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种族隔离英雄阿尔伯特·卢图利在1967年究竟是如何死亡的？
1967年7月21日早上8点半，酋长阿尔伯特·卢图利与妻子在匆匆吃过早餐后，便从位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德班约70公里外的格劳特维尔的家中出发，开始了他又一天的日常生活。
今年5月，彼得马里茨堡高等法院对卢图利的死因展开了新的调查，他的儿媳、今年77岁的威廉敏娜·梅·卢图利在调查中表示，这位在当时69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领导人“每天步行3公里去位于诺赫莱武的家族杂货店开店，然后前往他的3块甘蔗田，最后关店再回家”。现任司法部长已重启针对几起种族隔离时期的可疑死亡事件的调查。
卢图利在当天上午9:30到达商店，大约半小时后再次出发查看他的甘蔗田。
这一点毋庸置疑。
唯一目击证人
火车司机斯蒂芬努斯·拉特根在1967年卢图利死亡事件的调查中表示，当天上午10:36，当他驾驶的760吨重的火车驶近乌姆沃蒂河大桥时，他注意到一名行人正在过桥，于是鸣响了口哨。 “那个班图人（当时南非官方对黑人的贬义称呼）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走了大约十五六步，我的火车就开始追上他了……他没有试图侧身或者转动身体。”
虽然这座桥并非为行人设计，但卢图利和他的家人经常过桥。他的儿子埃德加·西布西索·卢图利解释称，他的父亲在过桥时“非常非常小心。火车来的时候，他会站着，甚至不走，紧紧抓住栏杆。桥上的空间足够大，火车可以从你身边经过。”
但据拉特根称，那天早上卢图利并没有这样做。这位火车司机告诉调查人员，火车车头险些撞到卢图利，“车厢的角撞到了他的右肩，导致他旋转起来，我看到他失去平衡，跌落在桥梁右侧和行驶的火车之间。”
拉特根是此次撞击事件的唯一目击者。根据他的证词，当他意识到撞到卢图利时，他尽快停下了火车。
拉特根说当他赶到卢图利身旁时，卢图利仍在呼吸，但却昏迷不醒，嘴里流血。他请求站长等人呼叫救护车，而救护车将卢图利送往了最近的“班图”医院。
在58年后，即今年早些时候，一场针对卢图利死因的新调查开始了。专家们的证词对拉特根的事件描述提出了严重质疑。
警方犯罪现场分析员布伦登·伯吉斯是利用第一次死因调查的证据重建事故现场的团队成员之一。
“拉特根先生所描述的事故场景极不可能发生”，伯吉斯作证称， “考虑到火车头在现场停下所需的停车距离……火车的刹车必须在距离桥北入口至少170米处实施……撞击点位于桥南侧的可能性极小。”
事实上，专家们表示，卢图利很可能根本没有沿着桥行走。
蒸汽火车专家莱斯利·查尔斯·拉布沙涅的推测更进一步。《商业日报》在5月份发表的一篇关于他证词的文章称，他估计“卢图利遭到袭击，尸体被带到铁轨上，看起来就像是被火车撞了一样”。
法医病理学家西布西索·恩采莱博士在2025年的验尸报告中指出，“在创伤描述方面存在差距，包括伤势大小和特征描述”，并表示卢图利的验尸报告“至少可以说是不合格的”。恩采莱总结道：“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被火车撞的……但我掌握的证据显示，他很可能遭到了袭击。”
死因调查延期至10月，直到法官孔德尼·拉德贝对卢图利的死因作出裁决。
“如教师一般温和”
没有关于阿尔伯特·卢图利出生的正式记录，但已知他于1898年左右出生在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他的父亲曾在那里担任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的翻译。这段经历为卢图利灌输了深厚而终生的信仰，并且，根据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描述，卢图利说话的方式“带有明显的美国腔调”。
当卢图利大约10岁时，他的家人搬回了南非，他被送去和叔叔（格劳特维尔的酋长）一起生活，以便他能够上学。
1914年，卢图利16岁，在格劳特维尔的一所小学校里，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在奥兰格学院学习了一年，这是南非第一所由黑人——非国大首任主席约翰·杜贝创办和管理的高中。之后，他又在埃登代尔学习了几年，这是一所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在那里，卢图利第一次由白人教师授课。在他的自传中，卢图利驳斥了教会学校培养“黑人英国人”的指控。相反，他认为，“两种文化相遇，非洲人和欧洲人都受到了这种相遇的影响。双方都从中受益，并且都通过努力而丰富了自身。”
从埃登代尔中学毕业并获得教师资格后，他接受了位于布劳博什郊区一所小型黑人中学的校长（也是唯一的雇员）职位。在当地一位牧师的指导下，他的基督教信仰不断加深。
卢图利在布劳博什中学的优异表现为他赢得了进入亚当斯学院的奖学金。亚当斯学院是南非最重要的黑人教育中心之一，位于德班南部。
卢图利来到亚当斯学院时，并没有任何政治抱负：“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平静地度过我的教师生涯”，他在自传《让我的人民离开》（Let My People Go）中这样写道。但ZK·马修斯（亚当斯学院高中校长，后来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非国大领导人和学者）和其他一些教师的影响，逐渐让他看到了充满反抗的政治世界。
卢图利在亚当斯学院待了15年。直到1935年，他才迫于格劳特维尔民众的压力而离开——民众希望他回乡担任酋长（他的叔叔已被白人政府“解雇”）。
酋长是一个带薪职位，这意味着如果做得太过分，就可能会被种族隔离政权解雇。而成为酋长也意味着薪水的大幅减少，但卢图利视此为其使命。管理乌姆沃蒂传教保留地（由美国传教士阿尔丁·格劳特牧师于1844年从国会教会创立）的5000名祖鲁人，让他看清了南非生活的现实：“现在，我几乎第一次看到了我的族人赤裸裸的贫困，以及每天都在遭受的伤害。”正如这位酋长在其自传中所解释的那样：“在格劳特维尔，就像在全国各地一样，问题的主要部分是土地——70%的人只拥有13%的土地，而且几乎总是劣质土地……当我成为酋长时，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家庭主妇的贫困，家庭因经济压力而破裂，以及旧有的生活方式无力应对当代的冲击。”
在召唤之下投身政治运动
与其他人相比，卢图利进入政坛的时间相对较晚，直到1944年，也就是种族隔离正式开始的4年前，他才以46岁的年纪加入非国大。比他小20岁的纳尔逊·曼德拉也于同年加入。在两人加入非国大时，非国大正是急需新鲜血液之时。老一辈的黑人领袖被认为过于温和、安于现状，不愿与日益严苛的白人少数派政府及其迅速出台的限制性立法对抗，而后者一直在规范黑人的生活。
尽管曼德拉和他的一些同辈人以更傲慢、更具对抗性的风格震撼了全国舆论，但卢图利却为非国大的纳塔尔支部带来了更为温和的领导风格。在加入不到一年后，他就当选为省级行政官员，并于1951年担任纳塔尔支部主席。
作为1952年“反抗运动”的首席志愿者，卢图利在南非全国声名鹊起。在这场运动中，南非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因违反种族隔离法（例如坐在白人专用长椅上和乘坐白人专用公共汽车）而自首，以求被捕。
比勒陀利亚大学非国大著名历史学家图拉·辛普森教授解称，“他被种族隔离政府正式剥夺了首领的职位，但在当年12月凭借青年选民的支持，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被视为连接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桥梁。但当曼德拉等人开始煽动暴力时，他和摩西·科塔内（担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39年）成为了保守派。”
卢图利反对暴力的立场
1953年6月，曼德拉首次公开呼吁暴力抵抗。他在索菲亚镇对人群表示，“暴力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种武器。”而这与卢图利的做法并不一致。
曼德拉在其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写道，他曾被卢图利和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严厉斥责”，“因为他鼓吹如此激进地背离既定政策（绝不纵容暴力）……这样的言论可能会激起敌人的反击，趁着敌强我弱之际，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我接受了谴责，并在公开场合忠实地捍卫非暴力政策。但我内心深处知道，非暴力并非解决之道。”
1960年3月21日，卢图利当时正在法庭上就非国大致力于非暴力斗争的承诺提供证据。就在那时，白人警察在沙佩维尔向一群和平的黑人抗议者开枪，并造成至少91人死亡。沙佩维尔惨案之后，非国大内部要求暴力抗议的呼声愈演愈烈。尽管卢图利表示反对，曼德拉还是在1961年6月获准成立了该党的军事分支——“民族之矛”（MK）。
辛普森称，“民族之矛”的创始文件是“叛乱史上最奇怪的宣战书”，其重点是破坏政府基础设施，却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人员伤亡。
卢图利在1961年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人。辛普森指出，“委员会的嘉奖词指出，他始终坚持非暴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意识到他的运动已经承诺组建一支破坏小组，即使他本人并不热心于此。”
种族隔离政府最初阻止卢图利前往奥斯陆领奖，但最终选择妥协，并附加了一个条件：他在演讲中不能公开提及南非政治。卢图利遵守了这一限制（他在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及“种族隔离”一词），但他身着祖鲁传统服饰，从而明确地表达了立场。
巧合的是，在卢图利从奥斯陆返回德班的那天，即同年12月15日，“民族之矛”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了行动。
辛普森表示，尽管两人之间存在分歧，但“曼德拉喜欢并尊重卢图利，并觉得有必要与他商量。曼德拉希望得到这位长者的同意、授权和批准……”
这种亲密关系最终导致曼德拉被捕入狱27年。1961年，非国大被取缔后，曼德拉的工作开始转入地下，他被称为“黑花侠”，是南非头号通缉犯。1962年8月，曼德拉假扮白人剧作家兼活动家塞西尔·威廉姆斯的司机，驱车前往格鲁特维尔，向卢图利简要介绍他前往其他非洲国家进行军事训练的情况。曼德拉在那次旅行中遇到的其中一人是警方的线人，在其返回约翰内斯堡的途中，曼德拉和威廉姆斯遭到了警方的伏击。曼德拉后来回忆道，“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逃亡生涯结束了”。
改写历史
在种族隔离政权存在的46年内，许多反种族隔离领袖死因可疑。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史蒂夫·比科——他于1977年因遭受警方酷刑而死亡。对比科死亡的官方调查宣告警方无罪，并且认定比科的死亡并不会“让任何人因其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构成犯罪”。尽管遭到当地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但真相一直到1999年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才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晓。在德斯蒙德·图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主持下，该委员会在1996年至2002年间举行了超过2500场听证会。
备受争议的是，只要肇事者诚实完整地供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有权对出于政治动机的犯罪予以完全赦免。4名安全警察在这些听证会上承认杀害了比科。但其指挥官吉迪恩·纽沃特因未能证明其犯罪出于政治动机而被拒绝赦免。纽沃特因参与马瑟韦尔谋杀案而被判处20年监禁——在这起案件中，有4位黑人警察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泄露情报，后被当局制造的汽车炸弹炸死。纽沃特本人已于2005年在狱中去世。
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结束其调查以来，其他案件的调查也相继展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17年对艾哈迈德·蒂莫尔1971年死亡事件的调查。根据当时的警方报告，蒂莫尔在审讯期间透露了同事的敏感信息，在羞愧难当之下，他后来从约翰内斯堡中央警察局10层跳下。1972年的一项调查裁定他死于自杀。“除了死者跳窗坠地之外，任何其他说法都荒谬至极”，当时的地方法官裁定道，“尽管他被审讯了很长时间，但他受到了文明人道的对待。”
蒂莫尔的死揭示了种族隔离时期，许多（总共73名）活动人士在警方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事件。这些事件启发了克里斯·范·威克创作了一首讽刺诗——《在拘留中》：
他从九楼坠下
他上吊自杀
他在盥洗时踩到肥皂滑倒
他上吊自杀
他在盥洗时踩到肥皂滑倒
他从九楼坠下
他从九楼下摔下
他从九楼上吊
他盥洗时在九楼滑倒
他滑倒时踩到肥皂坠下
他从九楼上吊
他滑倒时在九楼盥洗
他盥洗时踩到肥皂上吊。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在那些据称跳窗自杀的被拘留者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意外坠落或被抛出的”，这是“很有可能的”。然而，这对蒂莫尔的家人来说还不够，在2017年，他们成功重启了针对其在1972年的死因的调查。
2017年10月12日，比利·莫瑟尔法官推翻了有关蒂莫尔死因调查的最初结论，从而开创了历史先例。莫瑟尔法官裁定，“蒂莫尔的死亡是由于被人从大楼十楼或楼顶推下去而造成的”，而且存在初步证据显示，曾在蒂莫尔死亡当天审讯他的两名警察涉嫌犯有谋杀罪。两名涉案警察此前已经死亡，而第三名警察——若昂·罗德里格斯——被指控为谋杀的从犯。但罗德里格斯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就去世了。
寻找作案动机
卢图利的家人希望在今年10月对其死因的调查结束时，也能得到类似的结果。但客观地看待此案，辛普森很难找到针对卢图利的谋杀动机。虽然卢图利在1967年去世时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领导人，但由于其健康状况不佳、政府禁令以及他反对暴力的立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几乎成为了一个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的傀儡领导人。
“针对他的谋杀动机并不明确”，辛普森表示，“他不再对政权构成威胁。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他的葬礼反而成了一次抗议的机会。”当然，辛普森补充道：“如果真的存在阴谋，1967年的调查也绝对不会发现。即使卢图利的死亡是一场意外，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种族隔离政府的说法。”
2025年，南非司法部长罗纳德·拉莫拉的任务是揭露种族隔离时期被掩盖的真相。在卢图利死亡事件调查被重启的同一天，他宣布计划重启针对1981年姆隆吉西·格里菲斯·姆森格（一位被警方“行刑队”刺下45刀的民权律师）和1985年因涉嫌向警察投掷石块而被枪杀的布伊·曼蒂的死亡事件调查。就在上个月，针对1985年克拉多克谋杀案的调查也重启了。
尽管种族隔离时期的大多数犯罪的肇事者如今都已去世（或者年事已高），但拉莫拉仍在继续推进调查。他指出，“通过这些调查，我们揭开了那些更难以愈合的真伤。我们的民主制度已经走过了30年的时间”，“但无论如何，正义的利益永远不会被时间所束缚……真相必须得到伸张。”
揭露真相对卢图利的家人来说尤为重要。“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位酋长的孙子、社会住房监管局首席执行官桑迪勒·卢图利这样说道。如今，桑迪勒已经年过五十，对他的祖父毫无记忆，但他谈到卢图利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独自主持教堂礼拜。”他还还强调了卢图利的妻子诺库卡尼亚在“维持家庭生计”方面发挥的作用。
虽然桑迪勒承认对调查结果“有些焦虑”，但他相信最终会澄清真相。“这是我们一家人一直在等待的时刻……真正揭开他被种族隔离政府不合时宜暗杀的层层面纱。”
此次调查也让南非乃至全世界铭记卢图利的辉煌遗产。正如马丁·路德·金在1959年写给卢图利的信中所言那样：“你们在迫害、虐待和压迫中，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尊严与平静。终有一天，整个非洲都会为你们的成就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