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如何重塑非洲武装冲突的力量平衡？

近几十年来，军事冲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无人机正成为塑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这些技术不再仅仅是辅助工具；它们已成为标准的军事装备，并催生了一个由专门用于开发和部署无人机的军事单位、作战基地和试验场组成的复杂全球网络。这种广泛的部署反映了这项技术在各国防御和进攻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在乌克兰、叙利亚、也门等地区以及其他地缘政治热点地区的当代战场上清晰可见。天空中日益密集地布满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尺寸、技术能力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它们的用途广泛，从精确的情报收集、定点空袭、高精度的火炮定位，到旨在破坏敌方系统的复杂电子战任务。这种任务的多样性凸显了它们在现代战争不断变化的性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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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攻击型无人机的使用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然而，全球化的动态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并使无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能够使用这项技术。

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日益成为传播这项技术的重要舞台。这需要从安全、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以了解其对武装冲突中的力量平衡以及地方和区域安全的影响及后果。

非洲无人机采购的兴起

1980年至2024年期间的数据显示，共有31个非洲国家购买了无人机，累计采购量达1534架。分析这一采购趋势，它在2020年达到最高峰值——采购了237架，其次则是2022年和2021年。此外，自2020年以来，每年至少达成15份双边采购协议（每份协议涉及12架以上无人机）。无人机在非洲的普及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包括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以及对这些飞机战略优势的认识不断提高——这些优势包括成本降低、可用性提高、增强监视能力的愿望以及向对手投射力量的能力。非洲无人机市场反映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2023年其价值估计为6550万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071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3%。2023年，无人机数量达到293架，到2020年可能超过663架，增长率为12.4%。

采购的无人机种类繁多，从主要用于情报收集的重量不足1公斤的小型便携式无人机，到可连续飞行24小时、飞行速度超过300公里/小时、可投放超过900公斤精确制导弹药的高续航力（HALE）无人机。

在国家采购方面，埃及成为了其中的最大买家，共采购了267架无人机，占采购总量的17.41%，其次是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相比之下，乍得等国的采购数量较少。这种差异通常与一个国家的战略位置、当前的安全挑战以及国防预算规模有关。例如，埃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军事实力雄厚，由于国防开支庞大且靠近冲突地区，拥有大量无人机。尼日利亚已参与了长达十年的反叛乱行动，严重依赖无人机来弥补其军事实力的缺口。同样，在提格雷和索马里等地区持续发生冲突的埃塞俄比亚也已转向使用无人机来增强其有限的军事实力。

从地区来看，北非位居榜首，一共拥有818架无人机（占总数的53.32%）。其次是西非，拥有338架，东非拥有218架，南部非洲则拥有160架。这一地区分布很大程度上受到动乱和安全挑战普遍程度的影响。西非的绝大多数无人机购买出自尼日利亚——该国面临众多安全威胁，幅员辽阔，并需要严密监控。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家在无人机采购方面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与青年党和提格雷等武装组织之间的持续冲突。

另一方面，无人机的分类揭示了非洲市场的不同偏好。根据北约的分类，II类（中型战术系统）无人机在采购中占主导地位，共采购604架，占到所有采购的近40%。而I类（微型、小型）和III类（中空长航时/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紧随其后，分别采购了481架和449架。

这种分布表明不同地区和参与者的作战需求各不相同。就类型而言，固定翼（VTOL）无人机绝对受到青睐——在所有采购中，这类无人机占比超过80%（1254架）。这主要归功于它们比旋翼机（144架）和固定翼机（136架）拥有更出色的航程和续航能力。

在非洲广袤而多样的土地上，冲突在偏远的沙漠、茂密的丛林和城市地区爆发，武装部队不断面临叛乱组织、边界争端和资源紧张局势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无人机正成为重塑非洲军队作战能力的实用工具。这些机器种类繁多，从小型可投掷的侦察机，到能够携带武器或补给的大型平台，它们使士兵能够扩大行动范围，而无需承担不必要的风险。随着非洲国家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需求而不断投资于国防现代化，这些飞机提供了一种填补其装备和人力缺口的手段，能够利用全球发展成果，并根据当地需求量身定制。在战略竞争时代，无人机将在提升非洲武装部队保持战术和战略优势的能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系统为多域作战中的陆军编队提供战场知识、增强的杀伤力和多样化的战术选择。操作员可远程控制半自动的设备，使其能够在更安全的地点立即做出决策。它们的有效性在多域作战的各个阶段都显而易见：从最初的情报收集阶段，到突破防线、瓦解指挥结构、抓住机遇，以及重新竞争以确保长期优势。

非洲无人机部署地图
数据来源：非洲军队、新美国安全中心、无人机扩散数据集、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 (半岛电视台)

驱动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

非洲大陆对无人机的依赖日益增长，其驱动因素包括紧迫的安全需求、技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发展重点。这些驱动因素，加上国内外参与者的作用，共同塑造了非洲大陆当前的局势。

第一：自驱因素

多重的自驱因素支撑着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无人机需求：

安全关切：打击恐怖主义、海盗以及保障边境安全至关重要。无人机提供关键的空中监视和情报收集能力，是打击叛乱行动和打击各种非法活动的有效工具。无人机能够监视广阔且往往存在漏洞的边境、追踪叛乱分子的动向并提供实时情报，这使得它成为许多非洲军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它们还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们能够进行精确打击，减少地面人员伤亡。

易于获取和使用：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创新使这些系统价格实惠、易于获取，并易于被许多非洲国家使用，从而能够将其纳入其国防和安全架构。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无人机日益复杂，在航程、续航时间、有效载荷能力和自主性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它们所需的培训更少，操作灵活，能够在通常难以进入的冲突地区快速部署。

发展需求：除了军事应用外，无人机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民用目的，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贡献。这些目的包括基础设施监测、精准农业和灾害管理。

因此，无人机的多用途特性意味着投资无人机可以同时服务于安全、经济和发展目标，从而激励各国采购无人机。

第二：主导无人机外交的外部力量

外部力量主要作为技术和系统供应商而在非洲的无人机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防工业的全球化意味着非洲国家经常从国际制造商处购买无人机。数据突显了某些大国的主导地位：

首先，中国仍然是当地的主要供应商，占到非洲国家所有无人机采购量的26%（400架）。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技术转让意愿使其成为许多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另一个主要供应商以色列，也为该市场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色列公司以其先进的无人机技术而闻名，尤其是在监视和侦察系统方面。此外，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尤其是在更先进的无人机系统或专用飞机方面。

其次，土耳其近年来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供应商之一，尤其是“拜拉克塔尔TB2”和“阿金奇”等受欢迎的型号——这些型号已被整个非洲大陆广泛采用。作为中等强国，土耳其正通过满足非洲日益增长的无人机需求，而在当地不对称地扩大其影响力。它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无人机供应商，共签署了32份协议，其中28份是在2021年之后达成的。土耳其成功地满足了非洲各国对在主要科技强国供应链之外获得现代化、价格合理的武器的需求。同样，以色列、阿联酋和伊朗也扩大了它们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

这些外部供应商不仅提供设备，还经常提供培训、维护和后勤支持，使其能够影响非洲军队的作战能力。来自不同国际来源的各种型号无人机的涌入，也凸显了非洲各地无人机型号的多样化。

“无人机外交”是指制造强国在几乎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无人机销售，旨在增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例如，对伊朗而言，近期的经济困境和国际制裁使其无人机销售成为了重要的资金和影响力来源。在苏丹战争中，伊朗无人机在2024年全年苏丹军队对快速支援部队的攻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除了创造收入之外，这还有助于削弱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包括支持快速支援部队的沙特和阿联酋。

另一方面，中国长期都在非洲大陆有着军事足迹；早在2011年，中国就向尼日利亚和埃及等国出售了翼龙无人机。与其他出售无人机的国家一样，中国利用无人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对抗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并获取资源。无人机已经成为对抗美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工具。然而，土耳其的努力也是“无人机外交”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无人机销售帮助土耳其在许多非洲客户中提升了软实力，并成为当今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至少有15个非洲国家拥有土耳其无人机或表示有意购买。

到2022年，即第一架土耳其无人机在埃塞俄比亚投入使用的两年之后，土耳其已向19个非洲国家派遣了武官，并在非洲设立了37个军事办事处。近年来，土耳其还在整个非洲大陆签署了各类军事协议，包括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签署的协议。去年，由于埃塞俄比亚与分离地区索马里兰签署了一项具有争议的海事协议，索马里切断了双边关系。这场争端最终在埃尔多安总统的调解下得到解决。凭借这一新影响力，土耳其公司可能会承包海上基础设施的开发，从而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在这一贸易走廊形成半永久性存在。此外，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发生的一轮军事政变之后，在萨赫勒国家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中，也开始出现了采购无人机的迹象。对于军事政权来说，巩固权力并应对包括博科圣地在内的恐怖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威胁，使之迫切需要能够迅速采取果断军事行动的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拜拉克塔尔TB2”无人机与其体型更大的兄弟“阿金奇”无人机，一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无人机。2019年，TB2在利比亚的亮相格外引人注目。利比亚是受土耳其支持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与其东部对手哈夫塔尔之间在非洲首次展开无人机战争的战场。哈夫塔尔装备了由阿联酋提供的武器。自那以后，订单激增，等待名单也越来越长。虽然合同细节仍属机密，但专家估计，一套由3架无人机组成的“系统”的成本约为600万美元，远低于一架战斗机或战斗直升机动辄数千万美元的造价。这弥补了其略显平庸的性能，因为其航程仅限于150公里。

因此，无人机如今已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土耳其的战略是向全球出口其军事产品。土耳其无人机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与西方国家甚至俄罗斯和中国不同，土耳其在军事装备出口方面无需经过繁琐的监督、谈判和政治协议。这些出口仅受商业协议约束，例如与乍得的交易。4架土耳其无人机取代了法国战斗机在其前沿基地的驻扎，直到2024年底恩贾梅纳终止与法国的军事合作协议。不同于法国与乍得的关系，“恩贾梅纳与安卡拉之间没有军事合作协议，而只有一项允许其采购军事装备的商业协议。”另一个案例则是：在摩洛哥，TB2 的制造商为其出售给拉巴特的无人机建立了一个维护设施，而拉巴特曾使用这些无人机袭击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部队。

无人机制造和分销国在非洲各地获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收入，将确保土耳其、中国、伊朗和阿联酋等国家在未来继续更多地参与这种“无人机外交”。

第三：蓬勃发展的本土无人机产业

非洲国家正在寻求实现无人机生产能力的本土化，尤其是随着小型商用无人机的普及，这些无人机正在被改装并融入战术行动。目前，有9个非洲国家生产军用无人机：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南非、苏丹和突尼斯，约占非洲市场总量的12%。南非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生产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一直在生产军用无人机系统。

虽然外部供应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但发展本土产业的趋势日益显著，其驱动力是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促进自力更生，并创造本地经济机会，尤其是鉴于其在未来的巨大扩张潜力。

非洲企业正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已有35款正在运行或者已经完成原型阶段的本地生产的无人机型号，它们来自7个非洲国家的13家公司，南非的Denel公司正是其中领先的制造商之一，而其他重要的本地开发商则包括尼日利亚空军技术学院、南非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阿尔及利亚工业技术研究中心等等。埃及、肯尼亚和苏丹也生产无人机，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也在合作研发非洲制造的无人机。在2024年末，摩洛哥成功试飞了第一架完全由摩洛哥制造的军用无人机“Atlas Istar”。

在非洲大陆层面，南非以94架（12款）的产量领先，其次是北非51架（14款）、西非（20架）和东非（15架）。这种区域分布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技术能力和国防工业基础投资水平。

本土无人机制造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增强了非洲国家的自给自足能力，也为非洲大陆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创造了机遇。预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因为非洲国家可能会加大对自身无人机制造能力建设的投资。

无人机的引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平衡？

无人机日益融入非洲各地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改变了冲突态势，影响了交战各方的力量平衡，并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复杂性。无人机所提供的能力，从增强型情报、监视和侦察到精确打击能力，正日益普及。是什么让那些有效利用这项技术的部队占据了上风？

非洲首次确认的无人机袭击发生在2011年6月23日，当时有一架美国无人机在索马里基斯马尤港附近袭击了一支载有两名青年党高级领导人的车队。自那时起，至少在15个非洲国家内发生了900次袭击。无人机袭击的次数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每年都在增加。尽管袭击越来越普遍，但目前无人机在进攻行动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利比亚、索马里和摩洛哥——这些国家占到记录在案的袭击次数的93%以上。

近年来，中空长航时攻击无人机（例如土耳其的拜拉克塔尔TB2、中国的翼龙无人机和伊朗的迁徙者-6无人机）的使用显著增加，这引发了人们对这项技术是否会改变国家与武装团体之间力量平衡的质疑，尤其是在国家历来缺乏有效空中力量的情况下。无人机具有显著的不对称优势，尤其是对国家行为体或资源充足的非国家团体而言。事实证明，它们能够进行持续监视，更准确地识别目标，并在降低人员生命风险的情况下实施精确打击，从而重塑战场战略。

这种技术优势可以显著提高部队的作战效能，使其能够获取更精准的情报，开展有针对性的行动，并更有效地削弱敌方能力。例如，部署武装无人机可以使部队克服数量劣势或弥补常规空中力量的不足，从而改变常规力量平衡。通过考察具体案例，可以更好地理解无人机对非洲武装冲突态势的影响：

1-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

提格雷地区的冲突鲜明地展现了无人机如何增强有限的军事能力并影响冲突结果。面对内外压力，埃塞俄比亚转向使用无人机来增强防御。在与提格雷独立运动的冲突中，无人机构成了埃塞俄比亚决定性的战略转变。当提格雷军队抵达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时，无人机成为挽救政府军免于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伊朗、土耳其、中国和阿联酋制造的无人机编队被部署，并用于对缺乏大量无人机武器库或防空系统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动反击。到2022年，这些系统使看似政府即将失败的局面转化为其军事进展，并最终包围了提格雷地区首府默克莱，并促成了停火谈判，解除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武装。

无人机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作战武器，更是传统战机的有效替代品，能够进行精确打击，而不会造成地面重大伤亡。无人机的使用也对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战士的士气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防空系统，他们无法与之对抗。无人机改变了提格雷冲突的军事格局。然而，尽管它们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却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相反，它们是使这场冲突旷日持久、复杂化的原因之一，并最终导致双方于2022年11月签署了《比勒陀利亚协议》。

2-苏丹战争

苏丹战争（2023-2025年）是非洲地区首次大规模使用无人机的冲突，它展现了这项技术如何改变了战斗态势和地区影响力。苏丹武装部队依赖土耳其的“拜拉克塔尔TB-2”无人机和伊朗的“迁徙者-6”无人机，而快速支援部队最初使用经过改装的小型商用飞机进行侦察，后来过渡到通过利比亚走私的“沙赫德-136”自杀式无人机。

2025年初，苏丹武装部队对喀土穆和杰济拉州的快速支援部队补给线发动了一系列空袭，帮助将叛军赶出首都并夺回战略要地。2025年3月，快速支援部队首次对苏丹港发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摧毁了当地的燃料库，并导致电力中断数日，共造成17位平民死亡、超过550户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航班也暂停了4天时间，从而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虽然无人机赋予了苏丹武装部队相对的空中优势，使其能够重新部署战线，但却未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与此同时，快速支援部队对苏丹港的袭击展现了叛军能够到达远距离目标并打击政府唯一后勤动脉的能力。

因此，无人机不仅仅是冲突中的战术工具；它们还成为了重新绘制权力版图的关键因素，尽管战争仍在继续，并且造成了人道主义后果，但双方都远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3-马里冲突

在马里，该国武装部队凭借土耳其的“拜拉克塔尔TB2”和“阿金奇”无人机而拥有了明显的空中优势，但其在地理和战术层面的影响力有限。大部分空袭集中在该国北部，尤其是在基达尔地区打击分离主义运动，而由于人口密度和植被覆盖率的原因，其在该国中部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较弱。而其结果就是：尽管空袭次数翻了一番，但只有一名高级指挥官受伤，平民伤亡率很高，从而促进了叛军团体的招募。

因此，过渡政府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公司签署了运营武装侦察无人机的合同，旨在追踪该国北部和中部的圣战组织。然而，由于数量稀少且情报分析基础设施薄弱，这些无人机通常用于选择性打击，造成了平民伤亡，却并未削弱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因此，这些空袭非但没有平息叛乱，反而加剧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并使部落调解变得更加复杂。

4-乍得

在乍得，主要威胁来自利比亚对该国首都的偷袭，而当地政权历来依赖法国空军来击退这些袭击。随着2023年对土耳其“安卡-S”和“阿克松古尔”无人机的采购，以及法国军事存在的结束，无人机已经成为了应对这类行动的主力。结果，乍得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利比亚境内的叛军据点，将其驱散并降低了对方的直接威胁。因此，无人机在此次冲突中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工具，尤其是在脆弱的地理环境当中。

5-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长达十年的反博科圣地和其他极端组织的反叛乱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人机。无人机在填补军事能力的重大缺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尼日利亚广袤领土上的监视和侦察方面。无人机的使用使得追踪叛军行动、识别藏身之处和进行定点打击变得更加有效，有助于削弱这些组织的作战能力。

6-摩洛哥（西撒哈拉）

无人机的使用导致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的军事交战发生了重大转变。近年来，无人机增强了摩洛哥在地面的战术优势。据媒体报道，摩洛哥拥有包括土耳其、中国和以色列在内的武装无人机编队，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空中侦察能力，使其能够监视南部边境的动向和活动。这些无人机还使其能够对特定目标发动反复打击，导致波利萨里奥阵线的4名重要领导人和一组成员被暗杀。最近一次袭击是摩洛哥武装部队在马赫贝斯地区（靠近隔离墙）附近进行的一次精确无人机袭击，击毙了所谓的第六军区司令。当时，这位司令正乘坐军车准备进入缓冲区——车内乘客全部遇难。

摩洛哥无人机进入战场减少了附带损害，并提高了摩洛哥军事行动的效率。由于军事规模较小，波利萨里奥阵线历来依赖游击战和不对称战术。然而，无人机的引入使摩洛哥凭借其技术优势，得以瓦解这些战略。这使得波利萨里奥阵线难以在该地区不被发现地行动。无人机的存在本身也对波利萨里奥阵线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对成为攻击目标的恐惧削弱了他们的行动，也影响了冲突双方边境沿线波利萨里奥阵线战斗人员的士气。

基于以上所有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人机只有在特定且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在冲突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包括：

技术获取不对称

冲突中是否有一方独占无人机或拦截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各国可以通过土耳其、阿联酋或伊朗等外部支持者获得这些系统，而武装团体则缺乏这些能力，从而造成空中优势的不平衡。例如，在2020-2022年的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埃塞俄比亚军队使用土耳其、阿联酋和伊朗的无人机击退了提格雷军队逼近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进攻。由于提格雷部队缺乏有效的防空系统或类似的无人机，无人机在改变战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战争类型：正规战争还是游击战？

双方是在进行战线清晰的正规战争，还是以打了就跑为基础的游击战？无人机对在开阔地带作战并以常规队形移动的部队有效，但对依赖隐身和分散行动的团体则效果较差。例如：在马里北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等圣战组织正在崎岖的沙漠地带发动游击战。尽管马里军队动用了土耳其无人机，但由于武装团体在当地的活动难以监控且与当地居民混合，这些无人机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场地形

地形是开阔的（例如沙漠平原）还是覆盖的（例如山脉和森林）？无人机在开阔的地区最为有效，因为这些地区可以从空中发现目标，而在崎岖不平或城市地区则效果较差。例如，在乍得的冲突中，其政府军在开阔的沙漠地区使用无人机打击叛军，由于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叛军难以隐藏，无人机有助于监控叛军的动向并对其实施精确打击。

因此，无人机在大多数非洲武装冲突中的作用仍然局限于战术层面且有限，不能将其作为决定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过度使用无人机可能会导致局势升级，并引发进一步的暴力冲突。在极少数情况下，战斗无人机能够显著改变军事力量平衡。土耳其、伊朗、中国等国生产的战斗无人机可以帮助当地政府击退叛乱分子，但前提是叛乱分子无法获得这些无人机及其对抗手段，地形相对开阔，并且叛乱分子也以常规部队的身份作战。当叛乱分子能够分散和隐藏时，无人机可以阻止其向大城市推进，但却无法阻止武装团体控制其可以藏身其中的人群。因此，战斗无人机的影响必须始终结合交战各方更广泛的战略能力和特点来考虑。

虽然对称获取先进无人机或拦截技术仍然是例外，但利比亚和苏丹的战争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介入冲突，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当缺乏无人机技术的叛乱分子与现任政府作战时，他们通常会诉诸游击战，从而降低了无人机的作战效能，并使其使用结果适得其反。

重大的安全风险

无人机在非洲冲突中的日益普及，这对当地和区域安全构成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

对区域稳定与安全的影响：无人机可能加剧冲突，从而导致局势不稳定，尤其是在其使用导致平民伤亡增加或被视为侵犯主权的情况下。一些无人机易于被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和操作，而这也构成了重大威胁，并可能增强叛乱团体的力量，从而加剧现有冲突。另一方面，对于国家而言，无人机可以增强其维护内部安全和应对跨国威胁的能力，如果在国际法律框架内负责任地使用，则可能有助于区域稳定。

导致升级和平民伤亡的可能性：尽管武装无人机的精确打击能力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害，但它们仍然存在造成平民伤亡的风险，尤其是在人口稠密地区或情报不充分的情况下。在非洲，2024年约发生了484起无人机袭击事件，横跨13个非洲国家，造成约1176人伤亡。苏丹（264起）和萨赫勒国家（145起）合计占总数的84%。此外，此类事件可能加剧怨恨和极端主义，并进一步破坏受影响地区的稳定。一些无人机系统的杀伤力和自主性增强，也引发了对问责制和意外升级可能性的道德担忧。

边境安全和空域管理

无人机（包括小型商用机型）的广泛使用，对边境安全和空域管理构成了重大挑战。识别并摧毁未经授权的无人机，无论其用于非法活动还是被敌对行为者使用，都需要先进的反无人机能力，而许多非洲国家目前缺乏这种能力。这就造成了脆弱性，并使控制国家领空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总体而言，虽然无人机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有力工具，但其日益频繁的使用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且加剧了该地区现有的脆弱性。虽然无人机对冲突态势的影响不容否认，但它们对地区稳定和人类安全的战略、道德和法律影响仍需仔细研究。

无人机成为地缘政治工具

在非洲，无人机不再仅仅是武器；它们已演变成一种多维地缘政治工具，以重塑联盟，创造一种新的技术依赖，并建立一种新的地缘战略基础，从而使多个大国无需直接交战即可争夺影响力和资源：

第一，无人机已成为一种战略工具，从而使外部大国（中国、土耳其、以色列、伊朗、阿联酋、俄罗斯）无需建立大型基地或危及士兵安全即可重塑其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无人机已被用作政治化的“安全礼物”，可在签署国防、石油、基础设施或承认冲突地区主权等双边协议的同时使用。

代理人战争在许多冲突的动态中变得显而易见：例如，在苏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都获得了外部供应的强大无人机武器库，特别是来自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和俄罗斯的供应。然而，这些无人机可能带来的任何决定性优势都被代理人战争的动态所抵消。外部行为体日益增强的作用导致资源增加，以应对其他竞争行为体可能通过无人机部署的技术创新，从而阻碍了决定性的胜利。利比亚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2016年至2020年间全球无人机的主要战场。尽管提供给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无人机在阻止退役将军哈利法·哈夫塔尔的部队进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该政府仍缺乏足够的战斗力以从退役将军哈夫塔尔的部队手中夺回该国东部地区。这部分是由于利比亚国民军的无人机库以及俄罗斯、沙特和阿联酋的支持。尽管的黎波里之战已于2020年结束，但利比亚仍然深陷动荡和政治分裂的泥潭之中。

第二，无人机使非洲国家能够在传统的西方框架之外实现安全伙伴多元化，从而削弱西方的霸权。例如，马里正在用土耳其和瓦格纳公司的无人机取代法国军队，而乍得也在获得土耳其的“安卡-S”无人机后结束了法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

第三：非洲的冲突地区已经成为了试验场。利比亚、马里和苏丹已成为“实战试验场”，制造国正在试验新一代无人机及其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作战策略。这形成了一个出口-反馈循环：无人机在非洲部署→实战测试→改进→再出口。

第四：分裂和升级的风险。在政府与恐怖组织或民兵组织之间的冲突中，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使谈判进程复杂化，增加了国际调解的成本，并最终导致冲突延长和失败国家的产生。这种情况符合某些国家和行为体的利益。

第五：无人机已经成为非洲主权和权力的象征，尤其对军事政权和深陷内部冲突的国家而言。虽然无人机可能具有象征意义和战术效用，但它们无法取代专注于改善治理、建立法治和制度的连贯安全战略。随着外国势力的介入、叛乱分子的适应以及军民紧张局势的升级，无人机的扩散有可能造成新的安全威胁，使其本身成为目的而非实现真正安全收益的手段，或者沦为敌对势力的宣传工具，夸大其能力并在民众中散播恐惧。

无人机的扩散虽然带来了战术优势，但也给非洲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敌对无人机的使用所带来的直接战术威胁，以及与系统监管、道德考量以及意外升级和军备竞赛的可能性相关的更广泛问题。

无人机越来越多地被恐怖组织、叛乱分子和民兵组织所使用。这种增长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包括技术进步使其更易于使用并能够收集和传输数据；成本大幅降低；易于访问并从全球恐怖网络获取知识；以及能够改变正规军和资源有限的团体之间的力量平衡。

实际例子包括：索马里和肯尼亚的青年党使用无人机进行监视、宣传和攻击协调；ISIS当地分支利用无人机进行宣传和战术监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进行监视和袭击。

这种发展对地区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无人机使恐怖组织能够开展更复杂、更致命的行动。然而，萨赫勒地区和东非的经验表明，无人机并未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和法国的飞机为当地的一些行动提供了侦察和精确制导支援，但这未能阻止ISIS在大撒哈拉地区的扩张，也未能阻止青年党在索马里的扩张。因此，无人机虽然延缓了大规模袭击，但并不能消除极端主义的真正驱动因素。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有必要增强反无人机能力，改善情报共享，规范无人机的销售和出口，并加强国际合作。而这需要采取全面而多方面的应对措施，以确保非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

许多非洲国家缺乏全面的监管框架来规范无人机的采购、使用和监管。这种监管真空为不道德的非法活动创造了机会，包括走私、间谍活动和未经授权的监视。

缺乏明确的法律准则也使无人机卷入造成平民伤亡或侵犯人权事件时，解决问责问题的努力变得复杂。建立健全的法律和道德框架对于确保负责任地使用这项技术并减少潜在的滥用至关重要。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进步，对有效的反无人机能力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非洲国家面临着开发和部署先进系统以探测、跟踪和消灭敌方无人机的挑战。这涉及对干扰器、诱饵和动能系统等技术的投资，以及对这些技术进行有效使用的培训。采购和维护此类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对许多国家来说可能令人望而却步，从而造成了巨大的安全漏洞。

武装无人机的使用引发了深刻的道德问题，尤其是在针对个人、造成平民伤亡的可能性，以及对操作员的心理影响方面。一些无人机系统日益增强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困境，模糊了责任和问责的界限。因此，非洲国家在将无人机纳入其国防战略时，必须考虑这些复杂的问题，以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原则。

在非洲国家之间，无人机能力的不平等分配可能会加剧现有的地区力量失衡，并加剧军备竞赛。拥有先进无人机能力的国家可能被视为威胁，进而导致不信任和潜在的紧张局势。相反，缺乏此类能力的国家可能会感到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这些能力，从而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因此，在无人机监管和安全合作方面采取合作方式，对于防止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至关重要。

结语

无人机在非洲武装冲突中的日益广泛使用已不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进步。它已成为一种现象，对重塑非洲的版图和力量平衡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深刻地改变了非洲战争与和平的性质。

最初，无人机只是一种简单的侦察工具，如今却已成为一种战略武器，影响着战斗的结果，使威慑考量更加复杂，并对非洲国家构建其安全主权构成了新的挑战。

埃塞俄比亚、苏丹、马里、乍得、尼日利亚和摩洛哥的案例表明，无论是从土耳其、中国、伊朗或以色列进口，还是由本地制造，无人机都不再被用作辅助工具，而是成为了决定力量平衡的关键因素。然而，这种转变也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目睹的只是暂时的军事发展，还是交战规则和非洲武装冲突本身性质的根本性变化？

如今，无人机的蓬勃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非洲武装冲突的态势。令人担忧的不仅是这项技术使用者的多样性——从国家到民兵，还有规范其使用的监管和道德框架的缺乏。没有明确立法的空中监视、没有问责的无差别打击以及没有人权保障的不断增长的能力都表明，非洲大陆正走向一场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而这将引发新一轮的地方和地区暴力事件，并使和平与稳定的前景变得复杂。

因此，专业军队必须在无人机的战术优势与对其局限性和风险的理解之间取得平衡。供应商必须确保向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无人机是维护安全稳定的工具，而不是威胁安全稳定的手段。这就意味着，无人机的采购必须与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原则挂钩，并以此为先决条件。

非洲无人机的未来并非取决于谁拥有它们，而取决于谁控制它们。单靠技术无法创造安全，还需要政策和机构。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技术势头转化为机遇，以建设更智慧的国家、更负责任的军队和更安全的社会。

各方要么利用这项技术，并通过治理和问责来使之服务于和平与安全，要么使它成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新燃料。

来源: 半岛电视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