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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台湾主要挑战来自台美关税问题对出口产业构成的压力。
对美关税冲击
这次普发现金政策在美国关税压力下推出，当前不少传统产业员工面临无薪假与物价上涨的压力。
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向BBC中文分析，将资源直接导入民间，具备一定的正面效益，但这次普发现金与疫情期间发消费券的背景不同，当时受创严重的是内需服务业，这次则是出口业。
“普发现金政策主要着眼于刺激国内消费，却未提出具体措施因应出口产业的冲击，显示政策设计与实际经济困境之间存在落差。”
美国政府自2025年8月7日起，对台湾出口商品实施暂时性20%对等关税，并可能叠加原有税率；半导体、电子与资通讯产品则尚未纳入此一税率范围，将依美方国安调查结果另行设定。
吴大任指出，普发现金政策理论上可产生“乘数效果”，即现金进入民间后，透过消费、企业营收与所得提升，形成正向经济循环。但在经济不稳、家庭预算紧缩下，民众可能将现金用于既有支出或储蓄，导致乘数效果打折、刺激消费有限。
他续说，虽然美国对台关税已开始实施，但半导体业仍处于豁免期，出口与信心指标尚属稳定，相关影响尚未全面展现。普发现金可能短期有利于内需服务业，但若未来劳动市场恶化，消费意愿将受抑，政策效果也将受限。
经济效益
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预估，此次“普发一万元”政策将贡献台湾 GDP 约0.415％。
行政院官员指出，过去类似政策曾带来显著经济效益。2020年三倍券贡献GDP约0.53％，创造1016亿元效益；2021年五倍券则在短期内带动1926至2013亿元消费，长期产值达2500亿元。2023年普发6000元现金则贡献GDP约0.3％。
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普发一万元实际效益仍取决于民众是否将现金用于新增消费，而非替代原有支出。若能搭配会展、演唱会、运动赛事与观光等非日常消费活动，预期刺激效果将优于过去。
根据Yahoo奇摩最新网路民调，民众对于普发现金的使用方式以“日常消费”为主，占比达 33.7%；其次为“储蓄”（19%）与“投资”（14.1%），其他选项包括缴费（9.4%）、旅游（8.1%）、捐款（0.6%）与其他用途（3.9%）。
吴大任指出，普发现金政策的效果评估难以单从经济表现观察，政府目前的评估机制“很难令人信服”，政策所涉及的“乘数效果”与“替代效果”难以精确计算，牵涉到每个人的消费选择与行为模式，若缺乏抽样调查与实证研究，政策成效将难以具体掌握。
国立政治大学财政系教授兼系主任陈国梁向BBC中文表示，此举是“不必要且低效的政府支出扩张”，这笔高达新台币2,360亿元的支出，可能转化为物价上涨与金融市场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仅如“夏日午后短暂的阵雨”，虽可能引起短期波动，但对总体经济结构不会带来长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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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人物提出仿效港澳将普发现金常态化，引发学界反弹。
“还税于民”常态化？
日前立法院进行总质询时，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指出，台湾今年税收可能再度超出预算，建议政府考虑将“还税于民”制度化，让普发现金成为常态性政策。
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回应表示，所谓“超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多收税款，而是实际征收金额超过原先预算估算；若将税收硬性规定用于特定用途，可能削弱政府的即时应变能力。
所谓“税收超徵”，是指当年度实际征收的税款高于预算编列时的预估数，虽然国库因此获得超出预期的收入，但税收超徵并不等同于财政余裕。
财政学者陈国梁强调，税收超徵不应被视为财政盈余，普发现金可能对台湾的财政纪律与制度稳定造成长远伤害。
他指出，台湾债务余额持续上升，显示即使税收高于预估，整体收入仍不足以支应支出。若在此情况下仍编列预算普发现金，意味着政府需举债，形成“债留子孙”的跨代际掠夺，也可能忽略未来的社会与经济风险，例如能源转型成本或国营事业亏损等潜在支出压力。
陈国梁在2023年蔡英文政府普发新台币6,000元现金时曾警告，“一旦盒子打开了，后果不堪设想”，如今地方政府也产生仿效中央的呼声，是令人忧心的现象，若普发现金成为政治工具，可能削弱财政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与永续性。
针对部分政治人物与媒体将台湾与香港、澳门、新加坡的“派钱”政策相提并论，陈国梁认为，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派钱”政策建立在财政盈余的前提下，而台湾的财政基础与其不同。
经济学者吴大任也指出，新加坡与香港有类似现金发放政策，但通常建立在税收超过预期、政府财政状况良好的前提下，台湾经济数据表面上虽然不错，但仍面临潜在财政风险，例如台电亏损与能源问题，未来若需大笔支出应对，将影响政府财政调度空间。
“台湾近年两次实施发放现金，但一般民众多认知是短期收入增加，还未形成长期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