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汪晖及其对抗民主和遗忘的方式
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期望是什么？这是中国最杰出的新思想家之一汪晖提出的问题。他已经找到了答案：我们可以通过回归，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回归人类的、工人的、农民的社会主义根源，走向未来。
2006年，当我们在北京见到汪晖时，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这样描述他：“他面容光焕发，总是笑眯眯的，身材瘦削丰腴，一头灰白的短发，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身穿深色灯芯绒长裤、麂皮夹克和黑色高领毛衣。这副样子不太像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人。”
在北京清华大学整洁、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每当提到汪晖的名字，现场便鸦雀无声。汪晖鲜为人知，但他却是中国文坛和知识界精英中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职业生涯为塑造改革时期的中国版图做出了重大贡献。
汪晖195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他的崛起与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集权走向市场现代化的历程以及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挫折密切相关。
汪晖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不仅在亚洲文化界享有盛誉，在西方也享有盛誉。他也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理社会科学杰出教授”获得者之一，并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术顾问。
他还担任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还曾任新雅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负责指导其课程，并教授“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讨会”（PPE）课程。PPE是一门跨学科专业，旨在融合三个领域，从综合分析的角度理解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汪晖于1976年文革结束后高中毕业。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工厂工作了两年，然后进入1978年后的第一批学生队伍，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后来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后来，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并在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担任研究员、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汪晖成为文化界的一个关键人物，特别是在1996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主编期间，他引领了一系列变革，引发了关于中国知识遗产及其现代主义道路的广泛辩论。
转折点出现在1997年，当时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思想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代表了社会思想史的胜利，它既批判了威权主义，也批判了资本主义浪漫主义。他断言，中国必须走出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意识殖民化”的道路。这篇文章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巩固了汪晖作为后来被广泛称为“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家的地位。
此后，汪晖在其著作和演讲中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20世纪90年代席卷中国的西方迷恋浪潮正濒临瓦解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结构。他将那段时期描述为“集体沉睡”，当时盛行的观念认为，现代性只能以美国模式为基础，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结。但汪晖拒绝接受这种说法。
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援引鲁迅和穆斯林哲学家的思想，并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警惕意识的殖民化。他的演讲并非民族孤立的表现，而是一场思想觉醒，呼吁恢复历史，并非为了美化历史，而是为了将未来从外来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他来说，西方并非用武器打败中国，而是几乎用观念将其击垮。随着中国近年来经历的变革，尤其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崛起，中国已经觉醒，尽管稍显迟缓。
除了教学和学术研究之外，汪晖还撰写了一部历时十年的巨著——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该书于2004年以中文出版。2023年，《展望》杂志将他评选为“全球25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赞扬他深刻的分析著作，并将其描述为理解当代中国变革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兴起和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官方身份重塑的背景下。
批判性知识分子
汪晖更喜欢被称为“批判性知识分子”，而不是“新左派”。由于在中国，学者批评政府政策令人兴奋，甚至应受谴责，汪晖在西方时曾被问到：“你是异见人士吗？”他回答说：“不是。什么是异见人士？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标签。现在它已经没有意义了。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可以回国，但他们不想回。他们在美国过得很好。当被问到我们是否是异见人士时，我会说：我们是批判性知识分子。我们支持一些政府政策，也反对其他政策。这实际上取决于政策的内容。”
汪晖现年65岁，是被称为“新左派”的作家和学者群体的核心人物。“新左派”运动呼吁中国建立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制度，以保障社会公正和被市场政策边缘化的数亿农民的权利。
尽管经常被称为“新左派的象征”，汪晖更愿意强调自己作为“中国思想学者和现代性概念的批判者”的身份，并保持着灵活的立场。在采访中，他指出，“新左派”这个标签有时会被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运动用作一种“指控”或“妖魔化”他的手段。他说道：“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反对‘左派’，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左派’。极右翼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贬低我们，把我们描绘成毛泽东时代的遗留物。”
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涌现出的异见精英不同，汪晖并不将共产主义体制视为最终的对手，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以从内部改变的工具。尽管新左派尚未正式主导政策，但他们的许多关切在中国中央领导层的言论中得到了呼应，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和打击市场过度行为方面。
汪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本人也作为一名批判性知识分子，将中国传统的深度与西方批判思想的活力相结合，成为全球知识界争论中强有力的存在。
永无休止的文化大革命：批判性的、流亡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汪晖七岁。当时，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领导下受到打击。但在20世纪70年代，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回归精英阶层。正如汪晖所说：“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抛弃古老的传统，追赶西方资本主义。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 汪晖反对这种观点。
当时，中国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促使其不仅在外交政策上，而且在经济体制的性质上也放弃了意识形态。这些事件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华盛顿试图通过当时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领导的“门户开放”政策向中国开放，以及国内摆脱国际孤立的愿望日益强烈。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中国采取了后来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政策”，而这正是“现代中国”崛起的基础。
这个“现代中国”是汪晖研究的重要起点，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应用上。改革开放政策意味着开放，融入西方自由主义秩序，通过经济改革，包括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寻求加入西方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参与西方政治体系（如联合国），摆脱冷战逻辑和意识形态冲突。
改革开放还包括改革教育和文化领域，以及实现军事能力现代化。但所有这些都是在维护一党中心地位和巩固其权力的背景下进行的，目的是维护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种融合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矛盾的新特征。
在接下来的十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汪晖认为，这场示威活动主要不是像共产党声称的那样由“民主呼声”引发，而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混合体制导致的“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出现”。
汪晖将此描述为“市场改革的休克疗法”带来的痛苦，这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尖锐批评。1989年6月4日上午，随着人民解放军坦克逼近，汪晖是最后一批离开广场的抗议者之一。
1989年末，汪晖回到北京，当局正等着他。“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他说。“你们是什么组织？你们的同伙是谁？”他被反复质问：“你们是什么组织？你们的同伙是谁？”经过数月的审讯，他被送往西北省份陕西省，在那里，他和其他数十名被拘留的来自北京的年轻研究人员在为期十个月的流放中接受了农村生活的“再教育”。
“再教育”似乎是中国国内政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被用作一种“纪律”手段。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受毛泽东的命令接受再教育。正如农村流放影响了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及其后来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发展一样，汪晖的流放也是一个转折点。
汪晖在陕西（恰好是习近平的家乡）的经历，证实了他被流放的目的，而不是否定了它。这位被流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人回来后，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真理。在此背景下，汪晖批评了中国官方对文革的处理方式，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操纵：“这种对历史的操纵极其有害……这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局面。”
“一方面，文革仍然是禁忌，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禁忌，你就可以用它来对付任何你不喜欢的人。”因此，汪晖是那些不喜欢当局的人之一，他被流放是为了“规矩点儿”，就像文革期间的情况一样。
陕西的社会形势是汪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他认为，他的“真正教育”始于此，他说：“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北京的生活与这个世界是多么遥远。” 在那样的环境中，汪晖亲身体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政策的成果。当时的陕西深陷赤贫，犯罪率和社会问题急剧上升；暴力土地纠纷频发；男人们沉迷赌博，甚至殴打和贩卖妻女。
汪晖住在一个低于海平面的低洼村庄，他睡觉的时候，大学宿舍就会被水淹。他的日常工作包括编写教育小册子，警告农民远离赌博和犯罪，他还帮助重建了一所被洪水摧毁的小学。
汪晖说：“那一年（十个月）里，我意识到社会福利制度和合作社网络对中国许多人的重要性。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即使是统治中国的历代王朝，也通过税收和慈善来维持贫富地区的平衡。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于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并认为市场经济现在将接管一切。”
“他们没有意识到过去有多少事情是成功的，并且在普通民众中很受欢迎，比如农村地区的合作医疗保险，人们组织起来互相帮助。这在今天可能很有用，因为国家不再投资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
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或许在形式上结束了，但在实质上却并未结束。它已成为国家无法克服的根深蒂固的模式，像汪晖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作家在批评政府时，总是担心会唤起“文革幽灵”和“平反”的呼声。
如果“文化大革命”一词被用来指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反对专制政权的解放革命，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该革命由学生领导，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参与其中，那么中国的经验则颠覆了这一形象：文化大革命不是知识分子的革命，而是权威反对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革命，是集中制反对批评的革命，是流放反对自由思想的革命。
西装革命
在他的著作和讨论中，汪晖关注的是“现代中国”的矛盾，即一个在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又拥抱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然而，汪晖的焦点仍然在于渗透进共产党的巨额财富和资本。他认为，“尽管共产党官方承诺平等，但它却向富商开放了党员资格。”
许多地方官员因此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牺牲他们本应服务的农村人口为代价，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地方官员与房地产投机者结盟，非法侵占农田，在政商精英之间建立联盟，这让人想起美国和东亚的类似模式。
汪晖直面“西装”。西装不仅仅是官方制服，更是席卷国家机构，尤其是共产党的私有化浪潮的象征。2004年，在汪晖的家乡扬州爆发了一场最大胆的劳工抗议活动。
当地政府将一家国有纺织厂出售给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后，工人的股份仅被没收了30%。新的管理层导致工厂亏损，超过1000名工人下岗。作为回应，工人们走上街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们堵塞了一条主要公路，拦截了公交车，并冲击了政府大楼的大门。人们的愤怒和怨恨之情与日俱增，他们对私有化剥夺了他们的权利。
汪晖当时就在现场。他直接支持工人，帮助他们对当地政府提起诉讼。他与工人们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上大学之前，汪晖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每月收入不超过两美元。但他记得，尽管条件艰苦，工人们仍然感到安全。
他出现在扬州，与其说是组织层面的，不如说是回归了昔日的自己。仿佛他骑着那辆旧自行车，穿着那件褪色的外套和那条灯芯绒裤子，回到了家乡。但这一次，他的脸上不再只是即将绽放的笑容，而是真的在微笑：农民和工人已经起来反抗这套西装了。
因此，汪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或为那些已经通过市场改革获得巨大权力的少数群体创造法律和宪法权利……中国的民主必须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同意和有效动员的基础上，并能够保障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正义。” 因此，在他看来，解决方案是国家“只有在受到工人和农民等主要社会力量的压力时才会改变”。
他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坚信私有化是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中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汪晖直面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出：“腐败的制度基础直接源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制。”
他补充道：“腐败不仅限于个人的腐败，还包括私有化的过程，通过私有化，许多有权势的人和投资者能够将公共财产中的资金转移到私人口袋，并摆脱国家对工人阶级的责任。”
汪晖与官方学者
汪晖对“中国现代化”和“现代中国”的轨迹和概念提出了激进的批判。他认为，1989年后的当代中国思想已经脱离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现代化概念本身的结构性批判。他认为，尽管中国官方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但1989年后的改革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速度。他认为，“中国完全遵循了资本和市场活动的规律。” 因此，他质疑社会主义是否仍然在中国结构性地存在。
汪晖的思想游离于大众之外，与当代中国思想保持着距离，因为在他看来，当代思想家们已经抛弃了自己的根源。他说：“他们放弃了对资本及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以及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的分析，而仅仅关注道德层面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框架。”
因此，他发现他们从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提出与工人和农民相关思想的结构批评家，变成了道德说教者：“道德批评已经成为阶级和经济分析的替代品。”
基于此，汪晖严厉批评了他所谓的“中国官方知识界”，认为后者忽视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他说：“资本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现代化进程使我们陷入多重社会危机，例如人口爆炸、环境恶化、社会分配失衡、腐败，以及与这些问题密不可分的政治环境。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知识界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
鉴于结构性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汪晖梦想着回归共产党内部真正的思想辩论，回归到他所谓的“辉煌岁月”中，那时党内的讨论、斗争和思想具有真正的政治和思想意义，后来这一切都被国家官僚主义和市场技术官僚主义所取代。
没有武器的革命：汪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汪晖可以说是一位勇敢的知识分子，一位真正的“革命人物”。除了对中国国内思想环境的批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些观点，直接挑战中国最高当局的官方国际取向，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亚洲理论方面。
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开放必须维护，因为这事关中国的未来。在最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和常设机构主席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示，该组织应“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在同一背景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流。中国主张建设一个包容、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愿同各国一道，推动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世界期待的正确方向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主席认为，全球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主的主要工具，强调中国致力于将全球化作为支柱，到2049年建国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但汪晖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强烈批评这种看法，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全球化导致了“民族工业自给自足能力的崩溃”。他驳斥了习近平将国内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的说法，并指出全球化“无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看，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并没有产生能够超越民族国家内部新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没有能够解决亚洲和拉丁美洲等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更没有能够弥合所谓北欧与欧洲之间的差距。
至于亚洲，现代中国一再强调“亚洲人的亚洲”原则，这一口号让人想起19世纪美国为反对欧洲在西半球的殖民主义而提出的“美国人的美国”的口号。
如今，中国的这一口号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它被用来抵制西方干涉亚洲事务，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在此背景下，习近平表示：“亚洲的事情，亚洲的问题，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民自己来管。”
然而，汪晖并不认同这种将亚洲描绘成一个独立、封闭、与世界隔绝的文明空间的路径，而是认为亚洲现代性只有在其与欧洲现代性深厚的历史关联性中才能得到理解。
自13世纪以来，亚洲和欧洲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至于如果没有这种交流，“工业革命就永远不会在欧洲发生”。汪晖继续批判这种孤立主义观点，强调“亚洲”概念本身并不意味着一个统一或真实的实体，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历史产物。
他认为，“亚洲的概念始终带有矛盾的面向：殖民与反殖民、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保守与革命并存。” 汪晖拒绝建立类似欧盟的亚洲区域联盟，并指出亚洲区域政治仍然受制于民族国家逻辑，东盟或亚洲论坛等项目便是明证，这些项目在实际实施中并未超越国家框架。他断言：“亚洲的区域关系仍然是国家间关系的延伸，民族国家仍然是塑造区域关系的主要行为体。”
因此，汪晖认为，鉴于亚洲大陆巨大的文化和宗教多样性，试图在亚洲复制欧盟的经验注定会失败。他说：“任何试图将亚洲描绘成一种统一文化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亚洲的愿景必须建立在其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基础上。”
汪晖反对多党民主的论证
汪晖在接受openDemocracy采采访时，驳斥了将民主等同于多党制和选举的常见观点，他认为民主不足以遏制官僚权力或实现真正的政治代表权。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政党的数量，而在于权力的性质和分配。
他指出，即使在采用定期选举和多党制的制度下，例如俄罗斯或伊朗，真正的民主也难以得到保障，因为政治和经济精英可能会垄断权力。他以印度为例，尽管社会运动充满活力，但在议会制下，社会运动仍然薄弱，但印度民众对传统政党普遍感到失望。
汪晖警告不要被民主形式所欺骗，而忽略其社会内涵。他认为，中国突然转向多党制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广泛的民众代表权，但可能会为大资本家控制议会打开大门，从而将贫困和边缘化变成披着虚假民主外衣的“合法”现象。
汪晖将这一批评延伸到与世界各地政党衰落有关的更广泛的危机，并指出，在宏观经济政策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自由制度下的议会只不过是经济稳定的工具而已。
在此背景下，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传统政治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国家政党”，融入执政官僚体系并按照其逻辑运作，而非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行为体。他认为，这一现象是全球政治体系与社会结构脱钩趋势的一部分。
然而，尽管汪晖尖锐地批评，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主愿景。他既不墨守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也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而是呼吁一种超越这些二元性的政治新视野。他认为，中共已无力代表民众阶级，因此有必要建立代表工人、农民和其他群体的独立组织，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辩论和决策。
他强调，政策制定不能完全由党自己决定，而必须通过真正的代议机制，包括国会或议会来制定。尽管汪晖承认执政党不愿接受这种开放性，但他坚持认为，真正的政治参与不能沦为抗议升级时临时做出的经济让步，而是需要一种真正的结构性开放，以接受社会监督。
汪晖的研究方法源于他对社会和劳工运动的深切投入。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只是试图构建一种超越国家矛盾的逻辑，但这种尝试并不完整。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才爆发，旨在重塑劳动关系和社会分化。但与此同时，他拒绝完全放弃这一遗产的言论，并警告不要将社会主义归结为失败，并表示将20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实验视为“错误”就等于投降。
汪晖最后警告称，当代左翼圈子里存在一种“政治正确”，阻碍了对社会主义历史进行严肃的批判性审视。他说道：“有些人认为，只要谈论这段历史，就会自动让人联想到它的灾难。但这是一种廉价的历史书写方式。”
汪晖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政党的语境都不再代表社会力量，而是沦为服务于国家逻辑而非代表人民进行政治活动的行政工具。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党不再创造真正的差异，而是沦为国家在普遍经济共识下管理稳定的工具。
在中国的语境下，汪晖认为，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失去了与群众联系、不再代表或领导民众阶级的官僚机构。他强调，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政治生活普遍受到侵蚀。因此，在他看来，危机并非自由民主的缺失，而是缺乏一种与社会力量，尤其是工人阶级紧密相连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尽管工人阶级人数众多，但目前在政治上却缺席。
因此，政党不代表任何人，却仍然垄断着代表权。因此，政党转变为服务于国家而不是服务于人民的工具，这一现象代表了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真正的政治代表性的崩溃，因为政治已经变得技术化地被管理，而缺乏有效的民众参与。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解决方案在于引入西方自由主义政党模式，而在于重新思考一种超越这两种模式、以社会动员和真正的阶级代表权为基础的新政治。
“创造过去”
汪晖认为，全球左翼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和泛化，他对此提出警告：“左翼必须深刻反思社会主义未能超越等级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原因。然而，断言所有社会主义实验都失败了，或者它们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无异于过早投降。”
但他并不停留于批评，而是给出了更为精准的解读，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只是为社会主义国家构建一种能够克服自身矛盾的特殊逻辑的一次不完整的尝试。他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为了寻求一种更灵活的劳动分工。”
汪晖认为，理解20世纪的核心在于考察社会主义的经验。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它构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并非通过殖民主义和贸易传播，而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回应而产生的。
汪晖并不谴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瓦解负有责任，但他承认中国积极推动了这一转型，尤其是通过推行市场化和开放政策，使其成为1989年后全球社会主义体系逐渐瓦解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20世纪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现在，也重塑了它的过去。现代中国诞生于改写历史并将世界经验融入国家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历史互动正受到威胁。
近年来，汪晖致力于全球思想史、比较转型以及中国现代性（他称之为“以中国为空间的思考”）的研究。他对辛亥革命以及亚洲与欧洲思想联系的反思，架起了东西方、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汪晖的访谈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当被问及中国当前的问题时，他不会直接回答，而是回顾历史。对他来说，理解当今的问题必须追溯到20世纪。因此，当被问及当下时，他以一个相反的问题开头：“20世纪是如何诞生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论点：20世纪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时期，而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纪”。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世纪”概念，他认为，所有用于叙述中国近代史的年代划分，都源于这个特定世纪的经验。
因此，20世纪并非前一世纪的自然延伸，而是一个断裂与根本转型的起点，它重新定义了政治、社会、历史，乃至现代性本身的概念。在他看来，不经历这个世纪就无法谈论“中国的现代性”。在全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或象征性的实体，而是一个以金钱和经济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和经济实体。
基于此洞见，汪晖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要使“现代中国”诞生，二十世纪必须创造过去，而非简单地继承过去。中国现代身份的形成需要构建一种专属于十八、十九世纪的特殊叙事。在此之前，这种过去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存在，而是在一个新的国家规划中被改写。
中国汲取了法国、俄国、美国和土耳其革命等全球革命经验，将其作为政治和思想灵感的源泉。正如汪晖所说：“中国在20世纪创造自身史前史的过程，也是将其他世界历史转化为自身历史的过程。”这些“地方性”事件在其原有的语境中，成为中国历史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为理解主权、议会政治、政党和国家提供了范本。
仔细观察汪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内心复杂的人。他早年同情毛泽东思想，后来在天安门屠杀后质疑自由民主，最终拥抱国家主导的发展。汪晖拒绝遵循肤浅的意识形态定义。他始终是一位“批判性爱国者”，坚定不移地批判自己的国家，这种平衡使他既有影响力，又饱受争议。
总而言之，汪晖并非一位漫不经心的知识分子，亦非刻板的异见人士。他既非移民，亦非异见人士，更非流亡者，而是一位来自中国内部的批评家。他是一位批判性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探寻着国家、政党和社会之间关系中失落的政治意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并非错误，而是一个未完成的机遇。
汪晖拒绝仅仅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他并非志在推翻现政权，而是希望通过回归历史、批判和阶级分析，从结构上、根本上改革现政权。
最终，汪晖或许不会直接回答“你对中国的期望是什么？”这个问题，但通过他的著作、演讲和分析，他告诉我们，他期望的是一件简单而又极其困难的事情：让中国恢复记忆，按照有利于创造者而不是有利于诉讼的方式进行治理——也就是说，为了土地和人民，而不是为了资本及其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