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赵紫阳或刘晓波都碰不得”，这句话是谁说的？
2025-05-31T10:09:57.995Z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天，党对媒体的控制，包括互联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我审查实现的：媒体机构知道，赵紫阳或刘晓波都碰不得。刘晓波是要求进一步民主化的政府批评者，即便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仍被监禁。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
假如隐去作者姓名，让人猜猜这段话是谁说的，出自哪里，我想答案多半是：激烈批评中国政府的异议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发表的观点。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译本删改部分就是最佳答案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期）的编辑邀请我和几位专家及观察人士一起参加圆桌讨论：“制度与发展：中国是否在失败？”讨论的契机是，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 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当时中国经济如日中天，而且正在进行产业布局的更新换代。在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眼里，这样的预测颇有些让人不屑一顾。今天，人们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为了参与这个讨论，我去对照了这本书的原著（英国图书公司Profile Books2012年出版)和中国大陆中译本（译者李增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讨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以及必然遇到的政治障碍。不出所料，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中国译本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
然后我又去重温了中国问题专家黄亚生教授和许成钢教授的相关文章和著作。我的结论是：中译本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也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证据，因为言论管控正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论述的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
写道这里，我想读者已经猜到：文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就是摘录自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本最有名的著作。
地产大亨和经济学家为什么成为超级明星？
六四血腥镇压之后，谈论政治的风险再次升高。“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钱钟书、季羡林等饱学大师一度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但是，几年之后，企业家和经济学者盖过了他们的风头。
那时候，地产大亨和经济学家都在媒体上享受着超级明星的待遇。他们不仅是懂得经营的成功人士，而且是洞悉一切的人生导师。他们不仅谈经济，还谈生活与哲学。
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理论指导为实践所需，经济成功更受到顶礼膜拜。对于媒体来说，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那就是报道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政治风险相对较小。
尽管经济学有很多分支，比如制度经济学必然关注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是，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把尚方宝剑的庇护之下，谈经济被认为是在许可范围之内。
其实，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等学者始终不渝地呼吁政治改革，但是人们普遍觉得，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吁请和劝谏，要比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政治变革抗争，更容易为中共当局所容忍，甚至更有效。在有些人那里，由此还生出一种“智力优越感”：谈论经济更具“技术含量”。或者说，经济学家应该避免直接谈论政治。
习近平为什么不愿做显而易见利好的事情？
政治也可以很有“技术含量”，但它首先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人民有没有自由、权利和尊严？任何诚实的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无论经过多么复杂的计算和推理，最后都可能面临这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继续做题：请阅读以下言论，猜猜它是什么人说的？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仍然专注于生产而非消费。我想让中国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是因为地缘政治吗？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
就算你不是仇外者，也会担心一个超级大国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因为它的领导层似乎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加专制和不稳定。试图削弱这个超级大国的危害能力是有道理的，即使这会让很多人感到紧张。尽管中国可能不会成为许多人预期的那样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并不会改变这种判断。
答案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学术成就。
消费主导型经济意味着中产阶级赋权
作为讨论的参与者，我很荣幸地看到，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应《中国民主季刊》之邀，对我们的讨论作了回应。
阿西莫格鲁说，早在 2012 年本书出版时，非常明显，中国是一个异常专注于经济增长的、自上而下（掠夺式）的政治体系。在过去的十三年间，更明显的是，中国的目标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着眼于创新与技术领先。在这方面，阿西莫格鲁认为中国强过当年的苏联。
在其中一个问题上，阿西莫格鲁和克鲁格曼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他说，中国尚未成功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目前中国出口部门更具活力，而消费率（消费占 GDP 的比重）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仍然非常低。实现这种转型对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增长至关重要，而这一转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政治领域。
为什么呢？阿西莫格鲁指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意味着必须赋予中产阶级更多权力和更积极的角色，但这对中共的政治主导地位而言无疑将构成威胁，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共领导层的充分认识。因此，经济重心转型的过程究竟会如何展开，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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