越这种外交“作用”。
然而问题在于，中方在冲突问题上的慎微立场可能会助长这样一种论调，即作为一个安全和军事合作伙伴，尽管中方不断谴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霸权，但却不寻求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地位，而这也会让它在领导“全球南方”摆脱美国霸权枷锁的能力方面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