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观察家和公众舆论分成两派。一派对国际社会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巴勒斯坦国从决议文本走向现实的必要前奏，甚至是一次飞跃。另一派则持谨慎和悲观态度，认为这一问题只是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举措，早就应该采取，不会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最重要的是，这是对国际社会在近两年持续不断的杀戮、恐怖和饥饿的场景面前无力制止大屠杀、遏制以色列侵略、并无力扪心自问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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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

我认为“真相”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两者的结合。

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对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海啸”的结果和影响过于乐观，这场海啸最近席卷了盎格鲁-撒克逊联盟的三个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我们可以将这种谨慎归因于四个主要原因：

  • 首先，承认“太少，太晚”：“太少”，意味着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同时，并没有对以色列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至少没有阻止持续两年的“大屠杀”，没有制止其肆无忌惮的定居​​点扩张，也没有终结这个地区乃至全世界唯一流氓国家的暴行。“太晚”，意味着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时间，是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多年之后，而这份宣言正是在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实体国家。

不论分治地图和第 181 号决议，距离以色列成立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多世纪，距离占领“这个国家的领土”——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距离马德里进程启动和奥斯陆协议达成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个多世纪。

最重要的是，这些承认是在特拉维夫的法西斯右翼政府系统地消除建立一个连续且可行的巴勒斯坦国的任何机会之际做出的，更不用说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了。

“强迫流离失所”是该实体的首要议程，不仅在加沙，也包括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说，一个国家的三大支柱是：土地（领土）、人民和政治制度，而以色列一刻也不放过，不惜一切代价破坏这三大支柱。

  • 其次，这些承认，至少其中许多，都带有先决条件，因为“承认方”竞相起草“条件书”。一些方提议对该机构的结构和框架进行彻底改革，其方式始终是加强其为以色列服务的安全职能，并打击一切形式的抵抗以色列占领的行动。

其中一些协议规定要消灭哈马斯，将其从权力、政治和地理上移除，实际上就是将其彻底消灭。另一些协议则提出20名人质问题作为体现这一承认的先决条件，仿佛11000多名遭受各种酷刑、羞辱和饥饿的巴勒斯坦囚犯的生命，在“人权之都”的眼中毫无价值。

这些承认的要点，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给你们一个国家，以换取重塑你们的制度、你们的人民、你们的历史、你们的记忆和你们的未来。

  • 第三，如果没有全球舆论的剧变，没有对以色列“想象中”的形象及其基于神话传说的叙述的颠覆，这一系列的承认就不会继续下去。

这虽然体现了这些国家执政党在处理“选举”算计时所展现的“实用主义”，但也恰恰证明了这些国家坚持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阻止野蛮侵略、惩罚以色列并抵制以色列。“补偿”的概念在此比“良知觉醒”的效果更为重要。但这丝毫不会削弱这种转变的重要性。相反，它或许能赋予这种转变以坚实的民众基础和摆脱以色列“道德优越感”和“反犹主义”情结束缚的新一代人以持久的影响力。

  • 第四，许多对这个国家的承认并没有伴随着1988年《独立宣言》中对其边界和地图的界定，也没有对正在吞噬其领土、威胁其人民的现有和未来定居点的未来表明立场。

最终，建立一个主权和地理有限的“国家”的想法是可以被接受的，即使是一些以色列和美国的右翼圈子，比如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贫民窟国家，只要它拥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小的土地面积，并且不损害以色列国“永久统一的首都”的理念。

三十年前，巴勒斯坦人在《独立宣言》中，在1967年占领的领土内划定了国家边界。最近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少数几个国家提到了这些边界，这为未来的冲突留下了“悬而未决的”余地。

是的，有机会，但是！

另一方面，那些过于乐观的人甚至声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巴勒斯坦的事业从此将不再一样。他们不遗余力地押注这些转变，为了证明他们的评估是正确的，他们列举了许多理由，包括：

  • 首先，巴勒斯坦的地位从单纯的使团和代表机构提升为拥有完全外交特权的大使馆，并获得了世界上约80%国家的承认，超过了承认以色列的国家数量。
  • 其次，我们将面临一个“被占领国家”而非“被占领人民”的局面。尽管“被占领当局”的地位并未改变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反而使其更加恶化，但没有人能保证，如果乐观主义者所期望的事情成真，他们的处境会有所改变。
  • 第三，承认的“海啸”将加深以色列的孤立，进而加深其主要保护者——美国的孤立。这将迫使以色列——尽管需要一段时间——屈服于国际风暴，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对灭绝战争、种族清洗、流离失所以及如今已被国际论坛记录在案的赤裸裸的战争罪行日益不满的情况下。

事实是，必须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必须加以利用的“机遇”。这是一条集政治-外交-法律-抵抗于一体的道路，首先必须赞扬它的合法拥有者。首先是加沙人民，他们在连山区都无法承受的条件下坚持了两年。

这归功于超过25万烈士、伤员、失踪者和战俘的鲜血。这归功于那些拒绝举起白旗、尽管炮火包围、力量对比悬殊，却依然坚定勇敢的抵抗战士。在此之后，也只有在此之后，外交和外交官的作用才得以显现。我们可以想象，在内塔尼亚胡的铁剑下几天或几周后，“加沙沦陷”的情景，或者加沙人民屈服于流离失所计划的情景。外交能做什么？外交官又能做什么？

其次，利用现有机会应基于巴勒斯坦的具体情况。摇摇欲坠的巴勒斯坦政权不可能成为建国的杠杆，反而会使其更加遥不可及。所需的改革必须源于巴勒斯坦的国家优先事项，而不是受以色列“条件书”约束的捐助国的意愿和命令。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表现、其排他性、排斥性做法、其适应以色列解决方案的影响和结果的倾向以及其过度依赖“外部”因素而非“内部”因素，并不表明“巴勒斯坦因素”有利于抓住机遇并在此基础上取得进展。

在此，我们插一句，尤其需要指出哈马斯需要停下来反思巴勒斯坦的新阶段，重新规划其在战争结束后的形象、地位和角色。我们很难对这场引发“洪流”的运动抱有太大期望，首先，因为战争尚未结束，而且没有人知道它何时或如何结束。其次，该运动及其领导层周围的安全局势使互动、磋商和审查的任务变得复杂。

但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超越了这场运动的未来及其地位，也超越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及其事业的地位。我们渴望了解这场运动在战后时期的思考，但目前我们尚无任何解读或建议可以提供给它或巴勒斯坦民族计划，因为这项任务超出了“个人思维”的能力，必须由巴勒斯坦的“集体思维”来承担。

利用现有的“机遇”要求阿拉伯世界采取不同的行动。阿拉伯官方政权未能通过“多哈考验”，其侵略行为和紧急峰会也未能成功。现在是时候依靠国际觉醒，树立一个应对“流氓国家”的典范和榜样，采取切实措施，结束无谓的正常化道路，关闭敌机领空，并对种族隔离、种族灭绝、族裔清洗和“转移”实体实施制裁和抵制。

现在不是我们屏幕上充斥着这些竞争的时候，阿拉伯各国首都被认为煽动了“承认海啸”，这是一场扭曲的类似竞争的重演，即争夺哪个国家为加沙及其人民提供了最大份额的人道主义援助。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互相指责和竞争了，而是应该协调各大强国的力量，孤立以色列，让其付出代价，确保其无法逃脱惩罚。这是将“象征性成就”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捷径。否则，我们将再次错失良机。

抓住国际舞台上的这一“机遇”，首先要克服美国否决权的影响。美国曾六次动用否决权，试图阻止屠杀，实现和平。

通过“团结一致，共创和平”平台，向联合国大会寻求一项决议，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以色列正在以更加野蛮和残酷的方式重演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历史，必须被扔进同样的垃圾桶——历史的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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