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美国 F-15E 攻击鹰战斗机的夜间侦察任务时，机组人员遇到了现代空战中最快的挑战之一：大量无人机群。

飞行员坐在前座，专注于在充满威胁的天空中驾驶和操纵战斗机。后座上，另一名军官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雷达、瞄准吊舱和防御系统等多个屏幕和设备，筛选着数十个令人意外的信号，每个信号都代表着一架攻击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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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凸显了后座军官——武器系统军官——的重要性。正如英国皇家空军官方招聘说明所解释的那样，武器系统军官的职责是收集情报、支援地面部队，同时管理飞机上的武器。

武器系统军官的重要性在于他作为战术协调员和武器操作专家的角色，在后座指挥战斗，而不是参与飞机的驾驶。最近的战斗经验表明，驾驶舱内配备两人可以节省时间并提高安全性，尤其是在遭遇多个目标且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据参与这些行动的官员称，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才能在适当的时刻应对数十次这样的飞行挑战。

这位堪称“闪光大师”的武器系统军官，在承担的任务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一角色在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中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战斗机机组配备两名成员可以分担现代战斗机战术带来的复杂任务（盖蒂图像）

后方指挥有时是如何运作的？

在现代军事航空领域，战斗节奏加快，空中任务更加复杂，驾驶舱内拥有两名机组人员仍然是一个明显的优势。两名机组人员可以分担现代战斗机战术带来的复杂任务。

美国空军武器系统官员埃里克·奥斯滕多夫中校证实了这一点，他驾驶 F-15E 攻击鹰和 F-111 土豚战斗机已有 30 多年。

武器系统军官并非副驾驶，而是在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合格伙伴。飞行员专注于指挥、机动和导航，而武器系统军官则负责操作雷达、传感器、红外和通信系统，并管理战斗机复杂的武器库。

在实际应用中，这可能意味着侦察飞行中的军官可以将敌机的坐标传输给盟军战斗机，或者使用传感器干扰敌方雷达以掩护友军攻击中队。这些任务需要人类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而自动化本身无法复制。

强化训练、人类判断和技术熟练程度的结合是空军武器系统军官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通常隐藏在幕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前排座位后面。

职责分离旨在减轻和分担负担，尤其是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个人很难同时掌控所有细节。在这种模式下，飞行员可以自由地管理飞行操作并与其他编队协调，而武器系统军官则专注于跟踪目标和准备武器。

在许多任务中，这位军官实际上成为了行动的指挥官。例如，在B-52轰炸机的作战中，他负责制定武器计划并监督其实施。在F-15“攻击鹰”战斗机上，他坐在四个屏幕后面，显示警告、图像和战术数据。他的任务是整合这些信息，精确指挥打击路线。这意味着他需要理解地面指挥官的意图，将他们的意图转化为武器计划，然后向飞行员发出发射指令。

这一角色也曾在退役的英国“狂风”战斗机中出现。一些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回忆说，武器系统官的存在赋予了他们更大的信心和灵活性，而向单座飞机的过渡让他们失去了这种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

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着他的 F-35A 战机（路透）

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或许我们可以将当代武器系统军官的角色与过去时代的观察员和领航员的角色联系起来。在二战轰炸机中，机组人员负责导航、轰炸和武器装备。

冷战期间，飞机变得越来越复杂，双座设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的F-4“鬼怪”II战斗机需要一名后座军官操作雷达和导弹，当时美国空军的这一职位被称为“武器系统军官”。

同样，英国皇家空军著名的“火神”战略轰炸机，以及后来的“旋风”攻击战斗机，都配备了负责导航和瞄准系统的领航员。这些后座军官在当时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在投放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多用途飞机的出现，“武器系统官”这一头衔正式成为官方术语。美国F-111“土豚”战斗机是首批将这一角色纳入右座任务指挥官的飞机之一。

当 F-15E 攻击鹰作为双座攻击战斗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投入使用时，武器系统官的角色已经牢固确立，因为该战斗机将空对空作战与精确打击相结合的任务超出了单个飞行员的能力。

英国皇家空军则将领航员的角色发展成为现代武器系统军官。“狂风”GR4战斗机自20世纪90年代起直至2019年退役，一直是英国皇家空军进攻行动的主力，它同时搭载一名飞行员和一名领航员。

最初，领航员的职责仅限于导航和武器投放。然而，随着飞机系统的升级，从夜视镜到激光瞄准吊舱和GPS制导武器，他的职责也随之扩大。许多改进，例如地形跟踪雷达和激光制导炸弹，都是由后座的武器系统军官操作的。

战斗机和轰炸机

近年来，美国空军的“攻击鹰”军官在中东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战斗机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武器系统军官与地面控制人员协调，即使敌方目标距离盟军很近，也能精准打击。

F-15 攻击鹰战斗机于 20 世纪 80 年代问世，是其前身 F-15 鹰的直接发展版本，后者从一开始就被设计用于夺取空中优势和空对空作战。

但新版本采用了不同的理念，保留了原版“鹰”式轰炸机的灵活性和威力，同时增加了先进的地面攻击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双重用途武器，能够穿透敌人的防御空域，投下大量炸弹，并杀出一条血路。

如此大规模的任务，需要兼顾空中优势和地面攻击，单机飞行员难以执行。因此，“攻击鹰”采用深灰色驾驶舱设计，可容纳两名飞行员，方便他们协同执行任务。

美国空军司令部也高度赞扬该小组在保护飞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武器系统军官在扫描传感器时，可以探测到地对空导弹或敌方战斗机等威胁，从而帮助飞行员进行机动或迎战。

这一角色并非“攻击鹰”的专利。美国战略轰炸机舰队也明显依赖于这一角色。超音速B-1B“枪骑兵”轰炸机拥有四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两名负责进攻和防御系统的武器系统军官。他们负责制定武器发射计划、编程GPS制导弹药、操作瞄准吊舱以及管理电子干扰和预警系统，而飞行员则专注于低空驾驶这架巨型飞机或配合指挥。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也是如此，其职责由武器系统军官承担，历史上被称为雷达导航员或轰炸军官。在远程打击任务中，武器系统军官负责设定目标，并根据指令按下按键发射导弹或炸弹。

2016 年 4 月 9 日，一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停泊在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

至于皇家空军，即使在“狂风”战斗机退役后，武器系统军官的职责依然存在，他们在配备先进传感器的多机组飞机上执行任务。最突出的例子是波音P-8A“海神”海上巡逻机，用于追捕潜艇和保卫英国海岸线。

该飞机通常搭载两名飞行员和最多七名人员执行任务，任务通常由一名武器系统军官指挥。在无人机领域，一些英国皇家空军军官正在接受MQ-9B任务系统操作培训，与地面站飞行员协同工作，其方式类似于著名的美国MQ-9“死神”无人机上的飞行员-传感器协作。

未来发展

武器系统军官的角色正不断受到技术的塑造。一方面，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自动化技术使现代战斗机能够由一名飞行员驾驶。美国最新的隐形战斗机，例如F-22和F-35，以及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和F-35B，都是单座飞机，依靠传感器融合和计算机辅助来减轻飞行员的工作量。这些飞机证明，只要设计合理，一个人就能在多种情况下真正掌控一切。

但随着现代战争日益数据化，一些空军重新青睐双座战术飞机。例如，中国军方正在寻求研发歼-16甚至歼-20隐形战斗机等先进攻击战斗机的双座版本，以便能够在飞行员旁边配备一名武器系统官。

中国战略家认为，未来战争中的信息量——从管理无人机群到电子战和远程导弹——可能超出一名飞行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名人类飞行员与人工智能协同作战，可能会对战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也在争论同样的问题。美国新型F-15EX战斗机最初设计为双座战斗机，但空军最初计划在空对空作战任务中仅配备一名飞行员。一些专家认为，让后座空着会浪费机会。武器系统军官可以利用飞机的开放式架构计算机和传感器担任任务指挥官，协调无人机或指挥复杂的攻击，而飞行员则专注于飞行。

这一被称为“战斗助手”的概念可能会扩展到未来的第六代战斗机和轰炸机。新型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将由至少两名机组人员操作，其中一名预计将担任任务系统官，负责管理随行无人机或电子战行动，以及武器控制。

这些变革所揭示的结论并非仅仅是关于驾驶舱座位数量的技术争论，而是当代战场上人类与技术之间更广泛的较量。随着战场互联程度日益加深，并日益依赖海量数据、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与飞行员共同参与决策的需求也随之显现，飞机将从单纯的武器平台转变为综合指挥中心。

因此，武器系统军官重新回到了最前线，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多余元素”，而是作为战斗中战术优势的保证，在战斗中，信息控制比速度或机动更能决定天空的命运和控制天空。

来源: 半岛电视台 + 电子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