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在种族灭绝的背景下仍接受关系正常化的心理机制
鉴于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血腥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迹象，引发了人们对其原因及其与“武力正常化”概念关联程度的质疑，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当地民众并未倾向所谓的阿以关系正常化。
当地杂志《Jurist News》发表了一篇题为《十月七日事件后中东的权力转移：以色列对地区霸权的追求》的文章，文中指出，现有数据显示，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和安全压力，以强制推行关系正常化的模式，并使之成为一种能将该地区带往新“后殖民”时代的工具——在这个时代内，该地区将无可争议地受制于以色列的霸权。
阅读更多
那么，什么是武力正常化？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驱使少数人无视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饥荒和可怕的暴行而接受它？
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战略
国家安全研究所出台了一篇题为《关系正常化的多面性：阿以关系正常化模式》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分析以色列在推动地区关系正常化方面所采用的模式而发现了三项主要策略，从隐蔽的、私下的关系、有限范围的公开谅解备忘录，一直到所谓的全面关系正常化。
然而，正如该报告所述，当前的关系正常化论调与以色列的狂喜、肆无忌惮的暴行、地区真空、美国的掩护、抓住机遇以及贪婪密不可分。
这是以色列极右翼势力重塑整个中东地区的努力之一。其模式并非简单地用正常化换取稳定或繁荣。相反，这是一种充满屈辱的正常化，它侵犯了其他国家的尊严，抵押了它们的主权，强加了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发展优先事项，从而使占领国能够持续掌握或控制那些削弱和征服地区政权及其人民的手段。
然而，尽管以色列占领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空前罪行，却仍有部分人基于心理机制而接受、容忍或者犹豫是否要实现正常化。
为正常化辩护的心理机制
根据剑桥大学一篇题为《认知失调的心理与生理相关性》的研究论文，政治心理学家指出了一套导致个体产生认知矛盾状态的心理机制。它使他们能够应对内在矛盾，因为他们试图将相互冲突的认知隔离在意识的不同区域，以避免矛盾引发的心理焦虑。而这与道德辩护或误导性比较等其他机制的激活同时发生。
加拿大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发展了道德主体和道德脱离理论，揭示了个体在极端环境、必要性或恐惧的影响下，倾向于将实际行为与道德原则相分离的程度。
班杜拉将道德脱离定义为使自己相信自身偶尔或暂时违反道德标准的过程。这是通过将道德约束与不道德行为分离，并禁用自我问责机制来实现的。当正常化以稳定、国家建设或确保防止混乱作为理由时，有些人就会忽视或者忘记将与致命敌人的正常化定性为犯罪的道德原则，即使这种正常化只是暂时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复杂，并且超出了人类的应对能力。
定向媒体擅长使用委婉的措辞来巩固这种隔阂。它们不会将与敌人或占领实体的关系正常化称为“和平协议”，而是直接使用一些委婉的措辞。在描述占领方的犯罪行为时，相关措辞也会发生变化；袭击会被称为安全措施或者军事行动。
在这方面，正如《今日心理学》上的一篇文章所述，媒体话语发挥着一种被称为“虚幻真相效应”的作用。关系正常化的积极因素被夸大到紧迫的程度，而由于信息的不断循环，部分人产生了一种虚假的确定感。
研究人员已经研究过这种现象。对此，他们解释称，不断重复的信息会增加人们相信特定信息的可能性，无论这些信息最初看起来有多么矛盾。为了加深这种误导性的效果，人们会采用诸如“伙伴关系”、“联合合作”、“共同技术发展”、“共同安全威胁”，甚至“亚伯拉罕协议”等术语。
对道德敏感性的侵蚀
这些机制与发表在专门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杂志《科学指导》上的一项研究所提到的“对道德敏感性的侵蚀”相符。关于敌人残暴和危险的数据和图像不断积累，最终沦为日常新闻报道中枯燥乏味的统计数据。
发表在施普林格·自然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对暴力缺乏同理心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的研究文章认为，反复接触创伤性事件而没有实际反应，会造成一种情感麻木的状态，或者说对他人的痛苦感到麻木。个人会习惯于这些事件的恐怖，并开始将其视为正常现象。
这种状态被用来驯服公众舆论，驯服集体良知，并使其接受后续的正常化步骤，其中的借口是：不做出让步就无法结束冲突循环，现实的逻辑需要与占领方达成谅解或和解。
此外，“学术界百科全书”发表的一项名为“道德脱节”的研究表明，道德辩护和误导性比较都是揭示接受阿以关系正常化现象的概念。
在道德辩护中，人们会使用诸如“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的目的并非承认其罪行的合法性，而是为了最终造福巴勒斯坦人自身，进而遏制占领方残酷的吞并和驱逐政策”之类的言论来说服自己。这种解决方案建立在“包含巴勒斯坦问题的区域协议可能是解决方案”的前提之上。
误导性比较则是一种心理机制，它认为关系正常化是比持续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之火更好的选择。它被宣传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能够保障安全与稳定。基于这种误导性的比较，人们潜移默化地相信，默许这种关系正常化已经成为抵御迫在眉睫的危险、引导危险方向以减少损失的必然选择。
转移或推卸责任
最终，那些“理解”关系正常化问题的人会诉诸心理机制来推卸或转移责任，正如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的一项题为“实施不人道行为中的道德脱离”的研究所述的那样，他们将责任归咎于导致接受关系正常化的当事人或环境。
根据他们的前提，关系正常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为必然，这或者是由于来自美国等大国的压力，或者是出于地区大国推动的、推动关系正常化的强大地区趋势。对他们而言，责任在于那些创造了这种让他们迫不得已的环境的世界大国或地区大国，而一旦它们决定对抗这些环境，就会陷入孤立。
一些人甚至认为阿拉伯国家应当对此负全部责任，并认为它们以某种方式与以色列占领国建立了秘密关系。这正是他们逃避拒绝关系正常化的道德和原则责任的开端——这种道德责任要求人们全力抵抗。
然而，加沙血腥事件的反复发生及其伴随的心理创伤似乎已经使一小部分民众感到麻木。然而，事件的严重性强化了采取更大行动的必要性，以摆脱威胁该地区全体人民的占领国的魔爪。
民众是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最近的统计数据证实了当地民众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明确拒绝。阿拉伯人权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阿拉伯人反对其国家承认以色列。具体而言，有统计数据显示，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沙特人比例已从38%上升至68%。
在摩洛哥，民众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支持率从2022年的31%暴跌至十月事件后的仅13%。这揭示了关系正常化项目所依赖的民众基础的脆弱性，也表明阿拉伯民众对这类项目的反对是其成功或可持续性道路上面临的重大障碍。
目前，阿以关系正常化得到了美国绝对支持的有力支撑，尤其是在特朗普重新掌权之后，而且美国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恐怖行动毫无愧意。
然而，这种绝对支持并不能保证其可持续性。根据“中东之眼”网站在2025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被视为“会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造成决定性影响”），可能会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地区承诺，并将资源分配到更重要的领域内。
以色列也正遭受日益严重的国际孤立，这威胁到其长期合法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恶化将会更加明显，而这将逐渐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历史记录表明，以色列一贯不遵守条约。这种违背承诺的模式证实，以色列会利用任何协议作为平台，以各种安全借口获取额外利益，并使关系正常化成为一项亏损的投资，这只会加剧不同民族和政权之间的隔阂，并且缺乏战略上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