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为何离美返华？
人工智能科学家朱松纯突然离开美国——他在那儿度过了人生一半以上的岁月，并在多个领域内取得了重大的学术与产业成就。
他的离去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许多同事困惑不已——他曾担任该高校的计算机科学教授。面对诸多追问，朱松纯只给出一句回答：“我必须这么做。”
回到中国后，他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获得了崇高的学术职位——两校都是中国人工智能重镇。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负责人，并且是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核心顾问之一。
但为何这位获得计算机视觉著名“马尔奖”的人工智能学者，会在二十多年后离开美国并回归中国？
奔赴“知识的灯塔”
朱松纯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将美国及其大学形容为“知识的灯塔、科学家的港湾”。像他这样出身中国偏远地区的人，也能在那里追逐梦想并取得卓越的学术地位。
他强调，自己在1992年离开中国，奔赴哈佛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以延续在国内高校已彰显的学术长项。
但当时朱松纯无力负担申请费用，因此最初并未向哈佛等名校投递申请，只向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提交了材料。
也正是因为无法支付申请费，那些学校既未审阅也未联系他。后来，一位中国导师劝他直接写信给哈佛：这所老牌名校并不会在意一笔申请费。
在上千份申请中，菲尔兹奖得主、著名数学家大卫·芒福德（David Mumford）注意到了朱松纯的材料。
芒福德对《卫报》回忆称：“我惊讶地发现，一位来自中国腹地的学生提出了一种‘万物理论’式的人工智能观，并把马尔作为灵感源泉。他的视野与对人工智能的整体性处理方式让我震惊。”
随后，芒福德直接联系朱松纯，帮助他获得了哈佛的全额资助——这所学校恰恰对应他对美国学术精神的想象。此后，芒福德也成为朱松纯的导师之一。
“文化冲击”
1997年，朱松纯离开哈佛，赴斯坦福大学任讲师。在那里，他遭遇了第一次文化冲击：学生们蜂拥去上网站开发、应用构建等实操课程，而不是他开设的理论课。
这与“互联网泡沫（Dot-com）”的兴起同时发生：雅虎上市、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谷歌（两人当时与朱松纯同校）。
朱松纯对《卫报》表示：“在哈佛，生活围绕着知识与理解，因此他们的校徽上并列着三本书；而在斯坦福，它的‘象征’更像是美元符号。”
朱松纯最终没能在斯坦福继续下去，仅停留一年便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随后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那里成为了他在美国的最后一站。
与“人工智能之父们”的分歧
杰弗里·辛顿、约书亚·本吉奥、扬·勒昆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或“深度学习三巨头”，但朱松纯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
摩擦源自对人工智能——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AGI）——在哲学立场与技术路径上的根本分歧。
勒昆及其团队认为，大数据和强算力是通往成功的最大门径，这一观点为Meta与OpenAI等公司所推崇。
而朱松纯则坚信，“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必须能以尽可能少的数据完成复杂任务”。
这一立场可以说在中国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身上得到体现：其推出的人工智能系统被认为可对标美国同类工具，却以更小的数据与训练规模达成性能，从而折射出朱松纯在中国人工智能圈的影响与话语权。
2012年，当朱松纯担任计算机视觉顶会CVPR程序委员会主席时，勒昆向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却被朱松纯以“理论基础不够清晰”为由拒绝，这令勒昆大为恼火，并为其论文辩护。
为何回到中国？
朱松纯在哈佛的同学、与他相识20年的好友马克·尼茨伯格表示，朱松纯的决定令他和业界都颇为意外。但他补充称：朱松纯认为在中国更有机会依照自己的方式追求通用人工智能。
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在美国难以获得的资源与条件，从而助力他实现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愿景。
不过，《卫报》的这篇报道指出，背后还存在其他因素：朱松纯与业内领军者（尤其在深度学习机制上）存在深层的哲学与方法论分歧。
与此同时，中美地缘政治的紧张也促成了这一决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对中国研究者施加限制、约束其学术自由，这让朱松纯对在美国的工作心生排斥。
毫无疑问，朱松纯回到中国，对于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尤其是在抢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方面——是一大利好，也使竞争更像是一场“理念与范式之争”：一边是美国式人工智能——偏好用“海量数据+海量算力”；另一边则是“朱式人工智能”——主张“用更少的数据实现更大的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