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南非深受英国殖民主义的奴役,饱受战火蹂躏,饱受种族隔离制度的残酷迫害。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亚诺赫·桑汤加(Enoch Sontonga)牧师坐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一所小型卫理公会教会学校的管风琴旁,将非洲大陆的伤痛编织成他为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祈祷的永恒圣歌《天佑非洲》(Nkosi Sekelel’ iAfrika)。

这首赞歌不仅仅是一首宗教圣歌,后来更成为面对不公的集体呐喊。它成为和平音乐抵抗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早期典范。它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成千上万的人高唱的赞歌,该大会于1912年成立,旨在反抗白人种族主义法律。

这首赞歌超越了时间和地域,被五个非洲国家定为国歌,并因抵抗精神而永垂不朽。

《天佑非洲》(非洲国歌)

抗争的旋律

南非的音乐是一面镜子,映照着这个国家悠久的抗争历史。音乐已经超越了其娱乐的角色,成为反抗统治该国四十多年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有效工具。

在这个以如此显著的文化和音乐多样性为特征的国家,出现了多种音乐风格,塑造了艺术界,例如夸伊托音乐(kwaito)、非洲浩室音乐(Afrohouse)、阿马皮亚诺音乐(Amapiano)和南非嘻哈,以及爵士乐、摇滚乐、流行音乐和福音歌曲。

然而,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却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超越节奏和旋律的音乐潮流。这就是“抵抗与自由歌曲”运动,它源于“makwaya”(合唱音乐),融合了基督教赞美诗和当地传统技法,形成了一种巧妙而隐晦地表达抵抗的艺术形式。这些歌曲通常用看似无辜的歌词表达抗议者的诉求,但其内容却暗藏着抗议的信息,无视当时严格的审查制度。

抵抗音乐研究员米歇拉·弗什博(Michela Vershbow)博士这样描述这一角色:“在46年的种族隔离时期,抵抗运动从混乱的和平团体转变为像非国大这样的强大联盟。”

在这一转型时期,解放音乐是点燃斗争火焰、团结队伍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歌曲,还有集体的表达行为,它们凸显了政权的不公正,并推动了政治变革和激进改革。

因此,南非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和文化活动,还是反抗暴政的软武器,也是人民为自由而歌唱直至胜利的讯息。

1987年2月13日,音乐家保罗·西蒙(中)与一些非洲音乐家一起接受记者采访 (美联社)

歌曲代表着一种立场,音乐会则是一个政治决定

1954年,英国圣公会主教特雷弗·赫德尔斯顿(Trevor Huddleston)大胆呼吁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文化抵制。这一倡议开启了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进行长期文化和政治施压的进程。

1968年,这一呼吁最终获得成功,联合国发布决议,呼吁成员国断绝与比勒陀利亚政府的一切“文化、教育和体育联系”。抵制运动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给国际艺术家和音乐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要与种族隔离政权的机构接触,也不要参加在其领土上举行的活动。

到1980年,联合国正式认可文化抵制原则,赋予针对该政权实施的任何抵制的国际合法性,作为和平抵抗种族歧视的工具。

然而,这条战线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艺术家保罗·西蒙在南非录制了著名专辑《Graceland》(雅园),并邀请了南非黑人音乐家参与录制,此举引发广泛争议。

此举被认为是公然违反抵制协议,西蒙遭到了严厉批评,尤其是“反对种族隔离艺术家联合会”(Artists Against Apartheid )的批评。该组织由非国大领导人奥利弗·坦博的儿子达利·坦博创立。尽管西蒙声称已获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批准,但坦博否认了这一说法。

与西蒙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著名南非音乐家休·马塞克拉(Hugh Masekela)试图通过提议联合巡演来化解危机,巡演中不仅包括专辑《Graceland》中的歌曲,还包括米丽娅姆·马凯巴(Miriam Makeba)等著名南非黑人艺术家的作品。

马塞克拉为这一举措辩解说,文化抵制虽然在政治上是公正的,但却导致了“南非音乐发展乏力”,强调需要在道德原则和当地艺术家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对南非的文化抵制揭示了艺术与政治交叉中最复杂的阶段之一,其中创造力已成为道德和外交冲突的舞台,歌曲已成为一种立场,音乐会已成为一种政治决定。

南非音乐家休·马塞克拉 (美联社)

反抗公众压迫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被迫居住在贫困的城镇,并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

该国建立在种族主义教义之上,即国家只属于白人,这一思想由种族隔离制度最著名的设计者之一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Hendrik Frensch Verwoerd)体现和残酷地实施,他曾担任第一任土著事务部长,后来担任国民党政府总理。

尽管南非艺术家最初并不认为他们的音乐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但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一些人开始用音乐来表达他们所面临的压迫,这不是对种族隔离法的直接回应,而是对普遍压迫的创造性回应。

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种族隔离政府的加强以及非国大的更加活跃,音乐呈现出明显的激进色彩。

在此期间,音乐家兼工会活动家武西尔·米尼(Vuyisile Mini )成为首批明确使用音乐来抵抗种族隔离的人之一。他用豪萨语创作的著名歌曲《当心,维沃尔德》(Beware, Verwoerd!)直接献给维沃尔德总理,歌词如下:

当心,压迫者维沃尔德!

不公最终会降临到压迫者头上!

你播下压迫的种子,现在你将自食其果!

不要寻找借口,也不要抱怨。

这首歌成为了一首抗议圣歌,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游行和集会上被高呼。它在国内外广受欢迎,并被米丽娅姆·马凯巴和阿非里卡·班巴塔(Afrika Bambaataa)等著名艺术家演唱。这首歌不仅仅是歌词,更是对一个不惜一切手段压制异见的专制政权的反抗宣言。

《当心,维沃尔德》

后来,诗人兼活动家杰里米·克罗宁·沃伊西尔(Jeremy Cronin Voisile)将米尼描述为“解放运动中歌曲力量的化身”。据说,米尼于1963年因“政治罪”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在走向绞刑架的路上,他依然坚定而有力地歌唱,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音乐遗产,也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艺术无法被压制,旋律比子弹更有力。

再见,索菲亚镇:被迫流离失所的音乐

尽管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结束几十年,但 20 世纪 50 年代反抗斗争的歌曲仍然是当时最暴力的强迫流离失所和文化迫害时期之一的见证。

在此期间,抗议歌曲的流行度显著增加,音乐家开始公开表达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拒绝,特别是那些强迫黑人公民携带身份证、限制其行动并将他们限制在有限的社交区域内的政策。

多萝西·玛苏卡(Dorothy Masuka )的歌曲《马兰博士的政府很残酷》(Dr. Malan’s Government is Cruel)在当时走红,她在歌中批评了时任南非总理丹尼尔·马兰,称其以严厉立法巩固种族隔离制度而闻名。

桑迪·克拉森(Thandi Klaasen)——索菲亚镇

音乐记录的最悲惨的时刻之一是1955年索菲亚镇居民的流离失所。约翰内斯堡的这个郊区是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象征,也是爵士乐、艺术和政治写作的活跃中心。

然而,它并没有逃脱种族隔离政权的控制,因为它被当局彻底摧毁,约60000名居民被强制转移到“梅多兰兹”(Meadowlands)定居点,这是在严格的种族主义基础上重新组织人口地图的系统计划的一部分。

艺术家们的反应迅速而深刻,音乐家兼鼓手斯特莱克·维拉基齐(Strike Vilakizi)创作了一首名为《梅多兰兹》(Meadowlands)的流行歌曲,反映了流离失所政策带来的痛苦、怀旧和怨恨。

这首歌成为最著名的反种族隔离作品之一,尤其是在南非歌唱偶像米丽娅姆·马凯巴演唱之后,这首歌被传播到了全球观众面前。

在她的另一首歌曲《索菲亚镇已消失》(Sophiatown Is Gone)中,马凯巴也记录了街区被毁后居民们所感受到的失落和被遗弃的感受:

鸟儿飞走了

街道看起来悲伤而单调

老索菲亚镇已消失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老索菲亚镇永远消失了

废墟,废墟

这种夹杂着悲伤和决心的声音,使南非的爵士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艺术,而是一种记录和抵抗的手段。

1970年3月21日,反种族隔离运动成员在特拉法加广场南非大厦前举行重演活动,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十周年 (盖帝图像)

沙佩维尔大屠杀

1960年3月21日,南非现代史上最血腥的事件之一发生了:警察向大约5000名聚集在沙佩维尔镇警察局前的和平民众开枪,这些人响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号召,将“存折”留在家中,以抗议要求黑人携带证明其种族和部落的文件的法律。

枪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和受伤,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被称为沙佩维尔大屠杀,是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加深了种族隔离,并引发了广泛的政治压迫。

该政权的反应迅速而残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大会均被禁止,169名黑人斗争领袖因叛国罪受审。

作为回应,米里娅姆·马凯巴、休·马塞凯拉、阿卜杜拉·易卜拉欣、霍纳斯·格汪瓦(Jonas Gwangwa)和克里斯·麦格雷戈(Chris McGregor)等艺术家开始用他们的音乐来揭露种族隔离的罪行,并提高人们对种族主义政权行径的认识。然而,当局的打压仍在继续,南非广播公司加强了对内容的限制,禁止播放任何被认为“颠覆性”的音乐。

1961年,歌手多萝西·玛苏卡发布了一首名为《卢蒙巴》(Lumumba)的歌曲,这首歌曲暗指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遇刺事件,引起轰动。

这首歌暗示西方国家参与了卢蒙巴的谋杀。这首歌激怒了当局,导致录音室遭到突袭,整张专辑被没收,多萝西也因此被发出逮捕令。她被迫逃亡,在外流亡了三十多年。

米里娅姆·马凯巴歌曲《卢蒙巴》

为了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地,2024年,该地被列为世界遗产,被称为纳尔逊·曼德拉遗产地。

“Maibwe”和“Amandla”:音乐作为斗争的杠杆

随着20世纪70年代镇压的升级,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家们意识到,文化行动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斗争;它可以成为提升意识、动员民众和国际支持的工具。1975年,“Maibwe”和“Amandla”文化团体应运而生。

Amandla 由活动家巴里·范伯格(Barry Feinberg)和罗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创立,他们从抗议口号“让非洲回归”中取了这个团体的名字。

该团体汇集了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通过集体唱歌、诗歌和讲故事等方式描绘种族隔离下的日常生活并记录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该乐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欧洲)演出200 多场,被认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官方文化机构。

通过其艺术,该团体能够向全球观众传达反抗的信息,而当时严格的审查制度阻止了这种声音传入南非内陆。

休·马塞克拉:反抗种族隔离

1976年,南非艺术家休·马塞克拉创作了《索韦托蓝调》,这是对索韦托大屠杀的强烈音乐回应,当时种族隔离政府部队杀害了700多名抗议者,造成数千人受伤,抗议政府决定在学校强制使用南非荷兰语而不是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这些事件引发了索韦托城镇持续数月的起义,成为反种族隔离运动历史上的分水岭。

传奇艺术家米里娅姆·马凯巴演唱了《索韦托蓝调》,这首歌成为她多年来现场表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动人的旋律传达南非人民的苦难。

这并不是马塞克拉在反抗背景下创作的唯一一首歌曲。他还创作了最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歌曲之一《带他回家》(“他”指的是纳尔逊·曼德拉),表达了当时被终身监禁的曼德拉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纳尔逊·曼德拉是马塞克拉音乐的忠实粉丝,并于1985年通过走私者向他发送了生日祝福,这激发了这位艺术家创作出这首著名的歌曲,这首歌曲已成为争取自由斗争的象征。

《索韦托蓝调》

《天佑非洲》:团结非洲的赞歌

《天佑非洲》由牧师亚诺赫·桑汤加创作,是一首非官方的非洲国歌,也是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争取统一和解放斗争的杰出象征。

人类学家大卫·科普兰将这首歌曲描述为非洲反抗精神最具文化性的表达,成为面对不公正时体现希望和反抗的口号。

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颁布法令,将歌曲《天佑非洲》中的一段歌词定为南非的通用国歌,标志着团结与和解新时代的开始。

1996年9月24日,亚诺赫·桑汤加牧师的墓地被宣布为国家纪念碑。曼德拉总统为纪念碑揭幕,并追授这位国歌作曲家“杰出服务勋章(金质)”,以表彰他不朽的功绩及其在塑造非洲自由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来源: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