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我选择不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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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21T13:07:49.862Z

作家查键英：我选择了下火车

（德国之声中文网）时事节目《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了知名作家查建英，谈论了她的家庭和她个人与中国政治的遭遇。访谈中，袁莉朗读了查建英文章中的一句话：“我也喜欢中国，但它是我自己定义的中国。从我小时候跳火车开始，我就幻想着外星的天空和遥远的城市，被广阔的外星天空和遥远的城市所感动。我对中国人对专制统治的无尽耐心变得相当不耐烦。我选择不和我的人民在一起。我选择了下火车，把铁轨远远地抛在后面。”

这段话是作者对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在1961年写的一首诗的回应，阿赫玛托娃写道：“不为异乡天空的光华所动，不羡遥远城邦的庇护安宁。我选择和我的人民在一起，灾难引领他们之处，我亦随行。”

两次震撼：“六四”屠杀与“清零”管制

查建英解释说，“什么时候下火车，这个过程也非常长。因为坦率的说，其实六四对我是一个巨大的，第一个最大的精神危机。后来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时候，我还谈过，六四的时候，我们是在现场的，我第一次看见和平年代杀人，这是非常震撼的“。1992年回到美国之后，她更换了国籍。

查建英说，“我发现，改国籍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告诉自己，我不是要叛国，我是为了写作的自由，这样我不用自我审查。如果我入了美国国籍，我还可以继续写作”。

入籍美国之后，查建英“还在火车上”，“我还是要回去，还是要写中国，还是要抱着希望”。她说，她最终“跳火车”是因为疫情管制。当时，她在纽约看到中国人被强制排队做核酸检查的画面，感到震惊。“我看到上海封城到最后有人跳楼，我觉得那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那种屈辱。我回想起阿赫玛托娃那种话，很伟大、很圣洁，但我觉得今天我要说：共产党的监狱，我一天都不想坐，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去坐”。

中国生育率危机在于人生的意义

2025年9月8日，中国育儿补贴正式全面开放，接受全国范围的育儿补贴申请。聚焦中国问题的网站“中参馆”（ChinaFile）发表文章《中国生育危机是未来信心危机》，作者Emma Zang（耶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指出，生育率下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真正的障碍并非抚养孩子的成本，而是他们相信在一个前途不确定、希望渺茫的未来，做父母已不再合乎理性。如果政策无法触及这种更深层的困境，那么补贴和奖励几乎无法遏制生育率下滑。

专访：“中国婚育率降低是一种非正式抗议”

文章说，中国政府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生育津贴、延长产假，以及鼓动女性“回归家庭”的宣传——但这些政策往往强化传统性别角色，把照顾责任压在女性身上，而对男性或家庭共担支持不足。与此同时，男性则背负着日益沉重的经济压力，却几乎得不到制度支持。这类政策没有直面文化和情感层面的失落，反而可能加剧，让为人父母变得更加难以想象。

相关图集：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

中国61年来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已在数年前取消了生育登记制度，逐步放开了二胎和三胎生育，鼓励多生。但人口普查却显示，中国人口不增反降，2022年中国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出生率持续下降：中国人口生育率从上世纪80年代末每位女性生育2.6个孩子下降到2022年的1.19个。此外，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已接近10%。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结婚，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

自愿少生、放弃多生、甚至不生：目前，中国年轻一代的生育主体为80后、90后和00后，盛行的观念为自愿少生、放弃多生、甚至不生。他们当中多为计划生育的产物——即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的年轻一代更有生育意愿。

成本高、压力大：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主要面临着“生育成本过高”、“住房压力大”、“就业失业压力”等问题。有专家指出，如果把这些压力都减小了，生育率自然就上来了。

女性遭遇的阻力大：在职场，女性遇到的阻力更大，一旦顺利拿到职位，就会全力以赴，工作第一、家庭第二、生孩子放最后。

健康不佳，生育下降：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精神长期高度紧张，健康质量下降，而生育力水平随着健康水平的下降而下降。

生得起，养不起： “生得起，养不起”使不少年轻夫妇推迟或者放弃生育计划，尤其是在大城市，公立入托等候时间长，名额有限，而私立收费又太昂贵。

20多个城市开始试点：2023年5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20多个城市启动了试点项目，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住房、税收和教育方面的补贴。但效果怎样尚有待观察。很多年轻人认为这些项目对他们毫无帮助，因为他们面临着找工作的困难，或者担心失掉饭碗。

让年轻人多一份生育安全感：生不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只是一种人生选择，旁人无法指手画脚。但从更高的层面看，国家和社会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让年轻人少一些后顾之忧，多一份安全感，坦然接过做父母的担当？

作者认为，要扭转生育率下降，不仅需要金钱激励。更关键的是重建对制度的信任，拓展人生机会，恢复下一代的稳定感与目标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多补贴也无法让那些感到失望的人们愿意把孩子带进他们不相信的世界。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人口问题，更是生存意义的问题。恢复生育的关键不在于补贴，而在于信念——在于重建一个让年轻人能够看见、相信并愿意认同的未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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