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战略疯狂的持久吸引力

“疯子”理论的核心悖论在于，为了实现理性的地缘政治目标，人们会蓄意且精心地运用非理性行为。在这一框架下，该理论涵盖的行为不应被视为真正不稳定的标志，而应被视为谈判中的一种高风险心理策略。该理论认为，如果谈判者表现出极端的反复无常，并愿意采取可能自我毁灭、甚至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的行动，他们就能胁迫对手做出他们原本会拒绝的让步。

这一理论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治国哲学，直至冷战核对抗期间的正式法典化。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提法或许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1517年提出的“模仿疯狂有时是明智的”。该理论与其最著名的实践者——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联系在一起，最近在对唐纳德·特朗普等领导人谈判策略的分析中再次出现，表明其在外交话语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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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疯子理论”尽管在国际实践和交往中持续存在，却是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策略，其理论吸引力因其历史的无效性、结构性的缺陷和深刻的道德风险而不断失效。该策略的根本性失败源于两个不可避免的困境：难以维持令人信服的非理性表现，以及“疯子”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平承诺，从而消除对手做出让步的动机。

尽管“疯子”理论屡屡失败，但其持续的魅力却表明，它更多地迎合了谈判者对“灵丹妙药”或通过强制力量实现目标的捷径的渴望，而非合理的战略逻辑。它反映出一种信念，即相信个人意志能够超越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现实。历史记录，尤其是尼克松的案例，表明该理论并未奏效。学术界的批评指出了其根本的逻辑缺陷，例如承诺和可信度问题。然而，像特朗普和普京这样的当代领导人，已经明确地运用了这一策略，或者他们的谈判策略被以此为依据进行分析。因此，该理论的持续存在并非源于其已被证实的有效性，而是源于其他原因。仅凭人格力量就足以恐吓对手使其屈服，这种想法在心理上颇具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渴望控制和支配的自恋型领导人而言。这表明该理论通常与谈判者的心理而非客观的战略解释更相关。

理论基础：从马基雅维利到谢林

“疯子理论”的思想脉络始于马基雅维利，他确立了佯装疯狂的基本理念，将其作为治国之道，制造不确定性，威慑对手。这一文艺复兴智慧后来成为冷战战略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可以说，疯子理论本质上是20世纪中期核时代的产物，当时相互保证毁灭的可能性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战略困境：当威胁付诸实施无异于自杀时，如何才能使威胁变得可信？

这一困境促使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等理论家探索表面非理性的战略价值。谢林指出，在冲突局势中，“绝对理性”并非“非常有利”。这些思想家阐述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对手认为领导人“疯狂”到足以冒着灾难性后果的风险，升级威胁就会变得更加可信，从而改变谈判态势。这就是“非理性的理性”的概念，或者说，制造“留有余地的威胁”。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对这一思路做出了贡献，他认为“显得有点疯狂”可以成为威慑对手的有效手段。

“疯子”理论试图规避博弈论的逻辑。博弈论的标准模型，例如囚徒困境，假设理性行为者寻求利益最大化。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条件下，理性行为者不会主动发起核交火，因为结果将是相互毁灭，这使得核威胁变得可信。相比之下，“疯子”定理引入了一个新变量，暗示谈判者可能不遵守理性规则。这改变了对手的计算方式，对手必须考虑“疯狂”行为的非零概率，使得让步（小额损失）比潜在的灾难性结果（巨额损失）更可取。因此，该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谈判策略；它是一种旨在操纵谈判互动背后的基本假设，并试图通过在理性框架中引入极端不确定性来创造筹码的策略。

首个应用案例：尼克松、越南战争和“巨矛”行动

“疯子理论”的首次应用是理查德·尼克松试图向北越和苏联施压。这是尼克松精心策划的战略策略，他受到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期间成功的边缘政策的影响，但最终失败了。尼克松向他的幕僚长鲍勃·霍尔德曼透露了他的计划，说道：“我称之为疯子理论……我想让北越人相信，我已经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的地步。” 他指示助手泄露信息，称他痴迷于共产主义，并且已经准备好按下核按钮。

1969年10月，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战备测试的一部分，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项代号为“巨矛”（Giant Lance）的行动，旨在秘密发出全球核警报，以便苏联人察觉。该行动旨在使美军进入全球战争高度戒备状态，最终以18架携带核武器的B-52轰炸机连续三天飞入苏联领空的武力展示而告终。其目的是向莫斯科发出信号，表明这个“疯子已经失控”，并希望苏联能够向河内施压，迫使其进行谈判。

尽管军事行动引人注目，但这一战略未能取得任何让步，战争又持续了四年。情报分析和历史记载表明，苏联要么没有完全理解这一信号，要么并不惧怕它。苏联在长期执政期间了解尼克松，认为他的举动是炫耀性的夸张。这次失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迫使尼克松政府转向“长期战略”，即“越南化”战争，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撤军。

尼克松的失败凸显了这种强制外交的关键缺陷：信息发送者意图与接收者解读之间的差距。“疯子”理论极易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因为其信号在设计上就含糊不清且非常规。尼克松的目标是向莫斯科发出一个清晰但令人恐惧的信号，表明他的不可预测性。这个信号复杂而隐秘，包含一些本应被莫斯科察觉但并未明显带有威胁性的军事警告。历史记录表明，苏联的反应不如预期，甚至可能没有理解这条关于越南信息的具体意图。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最后通牒实际上是为了阻止苏联打击中国。这种含糊不清是“疯子”战略反复无常行为的固有特征。对手如何区分针对中国和越南的强制信号？因此，“疯狂”的本质会污染沟通渠道，导致原本预期的强制性信息很可能淹没在噪音中，被误解，甚至被当成骗局。这不仅仅是实施上的失败，更是该理论的一个根本性结构性缺陷。

第二个应用案例：特朗普在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立场之间摇摆

特朗普及其顾问在贸易和关税谈判中明确运用了“疯子”理论。例如，在他与韩国的谈判中，他告诉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要告诉韩国人：“这家伙疯了，随时可能走人。” 他的策略包括以高额关税相威胁，迫使盟友（欧盟、加拿大、韩国、日本）和对手（中国）做出让步。

虽然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让步，例如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适度调整，但总体而言，代价高昂。它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激怒了关键盟友，并常常导致报复行动和关税，损害了美国经济。长期声誉受损和信任侵蚀可能会超过战术上的收益。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头几个月，他持续且强化地将不可预测性作为核心外交手段，反映出他对“疯子”理论的更积极拥护。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他采取各种举措，试图表明所有选项，即使是那些理论上看似不可想象的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突出的表现包括威胁吞并格陵兰岛、提议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以及对数十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

这一战略不仅限于言辞，还包括具体的政治行动。在处理乌克兰问题时，特朗普威胁要撤回军事支持。同样，在公开呼吁谈判后不久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的突然袭击，也强化了他好战言论的可信度，让盟友和对手都感到困惑。

这项政策的效果好坏参半。短期内，这些波动带来了一些好处，尤其是在盟友方面。北约面临的压力促使其成员国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这表明波动性可以带来快速的胜利。然而，这一策略也有其局限性。事实证明，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能够抵御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从长远来看，这一策略将削弱人们对全球机构和美国盟友的信任。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主要盟友已开始将其外交和安全网络从美国转向多元化。

这种持续不断的矛盾做法破坏了谈判中的信任，并使其他各方不愿进行真诚的谈判。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虽然证明了“疯子”理论能够带来战术上的收益，但也凸显了其高昂的战略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特朗普之外，当代地缘政治边缘政策也曾被其他政客所运用。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弗拉基米尔·普京有时发出隐晦的、有时公开的核威胁，可以被视为一种“疯子边缘政策”，旨在阻止北约进一步干预。然而，这种政策并未实现其阻止西方援助的首要目标，反而增强了北约的凝聚力。同样，统治朝鲜的金氏王朝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疯子”，但其行动往往反映出高度理性的考量，旨在维护政权的生存。朝鲜领导人奉行的边缘政策是吸引注意力和获取让步的工具，尽管最终只会加剧其孤立。

全球化放大了“疯子”理论的负面后果。在互联互通的全球经济中，这一理论的效力已不如冷战时期。使威胁可信所需的自我损害（例如损害国内消费者的关税）更加直接和明显，对复杂供应链和外交联盟的损害也更为广泛。尼克松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经济影响相对有限。特朗普主要在经济领域运用这一理论，特别是在贸易和关税方面。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关税的负面影响对国内消费者和企业而言是直接且可衡量的，而“经济疯狂”的威胁代价高昂，在国内不受欢迎。此外，在贸易争端中疏远盟友，会对安全合作、外交支持以及国际体系的中长期稳定产生影响。现代世界的结构本身，以及其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联性，提高了使用者的“疯狂成本”，使这一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得其反。

“疯子”理论遭受批判

解构“疯子”理论的批判方法为理解其有限且高度条件性的潜力、找出其根本缺陷而不完全否定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这些方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包括：

—可信度问题：伪装疯狂很难令人信服。对手，尤其是那些经验丰富、拥有精良分析工具的对手，很可能会察觉到这种角色扮演及其影响，就像苏联人对尼克松所做的那样。谈判代表本人甚至可能承认自己使用了这种理论，就像特朗普那样，这本身就意味着它适得其反。

—承诺问题：该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此。成功的胁迫需要可信的威胁（“如果你不让步，我就让步”），以及可信的保证（“如果你让步，我就不动步”）。然而，一个被认为真正非理性的行为者无法提供这种可信的保证。如果对手相信“疯子”无论如何都会进攻，他们又怎么会做出让步呢？这种悖论消除了出于对威胁的恐惧或对承诺的信心而顺从的动机。

—疯狂的分类问题

政治学家罗珊·麦克马纳斯认为，“疯狂”并非单一类别，其有效性取决于人们感知到的疯狂类型及其主导维度。它可能由理性而非偏好主导，因此问题在于：领导者是否被视为(a)理性但目标极端（例如，将土地看得比经济更重要），还是(b)真正偏离理性、基于后果的决策，或许受情境而非个人情况主导？那么问题就变成了：领导者的“疯狂”是否被视为(a)特定于特定问题（情境性），还是(b)其人格中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基本组成部分（情境性）？

麦克马纳斯认为，唯一有效的疯狂行为是情境极端主义。如果谈判者被认为非理性，对某个特定问题投入巨大，但在其他方面却理性，那么他就可以就该问题发出可信的威胁，而无需在其他方面提出承诺问题。所有其他形式的疯狂行为，尤其是情境极端主义，通常都是有害的。

—国内成本问题

这一策略也意味着巨大的国内政治成本。被视为“疯狂”的谈判者可能会面临其选民的质疑，这可能会损害他的政治资本，进而削弱他与怀疑其维持可信威胁能力的外国领导人的谈判能力。

深渊伦理：欺骗、恐吓与“脏手”

“疯子”理论本身就具有欺骗性，并且具有灾难性暴力的威胁，因此它提出了超越战略分析的深刻的道德和哲学问题，是政治中“脏手”问题的极端例子。

欺骗无疑是外交中一个古老而又充满争议的元素。然而，“疯子”理论并非简单的谎言；它是一种制造理性假象却又允许个人控制的欺骗手段。从结果论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佯装疯狂能够阻止战争或促进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那么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然而，历史经验削弱了这种论点，因为它的有效性。预期的结果很少实现，而误判、意外升级或核战争等灾难威胁造成的损害却是巨大的。

康德道德哲学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道德性，而非其后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撒谎、伪装和威胁大规模暴力都违反了道德义务。因此，这种行为引发了一个问题：谈判者是否有理由威胁采取实际上在道德上不恰当的行动。

政治实践中经典的“脏手”视角进一步阐释了“疯子”理论。运用这一理论的谈判者必须“弄脏双手”，通过深度欺骗和威胁不道德的行动来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但更大的危险在于，模仿疯狂和陷入鲁莽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因此，谈判者常常会制造出一种失控的局面，使失败的风险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疯子理论”最危险的长期后果在于它对外交体系本身造成的损害。外交建立在对理性行为的共同假设以及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之上。“疯子理论”直接攻击了这些原则，因为它用可预测性取代了波动性，用理性沟通取代了威胁和欺骗。当一个大国采取这种策略时，它会将与之相关的实践正常化。其他国家可能会被迫采取类似的自卫策略，从而导致外交规范的恶性循环。这种互信的侵蚀使解决所有国际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并毒害了国际合作的空间。因此，道德问题不仅仅是单个领导人的“脏手”，而是这种策略对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造成的系统性损害。

结论

恐吓对手使其屈服无疑是一种诱人的策略，但它忽视了国际关系中谈判的基本逻辑。“疯子”谈判策略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成为一种不可靠且极其危险的工具，并使其与历史上最稳定、最有效的谈判策略相悖。成功的外交并非依靠胁迫和边缘政策，而是依靠通过谈判构建最佳替代方案来建立筹码，进行基于利益的谈判而非立场谈判，并培养一种专注于解决问题而非使其复杂化的合作方式。这些替代策略能够建立信任、创造价值并达成可持续的协议，而“疯子”理论则会破坏信任，冒着灾难性误判的风险，充其量也只能带来昙花一现且不稳定的胜利。

当代经验表明，谈判的真正力量并非来自佯装疯狂，而是来自耐心、理性地寻求避免风险、实现共同利益的谅解。

来源: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