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一切都不是偶然。医院并非因为导弹偏离目标才遭到轰炸，教堂也不是因为占领军的误判才成为袭击目标，记者也并非因为情报不准确而遇害。加沙儿童挨饿，并非战争的悲惨现实所迫。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清晰可见，几乎毋庸置疑：以色列就在全世界眼前为所欲为，并蓄意将饥饿作为种族灭绝的武器。

尽管在加沙犯下的罪行极其严重，但此类悲剧并非始于此，也绝不会就此结束。诚然，在各方的关注之下，加沙仍肆意受到侵犯，并仍在目睹可耻的关系正常化进程。然而，这起“公开而明目张胆的罪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并提醒我们：大屠杀或许是全人类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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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屠杀的辩解通常基于自卫、国家安全和应对感知到的生存威胁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根植于将暴力行为合法化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基于此，我们力求通过多维度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种族灭绝，探索灭绝行为的深度及其各个层面和影响。

在加沙，灭绝行为已持续近24个月并超过了700天，尤其危险的是系统性暴力的正常化。

在种族灭绝的语境中，“正常化”指的是国际体系和社会，尤其是阿拉伯社会，逐渐习惯于那里发生的可怕暴力和系统性破坏，并允许生活照常进行，即便这些暴行依然存在。这使得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饥荒、儿童和妇女遭到的屠杀、断水断电、医院、学校和宗教场所遭到的轰炸，以及整个社区和家庭承受的毁灭——看起来像是常态，并且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下。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自2023年10月以来发生在加沙的事件，能否预示着世界将与冲突和战争造成的悲剧共存的未来？大规模屠杀是否已成为我们共同现实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色列有组织地承认种族灭绝

近两年来，以色列决策者、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发表的无数声明都明确表达了实施种族灭绝的意图。

这些声明传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大多数或所有加沙地带居民都对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事件负有责任或支持该事件，而以色列官员认为这是打击所有此类事件的理由。

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非人化是种族灭绝和暴力的先决条件。自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建立之初，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这种做法就一直存在，并且是全面种族清洗和驱逐进程的一部分。

致力于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合作的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于2025年7月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的种族灭绝》的报告，并在其中详述了巴勒斯坦人正在经历的种族灭绝的几个显著特征。

这些特征凸显了侵略的意图、范围和影响，以及其实施机制。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这是以色列机构首次将加沙发生的事情定性为种族灭绝。虽然这一承认迟到了二十多个月，但鉴于以色列一直矢口否认加沙发生的事情，这份报告就显得尤为重要。

数万西班牙人走上马德里街头高呼抵制以色列 (半岛电视台)

这份报告强调了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的范围和严重性，并证实以色列政权正以明确且有组织的方式来摧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社会。

这一意图源于以色列领导层意识到其滥杀无辜、蓄意断粮以及系统性摧毁民用基础设施政策的毁灭性后果，并决定继续并升级袭击，同时一再阻挠与抵抗力量达成和解与协议的努力。

《启示录》当中的“海兽”

这篇报告将当前的以色列领导层描述为《启示录》当中的“海兽”——他们受到极端种族主义多数派的支持，既体现了最为暴力的动物特征，又在残暴程度上超越了它们。大规模屠杀和伤亡是其另一个特征。2025年7月23日，加沙卫生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侵略行动开始以来，至少有6.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1.8万多名儿童，另有16万人受伤。

另一份关于加拿大军火工业及其与加沙种族灭绝关系的报告，则明确地将F-35战斗机称为针对加沙人民的“屠杀工具”。报告称，当袭击目标是民宅、难民营、逃亡家庭和平民时，这种描述只是残酷的一种“委婉说法”。

这些飞机携带9吨重的炸弹和导弹，用于摧毁该地区的居民区和实施暗杀。人口稠密的地区——即使是在为平民指定的安全区——也成为持续轰炸的目标。系统性地使用重约950公斤的GBU-31掩体炸弹，使大规模死亡成为了蓄意行为。

其中一个明显案例是2024年7月13日发生在马瓦西的大屠杀——该区域被指定为“安全区”。一架F-35战斗机投下了3枚GBU-31炸弹，造成至少9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00人受伤。炸弹击中了帐篷、一个食品厨房和一个海水淡化厂。

目击者报告称，四轮驱动直升机向医护人员开火。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了针对马瓦西的袭击，并指出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如此重型的弹药表明这是“蓄意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惯常做法”。

摧毁加沙人民的生活基础

以色列领导层试图通过大规模破坏卫生系统，以使加沙变得无法居住，并导致婴儿和胎儿死亡。纳赛尔医院的一名志愿医生称，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死亡人数增加了100%。孕妇流产率增加了300%。近三分之一的妊娠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五分之一的分娩存在早产或低出生体重的问题。

以色列阻止、限制或阻碍重要医疗物资（例如药品、止痛药和呼吸机）进入加沙，一些获准的物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洗劫一空。以色列军方实施封锁并突袭医院，声称这些医院服务于哈马斯的军事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这一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毫无根据，并且违反了国际法。

占领还摧毁了粮食和农业，农田使用受到限制。定居者暴力事件增多，从而使农业生产——尤其是橄榄树的收获——几乎不可能进行。

我们目睹了约旦河西岸家庭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急剧恶化，到2024年，西岸至少有7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较上一年增加100%）。以色列士兵还向加沙地带发射了火箭弹。占领军和美国雇佣兵向加沙人道主义组织设立的食品分发中心的两千余名巴勒斯坦人开枪，并造成他们死亡。

此外，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加沙超过85%的学校遭到破坏，剩下的学校被改建成避难所，但这些避难所却被摧毁，其中寻求庇护的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手无寸铁的平民。

因此，加沙居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轰炸之下，并寻找着“地面上已经不复存在”的避难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成了占领军的目标。袭击导致了大范围的混乱和社会结构的瓦解，人们为了生存而互相攻击。在以色列的支持下，武装犯罪团伙利用安全真空而制造问题。

此外，占领军还袭击了当地媒体，在2023年10月至2025年1月期间，以军共杀害了160名记者，其中大多数是在工作期间、在身穿身份识别背心的情况下遇害的。这使得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成为过去30年来记者所遭遇的最为血腥的冲突，这一目标揭示了种族灭绝的另一个特征：控制叙事的欲望。

监狱经历在囚犯的身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许多人报告称，由于在拘留中心遭受虐待，他们遭受了持续的身心恐惧。人权组织记录了以色列监狱中严重且残暴的虐待、酷刑、殴打和强奸行为，并将其描述为“充满仇恨和病态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残暴报复”。

这些特征共同描绘出构成针对巴勒斯坦人种族灭绝行为的系统性和蓄意性。然而，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了解这场种族灭绝持续至今且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秘密。2025年8月7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占领加沙城的计划——预计至少还要持续5个月或一年的大规模屠杀，以扩大占领军对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

资本主义与种族灭绝

权力结构和经济利益在延续冲突和非人化并从中获利方面紧密交织，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提出的“食人资本主义”概念所证明的那样。这一体系本质上吞噬了其非经济支持来源，包括人命和公共权力，并通过非人化和剥削特定群体来推动财富积累。

这种动态通过结构性剥夺和非人化来运作，因为资本主义依赖于“天生脆弱”的群体。南希·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依赖于强制剥夺被奴役人口和少数群体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必要且持续存在的特征”。

这一过程与帝国主义的种族压迫密切相关，在这种压迫之下，人们被种族化为天生脆弱，并被剥夺政治和法律保护，使他们毫无防备，成为“被反复剥夺的合法目标”。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体现在“非人类”和“人形动物”等表述中，是占领军实施种族灭绝的必要条件。这使得诸如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空中灭绝行动以及针对流离失所者社区和营地的破坏行动得以进行。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提出了“死亡资本主义”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死亡和人类苦难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必需品。这一体系蓬勃发展，在“他人的死亡被当作商品交易”的、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超高效氛围下，加沙冲突如同乌克兰战争一样，成为军火行业公司的重要资源，以使它们能够“在实战中测试其军事装备和服务”。

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于2025年7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有5家公司从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获得了2.4万亿美元的合同，约占该部门同期4.4万亿美元可自由支配支出总额的54%。这5家公司（洛克希德·马丁、波音、RTX、通用动力和诺斯罗普·格鲁曼）获得的合同总额远远超过同期分配给美国外交、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预算（不包括军事援助）的3560亿美元。

研究表明，这笔巨额支出不仅惠及传统的“五大”军火公司，也惠及“新兴军事技术领域”。

美国军火工业从乌克兰和加沙战争相关的武器销售大幅增长中获利颇丰。这表明军费开支的优先性如何延伸至国际冲突。以色列国防公司，例如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明确地将加沙战争作为“开发武器系统的试验平台”，然后将这些“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推销给国际客户，并以此“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中获利”，这体现了他们如何利用苦难并将其商品化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

资本主义因此剥削公共当局，并试图“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责任，削弱国家保护其民众的能力。

媒体封锁

各国政府进行“系统性混淆和歪曲”以影响公众舆论，并使他们相信自己不支持以色列实施的种族灭绝。例如在加拿大，媒体的欺骗行为让加拿大公司得以继续从种族灭绝中获利，而加拿大政府则误导民众，使其相信该国已不再向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占领军提供武器，并声称只向其提供了“非致命性”的军用物资，并以此误导公众舆论。西方各国政府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在压制亲巴勒斯坦的声音，并以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来压制批评人士。这种自我审查已经延伸到了知识分子、政客和议员的层面。

正如武器报告所述的那样，加拿大继续向以色列直接供应加拿大制造的军用物资——尽管这些物资存在着被用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大风险，从而违反了其在《武器贸易条约》及其自身进出口许可法下的义务。联合国专家一再呼吁对以色列实施全面武器禁运。

加拿大公司深度融入以色列军工联合体，为F-35等致命军事系统提供关键部件。其中包括子弹、飞机零件、雷达系统和电子战部件的运输，直接使以色列得以犯下战争罪行。

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的普遍危机是“功能失调和控制的巨大纠缠”。这些危机——包括缺乏对儿童的社会关爱、环境破坏以及公共权威的削弱，与帝国主义和种族压迫密不可分。

简而言之，权力结构和经济利益通过制造出一类在结构上“可侵犯”的主体，使他们完全被剥夺了权利，将苦难和死亡商品化以牟利，并通过政府不透明以及军工联合体的深度整合来积极破坏民主问责和国际法，从而延续了种族灭绝和非人化。这种系统性动态使资本能够掠夺人类生命、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并从持续的系统性暴力和不公正中获利。

因此，除了普遍存在的系统性暴力和持续不断的种族灭绝之外，我们必须应对的是，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之下，在政治力量的掩饰和共谋支持下，全球经济体系如何系统性地将人类贬低，以便从中榨取利润或进行实验。对这些过程而言，非人化至关重要——这种非人化助长并延续了困扰当代社会的暴力和剥削。

加沙种族灭绝不应被视为孤立事件，而应被视为各种历史、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紧密交织所导致的复杂结果，其中许多力量因当代全球变革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而加剧。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六大具体特征来审视加沙种族灭绝。

加沙种族灭绝的六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定居者殖民计划及其向种族灭绝经济的演变。加沙局势的根源在于一项殖民计划——该计划历来为了犹太人的商业利益而剥夺当地居民的土地。如今，该计划已从占领经济转变为种族灭绝经济，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暴行不仅仅是其后果，更是许多实体的一项有利可图的冒险。

许多商业实体，包括武器制造商、科技公司、建筑公司、能源供应商、农业公司、零售商和金融机构，都从以色列的占领及其当前在加沙的行动当中获利，并为其提供了便利。这与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和非人化手段获取资源和权力的历史模式息息相关。

第二个特征是系统性地非人化和控制现有叙事。导致这些暴行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正是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而这是通过操纵语言来实现的，例如使用“恐怖分子”或“破坏分子”等术语来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为暴力行为洗白并控制主流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策略被称为“哈斯巴拉”（hasbara），主要通过呈现以色列的叙事来塑造全球舆论，同时压制或歪曲反面叙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手段是强调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袭击事件，而完全不考虑阿以冲突的历史背景。

此外还有选择性同情——关注以色列人的苦难，同时淡化或忽视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和苦难。此外，异议受到压制，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并以此压制异议，从而导致活动取消、学术审查以及对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的人身攻击。

第三个特征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崩溃——加沙事件标志着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终结。

这种崩溃的特点是对国际机构信任的侵蚀。各国政府和强势行为体——尤其是在特朗普这样的政策下，正在表现出对多边机构和国际准则（例如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的蔑视，并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并建立基于交易的关系。

如今，双重标准屡见不鲜。西方各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其动机包括历史罪责（例如德国对犹太大屠杀的罪责）、地缘政治利益、经济联系（尤其是与美国主要武器制造商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诸如“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阿拉伯种族主义等偏见。即使以色列的行为被谴责为战争罪或种族灭绝，这种支持也将持续存在。

这场冲突还揭示了冷战后“历史终结”叙事的脆弱性——该叙事假定自由民主将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它凸显了理解进步和治理的传统框架的崩溃，并导致了普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第四个特征则是身份认同之战的出现。西方和以色列的部分言论将加沙冲突描述为一场身份认同之战，这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全球趋势，即“文明国家”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模式。

这些国家将文化和历史认同置于政治或法律边界之上，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这在以色列作为“文明世界”捍卫者的自我概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五个特征是互动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方针影响了国际秩序的性质，而这种方针的核心是“美国优先”，强调经济协议和双边交易，而非长期联盟或人权。

这影响了地区和全球动态，并往往将眼前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伙伴关系置于传统外交规范或人权考量之上，从而间接地赋予了独裁政权权力，并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状态。

最后是其第六个特征，即阿拉伯世界的动态及其现有的共谋行为，此外还必须探讨阿拉伯世界内部导致加沙持续种族灭绝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阿拉伯政权无视民众愤怒而继续无所作为。许多阿拉伯政府被认为优先考虑自身利益以继续掌权，而非阻止这场种族灭绝。

此外，还存在经济压力和社会疲惫等问题，阿拉伯公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和自由受限，这种疲惫感和无助感可能会掩盖巴勒斯坦事业的紧迫性。

认知适应和社会隔离也加剧了这一问题。一部分阿拉伯公众开始表现出心理疏离，并认为加沙种族灭绝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害与自身无关，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从而降低了采取行动的道德责任。

将暴力作为牟利机器

如今，暴力形式多种多样，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到内战，再到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武装暴力。这些形式共同表明，大规模屠杀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全球范围内与武装冲突相关的平民死亡和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在急剧增加，而他们获得的保护却在不断减少。

联合国秘书长在今年5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描绘了一幅黯淡的景象。与此同时，解决冲突的传统国际手段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效。因此，必须系统地、紧急地记录冲突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并相应地重新调整保护平民的方法。

在加沙地带、乌克兰和苏丹持续不断的战争中，平民遭受的大规模袭击很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这却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动态：近年来，暴力冲突的数量和强度都在显著上升。

2023年，全球暴力冲突的发生次数超过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死亡总人数也随之上升。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死亡人数创下自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也将是自1989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暴力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事实上，近年来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一直在上升。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加沙局势依然严峻，但这与之前相比仍然存在重大变化——暴力冲突对平民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维度，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