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出版的《外交政策》将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权力动态和国际关系的重大转变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正从后冷战时代走向多极化,但这种动态也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后形成的规范的瓦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权。

人权时代,特别是作为美国总统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时代,无疑即将结束。这种转变主要归因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行动,旨在将外交政策与人权分开,这与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内的前几届政府延续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的做法侧重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全球秩序,而“价值观共同体”不起作用。

该杂志指出的新情况是,即使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美国对普世人权的承诺也可能无法重新获得曾经享有的政治共识。

然而,美国有关道德目标的言论常常与其在国外实际运用权力和金钱的行为相矛盾。小布什、奥巴马、拜登等总统采取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布朗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2001年至2021年反恐战争的受害者人数超过450万),被认为与人权“黄金时代”的理念相矛盾。

此外,美国对移民的人权保护本来就很有限,并且在不同的政府领导下变得更加严格,这表明严厉的对待仍在继续,而不是特朗普政府的突然改变。

加沙是“人权时代终结”的活生生的体现。这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而是多种政治选择、双重标准以及对语言和法律框架的蓄意操纵造成的,这些都使得基本人权原则变得“不合法且无效”。

西方有影响力的政治和知识分子人物愿意“批准消灭加沙、屠杀加沙人民、使其人民挨饿,以及压迫西岸人民,这在全球道德秩序中造成了巨大的漏洞”。

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人们认为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比以色列人的生命“低数百倍”,而要求停火保护儿童的呼吁则被视为反犹太主义。

现代性的终结

“现代性的终结”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方向危机,即理解进步、社会、治理和国际关系的传统框架崩溃,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使规划未来路线变得困难。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探讨了“现代性的终结”这一概念,他认为一场危机正在“我们眼前和脑海中”展开,表明现代性正在瓦解。克拉克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1989-1990年左右的现代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在目睹传统框架的崩溃。

但理解进步、社会和治理的传统框架是如何崩溃的?

该期刊的优势在于,它的答案综合了文化方法、社会发展及其在塑造国际权力动态中的作用,还设法将国家、地区和国际等各个层面联系起来,描绘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转变、多极化的出现以及文化和社会问题在塑造地缘政治格局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有这些与地区集团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该杂志指出,这种分裂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经济发展、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制度的看法。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欧洲,在美国的支持下,出现了一段“持久和平”和“经济增长”的时期。这个时代强化了人们到达“漫长历史发展的顶点”和站在“现代性的制高点”的感觉。这种观点可能体现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概念中,该概念表明历史进步已经终结。

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是由特定的“神话”和“宏大叙事”支撑的,它们将人们置于时间之中并提供一种方向感。这一叙事包含许多部分,其中包括:

  • 进步:相信社会正在走向民主化、平等化、核心家庭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减少、法律渗透的加深以及将个人从个人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宪政国家
  • 信息传播:它主要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渠道”和“训练有素的记者”传播,而不是通过口口相传和谣言传播。
  • 经济繁荣:繁荣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 普世价值:人权的普遍性和特定自由民主社会模式的本质优势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 1989年和1990年东欧集团解体以及新德国和平成立后,人们的乐观情绪是短暂的。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包括苏联解体、各种战争、金融危机和全球移民危机,导致了深刻的变革,而中国在一党制下出人意料的“惊人增长”也挑战了人们对全球秩序的普遍假设。

这导致了“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多极化”的出现,以及克拉克所指出的我们眼前的“现代性的瓦解”。

国家媒体、作为身份认同支柱的政党以及作为基本原则的增长等传统结构正在逐渐消失。旧有政党正在分裂成“四面楚歌的派系”,影响力逐渐被民粹主义者所取代,“弱势的政治中心正在与激进左翼和极右翼势力斗争”。

“发展叙事”(作为成长小说的全球历史)不再能给人带来安慰。如今,经济增长被广泛视为“环境灾难”。

气候变化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引发了人们对未来本质的质疑”。资本主义本身被视为“社会凝聚力的威胁”,并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机会、收入和财富差距。

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危机严重损害了人们对金融机构、政府机构、科学专业知识和传统媒体的信任。加沙种族灭绝事件也破坏了人们对二战后出现的国际组织及其相关规则和传统的信心。

媒体正在发生一场革命,网络“造谣者”取代了专业记者,导致“知识和观点的碎片化”和“故意的两极分化”,人工智能导致了作者的死亡。这场危机“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野蛮煽动者的战斗口号和论据”中难以“冷静思考”。

在美国,人们认为存在着“总统权力过度分散”的现象,担心它会变得像君主制,背离了建国者分权的初衷。

特朗普总统的威胁对手、将联邦资金武器化、藐视法庭命令、质疑宪法等行为,表明其背离了历史规范和基本的宪法结构。对特朗普表现出极度忠诚的“高度党派化的共和党多数国会”加剧了这种“帝国总统制”的危险性。

历史的类似事件,例如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决定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说明了领导人的行动如何“颠覆全球货币体系”,导致高通胀和经济不稳定时期。人们还担心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造成类似的负面影响。

当今时代的特点是多极化,而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稳定或冷战后的单极化。这包括美国退出国际承诺以及与传统伙伴的紧张关系,导致以基于利益而非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新的地区大国不断涌现,并在各自的利益领域确立主导地位,让人想起难以预测的十九世纪。

历史测量

在重大变革时期,不确定性普遍存在,我们常常将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或使用历史测量来帮助我们理解动荡变革时期所经历的变化。

当没有明确的方向感时,历史测量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当前的焦虑,克服“方向危机”。它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使不熟悉的情况变得更加熟悉。

例如,十字军东征(我们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法兰克战争)以及西方殖民时代来理解西方支持的以色列野蛮行径。

尽管历史类比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袭击的本质,当代袭击的本质源于新的因素和结构,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该期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历史测量是宝贵的智力工具,可以帮助规划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选择。它们让决策世界充满历史人物和细节,让复杂的争议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然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择性地选择符合其现有信念的措施,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历史测量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一种身份感和方向感。“现代”创造了它自己的神话,这个故事帮助人们在时间中定位自己,了解他们来自哪里以及要去哪里。回顾过去有助于规划未来的道路。它作为理解正在发生的转变的认知框架,但仅靠它不足以规划出应对这些转变的可能的准备策略。单纯考虑历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会变成要求历史来预言未来,尽管历史不会重演。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人们担心历史测量标准将取代对未来的展望,成为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行为的主要手段。政策制定者和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有选择地选择这些措施,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危机的理解,影响决策和分析观点,有时还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停留在现代化的时代,对现代化的曙光还未在自己的祖国焕发活力感到迷茫,对现代化的问题和议题深感认同,却无力迈出任何一步,将自己从几十年来主宰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

尽管历史测量的逻辑使西方的中心性更加根植于各种国家的历史,从而大大削弱了西方的中心性,但这些知识分子却被这种中心性所支配,并且只在这种中心性中、从这种中心性中看待祖国的未来。

例如,西方有些人可能将当前国际体系的危机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回归,而在中国,这可能被视为其“百年屈辱”的最终结束,而这些知识分子则认为我们失败或遭受第二次灾难的原因在于我们未能实现已经瓦解的现代化。

这篇文章结尾处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是:如果现代性的瓦解或终结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经济发展、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制度的看法,那么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和对过去的解读又如何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呢?这将如何影响他目前在全球、国家和地区舞台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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