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济实力？国家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在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不久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对经济实力的概念提出了新的解读，重新描绘了在技术主导的世界中创新与经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古典增长理论基于资本积累和物质生产的理念，而阿吉翁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技术进步已成为各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立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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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吉翁将他的思想体系称为“创新主导的增长”。他认为，真正的增长并非以工厂数量或产量来衡量，而是以创意转化为可行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程度来衡量。物质资源不再是差异化的标准，知识和创新才是竞争的主要工具。
阿吉翁断言，现在投资思想和技术的国家将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这种观念的转变不仅限于拥有大量工厂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将自动成为拥有最新技术的国家。
美国在硅谷的经验、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进步以及韩国在数字电子领域的崛起，都是积极拥抱创新的国家如何通过跨国影响力增强自身实力的鲜活例证。如今，这些国家的力量不再依赖于传统产业，而是依赖于智能网络、先进软件以及治理全球经济的数字基础设施。
这种转变要求国家作为行政机构转变其角色。它不应继续充当市场监管者的角色，而应成为知识产业的合作伙伴。阿吉翁呼吁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从始至终支持研究，并营造一个让创新者能够参与其中而不必担心失败的环境。
创新的新十年和数字主权的挑战
为了确保激励机制不仅限于保障，而应成为一项战略投资，并鉴于创新并非孤立发展，阿吉翁提出了他所谓的“创新的新十年”，将大学、企业和公共实体整合到一个基于信任、在竞争与社会公正之间寻求平衡的协作网络中。
这一理念的含义是，一个允许创造性思维无障碍实施的社会，是最有能力实现可持续创新的社会。那些以官僚主义或学术排他性来限制这种契约的国家，将在知识竞赛中逐渐失去地位。
随着这一愿景的具体化，技术将从增长因素转变为主权因素。人工智能的优势或对大数据流的控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优势，它也是衡量政治、安全、教育和健康等各个领域实力的标准。
在此背景下，阿吉翁认为，欧盟面临着一个真正的困境：尽管拥有雄厚的财政和工业实力，但其在技术领导地位方面的落后使其容易在数字领域依赖美国或中国。
因此，阿吉翁呼吁建立欧洲技术主权项目，以保障数字基础设施的独立性，防止欧洲沦为单纯的技术消费者。
在菲利普·阿吉翁看来，他今年获得诺贝尔奖代表着从物质主义经济思维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而知识经济的实力取决于数字化转型的速度。那些已开始将知识融入公共政策并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将塑造未来，因为如果创新脱离了制度和政治的影响范围，它就毫无价值。
然而，技术领导力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而关乎文化和制度。阿吉翁认为，欧盟必须鼓励实验性思维，尊重失败作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确保真正的学术自由，并营造有利于真正创新的环境。奖励大胆创新并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社会，拥有持续认知增长的能力。
那些关闭研究大门或将教育限制在精英阶层的社会，将逐渐沦为全球经济的从属。
阿吉翁总结了他的愿景，指出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协调对技术的开放与保护国家主权。数字全球化为增长和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带来了依赖和外部影响的缺口。
他强调，欧盟必须努力掌握创新工具，这不仅是为了保持经济最强，更是为了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掌握力量的钥匙。
福利与创新之间
《经济学人》在题为《欧洲如何扼杀创新》的报告中指出，欧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即其能否协调社会正义与技术领导力。
传统的欧洲模式建立在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全民体面生活水平的福利国家之上，如今却面临着激励创新能力有限的困境。
大学和教育机构内部对高昂失败成本的担忧也导致了创业精神的衰退，而韩国和美国等更具韧性的经济体则得益于鼓励实验和冒险的环境而蓬勃发展。
菲利普·阿吉翁认为，危机并非源于福利概念本身，而在于其管理方式。欧洲国家永远无法简单地分配资源或弥补损失。因此，它们必须转型成为未来的真正投资者。
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扮演催化剂而非控制者的角色，并调整公共支出结构，以支持人力资本、科学研究和技术基础设施，而不是继续沿用消费支出模式。
这正是阿吉翁创新型国家理念的精髓：一个为竞争而非竞争结果创造条件的国家，并构建社会自我更新的能力。
这一转变要求欧洲重新评估保护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应像过去那样局限于保护就业，而应专注于通过赋权、培训和持续发展来保护个人。
在快速变化的经济中，继续教育和职业再培训项目已成为重要的保护工具。德国支持智能制造产业的经验和瑞典资助绿色项目的模式值得借鉴。两者都提供了如何将社会福利体系转变为变革驱动力而非阻碍力的范例。
在此，阿吉翁提出的“共担风险”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改革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关系的一项原则。资助研究和初步实验的政府机构不应仅仅是捐助者，而应成为经济回报的合作伙伴，无论是通过共同投资基金还是将利润循环回馈创新体系的税收机制。
这种模式并非要消除市场，而是通过在社会和投资者之间平衡分配风险，使其更加高效和公平。
绿色增长
正如《金融时报》在其报道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一理念最清晰的应用就是向“绿色增长”的转变。该报道认为，当前的形势给欧洲带来了双重挑战：需要在不牺牲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更新生产结构。
绿色政策不能仅仅是环保口号；它们必须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在气候正义与产业创新交汇的关键时刻，这只能通过鼓励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创新的税收政策，以及将政府支持从化石燃料转向可持续技术来实现。
但更深层次的障碍仍然是政治因素。根深蒂固的欧洲官僚主义和重谨慎轻风险的政治文化阻碍了阿吉翁所呼吁的变革。
在他看来，只有当国家摆脱对失败的恐惧时，才能实现技术领导地位。欧洲必须能够做出大胆的决策，并认识到创新项目的初期损失可能是未来领导力的必要代价。
欧洲大陆的经济史表明，其最辉煌的繁荣时期源于敢于打破传统模式，而非墨守成规。创新型国家并非福利国家的对立面，而是福利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自然演进。
一个保障其成员学习和实验机会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更加公正和稳定的社会。但这种转型需要政治和思想上的勇气，否则欧洲将继续深陷于一种既保护现在又扼杀未来的奢侈之中。
欧洲在数字化时代的考验
据路透社题为《欧盟对数字主权的需求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报道，德国政府表示，欧盟需要加强其数字基础设施，使其不再只是技术的消费者，而是技术生产的积极合作伙伴。创新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主权的必要条件。
在阿吉翁看来，这种转变意味着欧洲的影响力并非来自物质财富，而是来自管理数据流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中心。那些在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创新并持续创建本地数据平台的国家，才拥有制定市场规则的权力。
阿吉翁赞扬欧盟设立数十亿欧元科技初创企业基金的倡议，该基金旨在支持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初创企业，使其具备全球竞争力。
然而，如果没有严格的立法框架支持，确保数据控制权始终控制在欧洲大陆，这些举措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数字独立。以往的经验表明，允许外国公司运营信息存储或云服务的宽松政策会削弱欧洲的战略地位。
在此背景下，微软今年宣布承诺将根据欧盟法律在欧盟境内存储和管理其欧洲客户的数据。此举被认为是对日益增长的对美国公司数字依赖担忧的直接回应。
阿吉翁继续解释说，这些举措虽然重要，但除非将支持创新的政策转化为长期的机构承诺，在科研、产业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否则仍然不够。
问题不仅仅是资助初创企业，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将研究理念转化为有形产品的欧洲数字生态系统，并营造一个激励而非限制创新的监管环境。只有这样，欧洲才能从落后的竞争者转变为全球数字经济的标准制定者。
为了体现这一雄心，一些欧洲主要科技公司向欧盟机构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设立“主权基础设施基金”，以支持量子计算、芯片制造和云基础设施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在政府采购中推行“购买欧洲产品”政策。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提议反映出欧洲企业日益意识到依赖外国关键零部件会威胁欧洲的数字安全及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这一做法强化了欧盟委员会《欧洲数字战略2025》报告的立场。该报告指出，欧洲大陆在数字领域面临的挑战包括国内市场碎片化、监管复杂以及在关键技术领域过度依赖外部参与者。
报告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一体化的数字单一市场，使欧洲企业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竞争力跨境运营。
阿吉翁认为，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的不仅仅是注入资金或修改法律，更需要重塑国家与技术本身的关系。
他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成为数字知识生产的积极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监管者或监督者。它必须确保数据在其境内进行管理，并用于造福其公民，并确保数字基础设施是服务于发展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外部公司手中的工具。
阿吉翁警告说，如果欧盟未能实现这一转变，它将发现自己被那些在其境外制造技术并决定其使用条款的人所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