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殖民下的非洲：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篇章

在历史上，关于欧洲殖民主义的主流叙事建立在法国前总理茹费理于1884年阐述的“文明使命”论、进步的扩张以及现代全球化之上。然而，批判性的分析表明，殖民主义在其多个维度上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

除了造成数百万人的肉体毁灭之外，殖民主义还导致了整个文化、语言和认识论体系的毁灭，以及强加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形成——这些结构至今仍在重现全球不平等，正如马提尼克诗人兼思想家艾梅·塞泽尔在其1950年的著作中，以及喀麦隆思想家阿基勒·姆贝姆贝在其2001年的著作中所展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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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殖民主义还破坏了地方经济，掠夺资源并强加人为边界和采掘体系，以及如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等机构延续的新殖民主义。

1- 殖民主义与种族灭绝：从法律和历史角度的解读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对殖民主义的道德和哲学批判，与允许我们今天将其归类为种族灭绝罪的国际法律文书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至关重要。

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种族灭绝的定义是：“蓄意全部或部分地消灭一个民族、种族、宗教或族裔群体”。

这一定义适用于许多殖民事件：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斯坦纳德在其1992年的研究中记录的美洲土著人民的种族灭绝；刚果学者乔治斯·恩宗戈拉-恩塔拉贾在2002年记录的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大屠杀；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齐默尔在其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记录的纳米比亚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记载的事件。

殖民化不仅限于领土统治；它还伴随着重塑社会、宗教和语言的项目，并通常基于这样的假设：被殖民者是低等的或“非人的”。

2- 塞泽尔与对殖民野蛮行为的谴责

除了法律视角之外，来自前殖民地的声音也对伪装成文明的野蛮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此背景下，艾梅·塞泽尔的深刻谴责显得尤为突出。

在其1950年出版的《论殖民主义》一书中，塞泽尔谴责了殖民时期欧洲输出其所谓“文明”的虚伪行径，而这些“文明”实际上却变成了有组织的野蛮行为。对塞泽尔来说，殖民主义不仅代表着一场道德悲剧，更是现代欧洲的政治弊病——“一个无法解决自身所造问题的文明，是堕落的文明。”

这位作者认为，纳粹主义并非一种反常现象，而是欧洲人回归了先前在殖民地实行的种种做法，“让欧洲人无法原谅希特勒的，并非他所犯下的罪行本身，也不是他的反人类罪行，而是他针对白人的罪行。”

总结塞泽尔以上的观点就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在谴责第三帝国的罪行。然而，就殖民主义而言，这些罪行即使在今天，在道德、意识形态、文化和历史上都完全合理。

像葡萄牙切加党这样的政党，为殖民主义的文明化和现代化作用辩护称：“我们留下了道路和桥梁。”这些由该党领导人安德烈·文图拉发表的言论，是切加党以及欧洲和西方世界其他政治实体更广泛的政治立场的一部分，即反对任何可能对其前殖民地作出赔偿的立场。

3- 法农与作为殖民基础的暴力

此外，塞泽尔的批判在弗朗茨·法农的作品中展现出了存在主义和革命性的深度——法农不仅将殖民暴力转化为一种诊断，也将其转化为一种反抗的领域。

在其1961年的作品《大地上的受难者》中，法农将殖民主义分析为一种基于全面暴力的体系——一种复杂而彻底的全面控制形式。对法农来说，殖民主义是对被殖民者人性的否定，并让他们的生活沦为屈从和沉默。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1948-1994年）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构成了其合法版本，“殖民主义不仅限于强加物质占领；它还强加了一个建立在蔑视之上的异域文化世界。”

殖民暴力既有形又无形——它瓦解着身份认同、文化和主体性。法农所描述的这种暴力在多个殖民地域都存在有形体现。从美洲到亚洲，非人化的逻辑体现在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和剥削政策当中。

4- 殖民主义的持续性：姆贝姆贝、基哈诺与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

这些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历史上的罕见事件。正如姆贝姆贝和基哈诺所指出的那样，殖民统治的结构在新的形式下进行了重组，并维持着相同的种族与经济等级制度。

阿基勒·姆贝姆贝2001在其著作《论后殖民地》中指出，正式殖民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统治的终结。持续存在的是“权力殖民主义”，这是阿尼瓦尔·基哈诺于2000年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殖民主义时期建立的种族、认识论和经济等级制度的持续存在，这些制度还在当今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以及法国等强国中得以复制，正如亨宁·梅伯在其2016年出版的著作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些强国通过不对称的“合作”政策继续维持其前殖民地对它们的依附关系。

“殖民主义并没有随着独立而消失。它在新的金融和文化领导形式下进行了重组”，基哈诺这样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制推行以及公共债务条件，如今，这一切正以一种新的经济统治形式显现——一种打着全球化幌子的名副其实的“再殖民化”。

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杰森·希克尔指出：“自1980年以来，非洲因非法资金流动损失了超过1万亿美元，是其所获援助的33倍。”

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建构组成了一种结构模式，它维持了中心国家在其先前的边缘地区所实行的后殖民模式，并渗透进一种强制的民主混合模式。

因此，后冷战时期的国家模式导致了西方民主的相对扭曲，以及对后殖民模式病态且缺乏反思的否定。学术界尤其承受着维持这种模式的压力，这常常迫使其在殖民模式内部思考或延续这种模式，而不是寻找突破这种范式的替代方案。

5- 中心视角与“+非洲”峰会

此外，“+非洲”峰会等旨在协调中心与边缘的地缘政治论坛和机制，象征性地再现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对称性。

诸如欧盟-非洲、法国-非洲或中国-非洲等峰会，都宣扬着这样一种理念：非洲必须“融入”市场、安全和发展等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由“中心”定义的。正如葡萄牙思想家保兰蒂莫·德·索萨·桑托斯在其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些论坛往往秉持着一种家长式的功利主义逻辑，以使非洲议程的从属地位永久化。

这些领域的主流话语几乎完全忽视了殖民主义的历史责任，并拒绝认真讨论诸如赔偿、归还被掠夺的遗产或恢复非洲国家的认识论主权等问题。

6- 亲殖民主义作家：吉卜林、茹费理与“文明逻辑”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巩固不仅通过军事或经济手段完成，也通过当时欧洲思想家以及国家领导人所认可的话语生产而实现。

欧洲知识分子和外交官经常为殖民主义辩护。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歌《白人的负担》（1899年）曾将殖民统治称为白人对“野蛮人”的“牺牲使命”。法国前总理茹费理也在1884年对法国议会的演讲中指出：“优等民族拥有权利，因为他们有义务去教化劣等民族。”

这些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种族主义和帝国普世主义的概念，正是为殖民扩张政策辩护的核心。

7- 有关殖民种族灭绝的历史数据

为这些做法辩护的言论反映在种族灭绝行为中，其规模之大，足以用数百万人的生命来衡量。以下正是对殖民种族灭绝最简洁的总结表：

这些数据仅仅揭示了殖民种族灭绝的一个方面。要理解殖民主义的真正规模，就必须认识到，分析殖民主义不仅要从其最明显的地理背景（非洲、美洲、亚洲）入手，还要从其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根源——欧洲入手。欧洲独特的地缘政治构想将地理环境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主义的罪恶蔓延至全球，这一点可以从帝国联邦的座右铭“日不落之地”中得以理解。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以下经济和人口进程：

7-1 三角贸易

虽然非洲大陆显然是殖民主义影响的焦点，但我们有必要将视野扩展到其他同样残酷的殖民暴力背景下。其中典型的例子包括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以及针对亚洲殖民地的暴力。

据估计，在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共有超过1250万非洲人被运往海外，其中约有180万人死亡，包括那些穿越“中间通道”的人。这些被迫迁徙的主要目的地是：

巴西：490万人。
加勒比地区：450万人。
北美洲：38.8万人。

7-2 美洲原住民种族灭绝

据估计，由于屠杀、疾病、被迫饥荒和被迫流离失所，美洲（包括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原住民人口从1492年的约7000万至1亿人减少到19世纪的约500万至1000万人。例如：

19世纪30年代的血泪之路：超过6万原住民被强制流离失所。在1890年美国南达科他州发生的大屠杀中，有300名手无寸铁的土著平民惨遭杀害。

7-3 葡萄牙的殖民

葡萄牙殖民运动（1961-1974年期间发生的战争）造成约5万名军人死亡，无数平民伤亡，尤其是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根据《纽约时报》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报道，安哥拉的强迫劳动导致部分地区死亡率接近40%，并在圣多美（19-20世纪）由可可公司经营的种植园内引发饥荒。

7-4 南亚次大陆

南亚次大陆也未能幸免于欧洲的殖民主义掠夺和种族主义逻辑。有两起事件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趋势：

阿姆利则惨案（1919年）：在印度阿姆利则，英国人杀害了超过1000人，并致12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受伤。
孟加拉饥荒（1943年）：英国的殖民措施在这里导致了一场蓄意饥荒，并造成300万至400万人死亡。这场饥荒并非由农作物歉收造成，而是由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蓄意作出的政治和军事决策造成，例如：
1- 殖民掠夺主义：殖民经济模式削弱了当地农业，使之严重依赖单一栽培（例如水稻），而没有投资于仓储、灌溉或内部粮食分配。
2-将粮食征用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英帝国将印度视为其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当地的大量粮食被转用于士兵和重点地区。
3- 禁运政策：英国人实施该政策，旨在阻止入侵缅甸的日本人在进入印度后获取资源。这项政策导致孟加拉的船只、稻田和粮食储备遭到蓄意破坏，并扰乱了粮食向农村地区的运输。
4- 持续的粮食出口：即使在饥荒期间，印度仍继续向英国出口粮食，这暴露了殖民者（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地位及其对被殖民者（生产者）的蔑视。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印度地区出口了超过7万吨大米，以供应英国及其殖民军队。
5- 冷漠的不作为：温斯顿·丘吉尔拒绝运送粮食，也不允许将粮食转运给孟加拉人。在受到追问时，他表示：“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伦敦唯一的官方回应是送来了600吨炼乳——这一举动甚至遭到了印度殖民政府本身的嘲笑。

孟加拉饥荒是英国帝国主义为了殖民地的安全和声望而牺牲殖民者生命的一个鲜明例证。与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一样，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象征着人类苦难被系统地用作权力工具。在此背景下，西方现代性暴露出其阴暗面——并非文明的工具，而是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多位历史学家和作家认为，孟加拉饥荒并非一场自然灾难，而是一场蓄意且可避免的饥荒，其根源在于种族主义、非人化和犯罪性的疏忽，正如印度学者玛杜什里·穆克吉在其著作《丘吉尔的秘密战争》（2010年）中所说的那样。

其中一些人将此事件作为说明民主缺失与人道主义灾难之间关系的一个例子：“任何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都不会允许大规模饥荒的发生。”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1981年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

结语

如此看来，殖民主义并非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以多种形式的种族灭绝为表现形式的全球统治体系。这些例子需要我们基于历史事实而得出一个明确的政治结论。

殖民主义不应被解读为对历史的道德背离，而应被解读为西方现代性暴力和种族灭绝的基础。其遗产在当今的经济、文化和认识论统治形式中依然清晰可见。

将殖民主义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并非一种政治夸大，而是在建构历史正义和真正的后殖民思想过程中的必要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