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福尔城堡：27名巴勒斯坦战士如何抵抗以色列大军？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黎巴嫩一直是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公开战场。自巴勒斯坦派系于1970年离开约旦并常驻黎巴嫩之后，他们开始将黎南部地区用作军事和媒体基地，从而使以色列的上加利利地区易受武装抵抗行动的威胁。
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下，黎巴嫩南部地区出现了几处战略要地，其中就包括贝福尔城堡（Chateau de Beaufort）——由于该城堡所处的战略位置及其对双方军事与政治计划的重要性，它在1982年成为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最著名战役之一所发生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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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研究人员泽夫·希夫和埃胡德·亚里在其著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中，将这段时期描述为持续多年的紧张局势——以色列炮火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阵地，而巴勒斯坦敢死队的行动则跨越边境，并使北部战线持续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
在地区层面，当时的叙利亚（处于哈菲兹·阿萨德的领导下）在内战爆发后武力介入这场冲突，并于1976年派兵进入黎巴嫩。在这方面，大马士革的权衡有时与特拉维夫重叠，有时又会产生冲突。
根据帕特里克·西尔在其著作《叙利亚之争》中提出的说法，大马士革将巴解组织的存在视为其与占领戈兰高地的以色列进行谈判的筹码。与此同时，以色列担心会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实体——这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对抗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黎巴嫩成为了地区力量跨越边界的平衡舞台。
加利利和平行动及其背景
1981年是紧张局势与升级的顶峰。同年7月，一场持续数日的冲突爆发，以色列炮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阵地，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则炮击了以色列加利利的定居点作为回击。此次冲突似乎暴露了以色列早期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也是其在后期实施大规模入侵的预演。
当年，在美国特使菲利普·哈比卜的斡旋下，冲突结束，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特拉维夫认为此次停火不过是暂时性的。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宣称，巴解组织在以色列边境的存在是不可接受的，停火协议只是其增强军备的借口。
这份声明表明，入侵的想法早已萦绕在以色列领导层的脑海中。2014年5月，一位以色列陆军上校在以色列《国土报》上发表的报道称，沙龙早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就计划入侵贝鲁特，其目的是将黎巴嫩南北的基督教地区连接起来，并将巴解组织驱逐出黎巴嫩。
这项计划的实施始于1982年6月3日，当时，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什洛莫·阿尔戈夫遭到暗杀，而这起暗杀是由巴勒斯坦人阿布·尼达尔领导的组织实施的——该组织已经脱离了巴解组织。尽管巴解组织否认参与了此次行动，但以色列政府仍以此为借口。
记者奥兹·本齐曼在其证词中回忆称，沙龙利用了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指示他发动此次行动的信任，就在次日，以色列决定轰炸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的一些地点。随后，在当年6月6日，以色列宣布启动一项代号为“加利利和平”的行动。贝京在以色列议会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将巴解组织从以色列边境后撤40公里。
但是正如后来调查这场战争的委员会在1983年报告中解释的那样，其实际目标更为深远——旨在将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解组织彻底逐出黎巴嫩，并削弱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从而为一个亲以色列的黎巴嫩政府达成和平条约铺平道路。
在这些事态发展之中，在以色列发起军事行动入侵黎巴嫩之际，贝福尔城堡战役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根据穆因·塔希尔在其文章《1982年贝福尔城堡战役：两种叙事》中提出的说法，以色列领导层将攻占这座城堡视为一个象征，以向其国内民众证明其付出巨大牺牲的合理性。而巴解组织则将这场保卫战视为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尊严的捍卫，因为这座城堡的过早沦陷将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入侵不会受到抵抗。
贝福尔城堡：坚固的堡垒
贝福尔城堡位于迈尔季尤恩附近的一座岩石山丘上，俯瞰利塔尼河和上加利利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内战爆发以来，这一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之一。因此，阿拉伯和穆斯林地理学家对其进行了特别描述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它的重要作用始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当时，十字军占领了这里并监视着周围的阿拉伯土地。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将这里作为进攻该地区的跳板。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在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初，它就成为了以色列军队的早期目标。特拉维夫在其行动的第一天晚上就派遣了戈拉尼旅的部队前往贝福尔城堡。
自1967年战败以来，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便驻扎在这座堡垒，并将其打造成了黎巴嫩南部重要的军事中心之一。在此期间，战地指挥权被委托给了巴勒斯坦人雅各布·萨穆尔（其行动代号为“拉西姆”），他还得到了“学生营”和“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的武装人员的支持。
这一地点为抵抗战士提供了地道网络和混凝土掩体，使他们能够在猛烈的轰炸下灵活开展行动。穆因·塔希尔在其文章中比较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于这场战役的不同叙事，对此，他指出，战斗人员可通过狭窄的走廊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开枪射击，然后再返回躲避——这段描述体现了地道战和掩体战的紧张性，而这正是这座堡垒坚固性的特征所在。
尽管以色列的轰炸非常猛烈，当时甚至被认为是“疯狂的”，但抵抗战士们却没有遭遇直接伤亡，而这要归功于精心打造的防御工事网络。
来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数百位居民与黎巴嫩高校内的男女学生参与了战壕和隧道的挖掘和连接工作。在入侵前的几个月内，工程专业的学生负责从技术上监督这些工程。
这些工作是在后来以身殉职的巴勒斯坦抵抗战士阿里·阿布·图克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制定了一项全面的防御计划，其中包括建造坚固的掩体和路障，使战士们能够抵御轰炸，并为他们提供更安全的阵地，以使他们能够与以色列军队直接交火。
以色列军方的记录揭示了他们的部队在1982年6月的贝福尔城堡战役中遭受的严重冲击。在侦察部队到达城堡外围之前，他们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指挥官摩西·卡普林斯基身负重伤，以军部队被迫停止前进并重新集结。
以色列记者泽夫·希夫记述了战地指挥部接连收到营长和连长受伤报告的情况。东部营的营长身负重伤，其同伴阵亡。很快又传来了两名连长受伤的消息，紧接着又传来了更具毁灭性的消息：卡普林斯基本人胸部中弹，代号“莫蒂”的莫德凯·戈德曼接替他进行指挥。
戈拉尼旅在进入战场后，兵分两翼。其中第一翼包围了该城堡，并准备攻击阿尔农和提布尼特的抵抗阵地，但却遭遇了雷区。另一翼则沿着通往该城堡的阿尔农公路推进。在那里，以色列人遭遇了激烈的抵抗，炮火持续不断，并摧毁了多辆军车，其中包括新任进攻指挥官约翰尼·哈尼克少校的车辆。
哈尼克别无选择，只能命令士兵弃车徒步前进。然而，他们刚爬了几米，就遭遇了猛烈的炮火。据一名士兵告诉以色列第10频道，当时的场景如同打开了“地狱之门”。哈尼克和他的大量士兵瞬间毙命。在以色列第10频道2013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随行的医生痛苦地大喊：“没有人活下来。”
这些损失促使以色列军队派遣了一支由多夫中校率领的新部队。这场战斗持续了60个小时，战壕间近战持续不断，有时甚至升级为肉搏战。
两名战士
据一些以色列幸存者回忆称，有两名巴勒斯坦战士孤军奋战了12个小时，直到当年6月7日早上才牺牲，他们共击毙了7名以军士兵，此外还造成17人受伤。
莫德凯·戈德曼在其证词中承认“战斗实力悬殊”，并强调该城堡 内的战士们丝毫没有投降的迹象，而是奋战至最后一口气以保卫阵地。
以色列工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南部阵地，而戈德曼则率领21名士兵沿着蜿蜒150米的小路向北部阵地推进。然而，他很快发现有3到4个防御工事阵地正在开火。当他回头看时，发现近一半的士兵已在推进过程中阵亡。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到了继续前进的明确命令。
猛烈的机枪火力击毙了更多士兵，另有4人受重伤。只有戈德曼和他的另外3名战友抵达了目标，但他们也遭受了子弹和手榴弹的密集袭击，其中一些人因此丧生。尽管戈德曼试图将受伤的战友拉回来，但一枚手榴弹却在附近爆炸，后者当场毙命。
以色列的官方叙事还提到，城堡内的27名巴勒斯坦战士全部殉职，并形容他们是“从未想过投降的英勇战士”，还认为这场战斗对他们来说“关乎尊严”。以色列指挥官阿什肯纳齐详细描述那漫长一夜的气氛称：“我们待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开火——似乎四面八方都会有子弹飞来。”
次日与结束
1982年6月7日上午，一架军用直升机降落在贝福尔城堡上空，机上载有当时的以色列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紧随其后的是以色列当时的国防部长沙龙以及一大群摄影师。这两位高级军官都对以色列军队在此次战斗中遭受的伤亡毫不知情——沙龙很快宣布，在这场冲突中，“以色列方面没有人员伤亡”。
但他的结论并未持续太久。一位年轻的少尉回答道：“你们怎么回事？就在你站立的地方，我的六位战友阵亡了。”这个惊人的说法让沙龙大感意外，随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也抵达了这座城堡，而他也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部以色列纪录片还描绘了当时的另一个场景，以展现该国领导层与士兵之间的隔阂。贝京对其国防部长表示：“山上空气清新……这里发生战斗了吗？”还处于震惊状态的沙龙回答道：“我们的士兵都很年轻……他们在这里战斗过。”他刻意避免透露伤亡人数。
在镜头面前，贝京询问一名士兵：“他们有步枪吗？”这名士兵痛苦地回答道：“有很多步枪。”
贝京接着问道：“有人投降吗？”一位愤怒的、泪流满面的战士回答称：“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投降。”他重复道：“没有任何人投降。”
法塔赫运动（参与贝福尔战役的最重要派系）的一名指挥官穆因·塔希尔在其证词中回忆道，以色列指挥官脚下的地面上布满了空弹壳，而这一幕不容否认。
根据以色列记者在这部纪录片中的评论，贝京当时意识到了这起灾难的严重性。他默默地转向沙龙，而后者却质问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战况依然胶着。”贝京失望地离开了现场，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再来到黎巴嫩，而只是满足于从远处接收战况报告。
一位士兵继续描述了贝京和沙龙离开的那一刻，其中不乏血腥的讽刺。他回忆称：“就在几分钟后，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敢死队战士从废墟之中射出几枪，然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又问道：“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几分钟之前会怎么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证词——无论是泽夫·希夫的回忆录，还是以色列第10频道的纪录片，不仅凸显了控制贝福尔城堡等战略要地的艰辛，还揭示了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本质——正是他们把这座城堡变成了坚定不移的象征。巴勒斯坦战士的英勇与战略地形的交织，铸就了一部军事史诗，且至今仍在以色列的军事档案中引发争议。
最终，1982年的贝福尔战役虽然未能改变战争进程，也未能阻止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但却体现了巴勒斯坦小规模抵抗力量的坚定意志。这支人数最多只有30人的抵抗队伍，却在由1200名士兵组成的以军部队面前顽强抵抗，哪怕以军还有飞机、装甲运兵车和坦克的支援，但这些抵抗战士仍奋勇作战直至最后一息。正因如此，贝福尔城堡战役始终铭刻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记忆当中，甚至或许也铭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