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打压转运的措施给东南亚经济体造成了危害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给东南亚出口型经济体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背景是特朗普政府正在严厉打击通过第三国出口以规避美国对华关税的商品。
根据特朗普在上周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如果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认定某种进口到美国的商品为“转运商品”，则将面临40%的惩罚性关税，以及罚款和任何适用的原产国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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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关税将于本周四生效，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将对特定国家征收10%至41%不等的关税。
虽然中国是这项新转运税的主要目标，但该税仍适用于所有转运商品，而无论其原产国如何。贸易专家们表示，东南亚地区可能会遭受更大的冲击，因为该地区的供应链与中国制造商高度整合。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普安·亚蒂姆表示，其影响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如何定义转运商品，而这一点目前尚不明确。
亚蒂姆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华盛顿坚持狭隘的解读——只针对从中国进口、经过少量加工或重新贴标后再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那么该措施对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造成的经济影响可能会很有限。”
她又补充道：“然而，如果采用更广泛、更具惩罚性的解读——任何含有大量中国成分的商品也被视为违规，则可能会对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造成经济灾难。”
多年来，中国制造商一直在稳步向东南亚地区扩张，这也是其“中国+1”战略的内容之一。
该战略帮助中国企业规避美国关税、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这在新冠疫情的封锁期间尤为令人担忧。
根据东盟方面提供的数据，从2020年到2024年，中国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已从71亿美元增长至193亿美元。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同期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从3850亿美元增长至5870亿美元。
中国出口激增，其中包括贴错标签以掩盖其原产地的商品，从而使东南亚成为了特朗普政府的攻击目标。
“企业需要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来生产运往美国的产品，但由于企业卷入了该地区的非法转运，特朗普政府严重偏向于认为东盟是转运的主要渠道”，亚洲解码公司驻新加坡首席经济学家普里扬卡·基肖尔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
引发华盛顿愤怒的一个关键贸易案例集中在太阳能电池行业。
经过持续数年的调查，美国商务部于今年4月宣布对涉嫌非法出口中国商品的东南亚制造商征收高达3500%的关税。
基肖尔表示，东南亚当前的处境非常“棘手”，它必须安抚美国——该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又不能疏远中国。
中方威胁要对那些与美国达成有损其利益的贸易协议的国家“坚决采取反制措施”。
今年5月，马来西亚宣布将不再允许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签发原产地证书，以保障其出口的完整性。
越南同样在今年5月与美国达成的框架协议中同意征收40%的转运关税，而印尼贸易部长布迪·桑托索却在上个月表示，该国反对转运。
新加坡“APAC”咨询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奥肯表示，尽管东南亚各国政府努力安抚美国，但转运关税仍可能会给私营部门带来重大的合规问题。
美国如何对待由来自多个国家的零部件组成的产品，将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
美国关税通常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奥肯表示，关税是根据产品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地点来确定的，但如果特朗普政府仅仅因为产品中包含少量中国零部件就对其征收关税，那么相关的合规和执行都将极其困难。
奥肯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你必须对供应链进行以前从未做过的调查。”
他还表示，这些变化“可能会重新定义贸易”。
全球采购服务提供商龙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劳布表示，在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经济体征收关税，以削弱“中国+1”的竞争优势之际，其对转运的严格解释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东南亚的吸引力。
根据特朗普最新的关税政策，新加坡的税率为10%，而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税率则为19%或20%，低于白宫最新关税框架下针对中国的30%的税率。
特朗普的转运关税可能会削弱这一优势。
“中国的很多供应策略一直是在海外建立某种内容和价值有限的设施，增加这些设施基本上是为了转运。我怀疑这种做法将会停滞不前”，劳布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
一位驻华盛顿特区、为企业提供中国贸易和供应链问题咨询的顾问表示，他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但这损害了美国出口商的利益。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问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服务中国市场的公司，正在加大力度，旨在为中国市场打造本地化的供应链。”
该顾问表示，依赖外国钢铁等原材料（这些原材料需缴纳单独关税）的行业企业发现美国的制造成本过高，因此，它们开始将制造业迁出美国。
他指出，“这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与特朗普政府的意图背道而驰”。
经济学人智库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尼克·马罗表示，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美国的政策方向对东南亚而言无疑是不利的。
“显然，美国对转运感到担忧”，马罗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
“显然，美国正在采取行动以打击转运，因此，对于那些将自身押注于‘中国+1’等项目的投资者、公司和政府而言，我们现在看到它们正在重新评估，而这正是投资者在其战略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