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托马斯·萨斯：精神疾病是一个神话
2025年7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项备受争议的行政命令，题为“终结美国街头的犯罪和违法行为”。
这项命令重启了对无家可归者的强制拘留，将他们贴上“瘾君子”或“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从而提出了关于权力与精神病学之间关系的深刻问题，以及后者如何被利用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而忽视了贫困、住房和医疗保健等危机的社会和经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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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一现实，医学话语被用来强制隔离个体，并以医学的名义隐藏那些“异类”人士，这不禁让人想起早期精神疾病被用作压制异见工具的那个时代。
这种政治利用让人想起美籍匈牙利医生、思想家托马斯·萨斯提出的观点——他质疑精神病学的政治和社会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是个孩子的托马斯与父亲一起走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他的注意力被一座巨大的建筑所吸引，而这座建筑的窗户上装有铁条。
他天真地问父亲这栋建筑是什么，父亲回答说那是一所精神病院。孩子接着问道：“为什么它看起来像是监狱？”正是这个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成为了他思想的起点，并最终成为了20世纪精神病学最激进的批判运动之一的基石。
托马斯·萨斯于1920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后来成为了精神病学领域最杰出的批判家之一。他认为精神疾病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与其说是一种医学现实，不如说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
本文将深入探讨萨斯的思想——这些思想震撼了学术界，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精神病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局限性的持久争论。本文从他对精神疾病的激进观点入手，并继续探讨他对精神病学作为政治权力工具的激进批判。
在压制的阴影下成长
1920年4月15日，托马斯·萨斯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成长的时代正值世界民族主义、暴力和排斥情绪日益高涨的危险时期。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迫在眉睫，他的家人决定离开祖国并移民到美国，当时他仅18岁。这一举动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上的改变；更是一次从充满危机的政治现实，到充满机遇、但又被其他类型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所主导的土地上的转变。
这段经历构成了他童年和青春期的重要成分，对他的性格和批判性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塑造了他的排斥感和社会不公感。
萨斯定居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并在辛辛那提大学学习物理学，后于194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在这个枯燥的科学领域，他似乎缺少了一些东西，于是他很快决定转行医学，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放弃物理学。他申请了二十余所医学院，但都遭到了拒绝。
这一次，这种拒绝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社会层面的，因为他面临着因文化和宗教身份而受到排斥的痛苦经历。然而，他最终被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录取，并于194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绩名列全班第一。他正站在新的职业生涯的开端，但他也开始对“与众不同”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
这一背景使他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个人自由倡导者之一，也使他成为精神病学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毕业后，萨斯开始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精神分析师，并一直工作到1956年。之后，他前往纽约州立大学，成为上州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教授。尽管他的职业生涯看似稳定，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疑虑和紧张，因为他在研究精神病学时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在该领域内的反对意见。
萨斯后来将这段经历比作无神论者学习神学，从而反映了他在职业与思想信仰之间经历的内心冲突。尽管存在这些矛盾，萨斯仍然坚守自己的核心原则，并拒绝治疗那些被迫封闭的患者，以挑战将精神病学作为控制和统治工具的现行医疗体系。
打破神话：精神疾病是一种语言学隐喻
在一场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思想斗争中，托马斯·萨斯打响第一枪的决定性时刻，来自于1960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为他最著名的著作《精神疾病的神话：一种人的行为理论基础》奠定了思想基础——该书于次年出版。这本书标志着一场反对精神病学的激进思想运动的开始，因为萨斯认为“精神疾病”的概念是一个“严重的、不健全的、不合理的”概念，只是一种隐喻。
在此背景下，萨斯曾说过一句名言：“精神疾病是一个神话，其作用是掩盖人际关系中道德冲突的痛苦，以使其更容易被接受。”
这句话标志着与当时被视为生物学事实的精神障碍概念在认识论上的彻底决裂。萨斯认为，精神病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一个严谨的知识领域。由此，萨斯破除了他所认为的精神病学神话，并证明了精神疾病只不过是一种主流的社会认知。
根据萨斯的说法，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是一种生物学缺陷，可以在身体的器官（例如心脏和肺）中得到识别和测量。然而，并不存在被称为“心智”的生理器官，因此精神疾病在生物学上并不存在。
根据萨斯的说法，心智仅仅是一个无法直接观察或测量的符号概念。因此，当我们说一个悲伤的人“心碎”时，仅仅是在用这种比喻来表达他的心理痛苦，而不是说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因此，所谓的精神疾病仅仅是一种语言隐喻，而不能像对待身体疾病那样对待它。
萨斯扩展了他的比喻，并将当时盛行的精神病学与炼金术和占星术等伪科学归为一类。他认为，任何未来试图寻找表明大脑缺陷导致精神障碍的生物学证据，都会将这些障碍归入大脑或神经系统疾病的范畴。这意味着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它仅仅是解释不良行为的社会工具。
尽管托马斯·萨斯否认精神疾病在当时的主流概念，但他并没有否认心理痛苦本身，而是认为它是社会和道德冲突或生活问题的表现，因此不需要药物治疗。
从宗教裁判所到精神病院
萨斯对精神病学的批判并非止步于对理论概念的解构，而是延伸至对治疗体系的批判，特别是对强制治疗和非自愿拘留的批判。他仿佛是个孩子，曾在故乡精神病院的围墙前驻足，思考精神病院与监狱之间的相似之处，如今再次归来，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萨斯在其1970年出版的著作《疯癫的制造：宗教裁判与精神健康运动的比较研究》中，将精神病院与中世纪时期谴责异见者的宗教裁判所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精神病院是取代宗教或社会权威的医学权威。他将当代精神病学描述为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传统角色的世俗替代品，并为人们提供了世俗救赎的承诺。在他看来，这两者都缺乏客观性。
托马斯·萨斯认为，给个人贴上“疯子”或“精神病患者”的标签，是控制那些做出不同或社会不可接受行为的人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孤立他们，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并将他们置于医疗机构的控制之下，而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沦为了社会权威和体制的工具。个人在医疗保健的幌子下被孤立，医疗保健将人类问题转化为健康的症状，而不是解决其根本成因。这符合现行社会秩序的利益。
尽管持这种立场，萨斯否认他反对自愿心理治疗，而是强调他完全拒绝一切形式的强迫心理治疗。他实践认知和行为疗法，但只针对自愿的成年人。
从学术作品到影响舆论
托马斯·萨斯一直记得布达佩斯市中心有一组雕像，其中，一个男人独自站立，周围环绕着婴儿，还有一个女人怜悯地注视着他。这组雕像描绘的是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他也是一位敢于挑战医学权威并被指控精神失常的人。
19世纪中期，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期间，塞麦尔维斯注意到产褥热导致的产妇死亡率很高。通过仔细观察，他将这些事件与医生在接生前进行尸检联系起来。这促使他要求医生在接生前用无菌溶液洗手。结果，产妇死亡率急剧降低。
这种做法比细菌的发现早了很多年，但却遭到了医学界的排斥和嘲笑，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塞麦尔维斯被医院开除，并且遭到了广泛的嘲笑和歪曲。他的悲惨故事以被指控精神失常并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而告终，最终，他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托马斯·萨斯从小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他深知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可能会面临顽固的抵抗，深知科学如何沦为对任何异见充耳不闻的教士，社会如何利用精神疾病的标签来压制所有不同的声音——哪怕这个声音曾经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母亲的生命。
和塞麦尔维斯一样，萨斯也曾面临同事们针对他的精神疾病的指控。治疗师阿尔伯特·埃利斯形容他是“偏执狂”，还有人甚至拒绝在澳大利亚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他辩论，理由是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萨斯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他想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将自己的学术奋斗拓展到专业书籍和学术机构之外。这促使他在大众报纸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并参与了各种旨在缩小非自愿精神病治疗范围的法律活动。
他还警告不要扩大精神错乱辩护的合法使用范围，或者因精神疾病而免除个人对其行为的责任。他坚称，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刻，个人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精神疾病为借口剥夺他们的责任是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侵犯。
萨斯如何改变了美国精神病学的面貌？
托马斯·萨斯的质疑并非仅仅是空洞的理论呼声，而是真正改变了美国心理健康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法院裁决削弱了精神病院的权力，其中最著名的是：1972年的“莱萨得诉施密特案”——该案限制了当局强制将个人送入精神病院的权力；1975年的“唐纳森诉奥康纳案”——该案裁定，除非患者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实际威胁，否则精神病院的拘留就不合法；1978年的“雷尼案”——该案确立了患者拒绝非自愿治疗的权利。
这些判决明确基于托马斯·萨斯的哲学理念，即否认精神疾病作为一种可治疗的医学疾病的存在。
如今，托马斯·萨斯倡导的许多原则已经成为了患者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机构外的社区治疗理念取代了旧有的治疗方式。公众对描述患者的语言更加敏感，“疯癫”等带有污名化的词语已不再用于官方语境。
精神病学重拾权威
尽管机构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但精神病学并未因此而退缩。相反，它通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专注于精神障碍生物学和遗传学基础的逆向思潮，而在更清晰的框架下重建了权威。随着脑成像工具的发展以及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研究的进步，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制药公司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发和推广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和抗焦虑药，将其作为缓解痛苦的科学解决方案。
这种转变清晰地体现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发展历程中——该手册的第一版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政府时期，主要的公立精神病院被解散，政府在医疗保健领域的作用逐渐减弱，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介入填补了医疗缺口，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随之扩大。对于公司而言，为员工提供更广泛的保险覆盖比提高员工工资更经济。
保险公司试图根据具体的诊断代码，标准化与精神健康相关的财务需求的支付标准。因此，随着1980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的出版，精神障碍被重新定义为更具体、更易于计费的术语，从而将人类问题简化为代码和数字。
诊断类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纳入的新疾病并非总是基于充分的实证证据。这种做法受到了批评，尤其是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出版后，人们指责该手册将人类体验简化为大脑化学失衡。一些分类的政治性质也变得显而易见，诊断的创建或删除是基于社会和政治共识，而缺乏明确的科学标准。
例如，同性恋在之前被归类为精神障碍，但在后来的版本中又被删除。此外，该指南主要依赖西方文化规范，并未考虑到文化差异——一些在其他社会中可被接受的行为在西方背景下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疾病。
另一方面，鉴于一些参与者隶属大型制药公司，有人担心该指南的制定委员会内部存在利益冲突。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制药行业对其客观性影响的担忧。
例如，根据Datamonitor、Biomedtracker等平台提供的数据，自2020年以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抗抑郁药物使用量增加了64%。与此同时，生产两种最受欢迎的抗抑郁药物的辉瑞公司，赞助了初级保健医生用来测量抑郁症的PHQ9量表。
因此，尽管克服了托马斯·萨斯批评所依据的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之间的界限，但这种转变却将精神病学与制药资本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另一种极端主义。
救生圈还是致人溺毙的重物？
托马斯·萨斯的理念是那些在机构环境中遭受痛苦的人的救生圈，还是已经成为束缚他们脚踝的重物，以将他们拖入否认的海洋并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溺毙？
尽管萨斯的批评推动了精神病治疗法的改革，但其批评者认为，他的想法可能导致患者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从而加剧他们的痛苦。他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却忽略了个人丧失理性决策能力的情况，而医疗干预对于保护他们和社会至关重要。
他还以自由为旗号，将负担加于个人身上——即使他们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特别是鉴于一些政治体制可能会利用他的想法来证明国家不再需要支持精神卫生保健，并削减政府对医疗诊所的支出而不提供替代方案，从而加剧了无家可归和监狱危机。
托马斯·萨斯的观点在科学和哲学层面都受到了众多批评性的评论，尤其是考虑到精神病学在近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这些进步证实了许多诊断的科学有效性。
其中最突出的批评是他依赖严格的生物学定义来定义精神疾病，要求存在器质性病变或明显的生理异常。
然而，正如皇家精神病学院前院长罗伯特·肯德尔指出的那样，即使在生理医学领域，这一标准也并不成立。偏头痛等疾病并不总是与特定的器质性异常相关，但在临床意义上仍属于“疾病”。这使得托马斯·萨斯对精神障碍存在的否认，而未能理解心理体验的复杂性——其痛苦不能被仅仅归因于生物机制。
另一方面，精神病学和医学史教授爱德华·肖特认为，萨斯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中期主导精神病学的分析方法，但这种方法后来随着基于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现代生物学诊断和治疗的转变而衰落，从而破坏了他的论文基础。
然而，批评者们并没有否认托马斯·萨斯提出的问题的政治和伦理意义，这些问题在深化关于政治和医学权威关系的辩论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精神病学作为软控制工具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批评者担心他的想法可能会被用来推进其他议程，例如破坏医疗保健，并为国家放弃对需要支持的患者的责任提供正当理由。
托马斯·萨斯的哲学可以从精神病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解读。在社会结构简单的前文明社会中，不同的行为并不被视为威胁，而是被作为个人问题来处理。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期望个人能够高效、独立、自律，并且其行为不得偏离社会规范。
当个人的行为与这些期望相冲突时，精神病学将作为一种社会工具进行干预，旨在帮助个人康复，使其适应社会秩序的要求。因此，萨斯的哲学试图揭示精神病学的政治和规范维度，即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
直至生命尽头，托马斯·萨斯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当他于2012年9月以92岁高龄去世时，人们对他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位英雄，勇敢地在医学权威面前捍卫人类尊严；另一些人则认为他间接导致了精神病院的解散，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在公开场合遭受痛苦。
托马斯·萨斯在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后选择自杀作为其生命的终结，这也体现了他关于个人在临终前拥有决定和选择命运的自由的理念。
尽管他的思想诞生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如今的医学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治疗干预的局限性是什么？精神病学何时会成为拯救者？何时会沦为控制和支配的软武器？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而萨斯的思想仍然对当代关于权力、精神病学和个人自由的讨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