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司法部门对包括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内的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标志着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加沙种族灭绝事件后，双方之间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而此时，双方在叙利亚和更广泛的地区正持续进行间接对抗。

这一决定的背景

几天前，应伊斯坦布尔检察官的要求，刑事和平法院对包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和海军司令大卫·萨尔-萨拉马在内的37名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实施种族灭绝”和“犯下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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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的声明解释说，逮捕这37名官员（未提及姓名）的决定，是因为无法直接逮捕他们，因为他们不住在土耳其境内；此外，该决定还基于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系统性种族灭绝行动、对“国际自由船队”的袭击以及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土耳其刑法典》多项条款逮捕参与其中的活动人士，并强调“调查仍在彻底和全面地进行中”。

安卡拉宣布准备在协议框架内承担加沙的任何责任或角色，但以色列政府向媒体泄露，内塔尼亚胡已告知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土耳其军队在加沙的存在是以色列的“红线”

继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安全事件之后，这一决定标志着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本已复杂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并蔓延至法律领域和司法制裁。

安卡拉对加沙侵略的立场，包括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将以色列定性为恐怖主义国家、抵制内塔尼亚胡并拒绝与其进行政治接触、拒绝将哈马斯定为犯罪组织并将其定义为抵抗运动、随后实施贸易和经济制裁、土耳其参与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的种族灭绝案，以及拆除土耳其境内的摩萨德间谍网络，都是双方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阶段。

此外，地区局势的发展，尤其是以色列对叙利亚持续不断的侵略、分裂叙利亚的呼声、干涉苏韦达问题、向叙利亚民主力量（对抗土耳其）提供支持，以及根据与大马士革达成的谅解轰炸与土耳其在叙利亚领土上的存在有关的军事基地和安全设备，造成了双方之间一种无声的、间接的对抗状态。

除上述因素外，安卡拉还从自身脆弱性的角度看待以伊战争，即担心遭到以色列的攻击或直接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因此，多项研究和报告建议土耳其着手解决伊朗出现的一些弱点，例如加强防空能力、研发弹道导弹、建造掩体以及巩固后方防御。

在加沙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安卡拉也更直接地参与了调解进程，在沙姆沙伊赫会议之后成为担保国之一，随后出现了土耳其参与拟议中的国际部队的想法。

安卡拉已宣布准备在协议框架内承担加沙的任何责任或角色，但以色列政府向媒体泄露消息称，内塔尼亚胡告知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土耳其军队在加沙的存在是以色列的“红线”。

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在“八国集团”框架内）谨慎或准中立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耳其官方声明指责以色列阻挠协议的执行，尤其是在开放过境点和援助物资入境方面，并指责以色列屡次违反协议。伊斯坦布尔还主办了“八国集团”外长会议，讨论协议的第二阶段，埃及缺席了此次会议。

后果

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谴责了这一决定，称其为“埃尔多安最新的宣传伎俩”，并表示“以色列对此强烈反对，并予以蔑视”。他指责土耳其司法机构沦为埃尔多安手中的政治工具。前外交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补充说，逮捕令“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在加沙地带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存在”。

尽管该决定在正常的法律框架内做出，但其政治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对其后果进行审视。此前，伊斯坦布尔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请求，启动了一项直接调查。该调查评估了“全球自由船队”参与者的投诉和证词，以及土耳其情报部门和伊斯坦布尔安全局的备忘录，并参考了有关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尤其关注儿童欣德·拉贾布的谋杀案。

因此，逮捕令代表着明确的法律行动，与土耳其民众在种族灭绝战争期间的呼声相符。然而，政治因素也同样存在，正如上文所述，一些人将此决定置于土耳其对以色列施压的背景之下，此前以色列否决了土耳其军队驻扎加沙的计划。

尽管由于嫌疑人不在土耳其居住，而且将来也不太可能来土耳其，因此无法逮捕他们，该决定在未来实际执行的可能性不大，但其政治、法律和象征意义却十分重大。

除了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11月对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之外，这些逮捕令今天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停火声明宣布后各方都在努力为内塔尼亚胡开脱，包括以色列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上诉，但遭到驳回。

总之，以色列方面将法院的裁决解读为土耳其，特别是埃尔多安，针对内塔尼亚胡、其政府以及以色列整体的政治举动。这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关系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加剧，如果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大选延长了现任政治和军事精英（尤其是内塔尼亚胡）的任期，危机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

通过这项决议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着叙利亚双方公开竞争和间接对抗，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内塔尼亚胡政府宣布，其在叙利亚的一些轰炸目标是叙利亚境内的土耳其设备，安卡拉正在利用叙利亚对其进行间谍活动和损害。

另一方面，一些人则淡化了这一最新举措的重要性，认为这只是安卡拉在谈判中或与另一届以色列政府发展关系时可能放弃的筹码，因为土耳其曾有先例，在2016年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时，放弃了与袭击“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轮有关的法律诉讼。

一些报道称，土耳其政府尚未采取代价较小的措施，例如撤销参与种族灭绝的双重国籍士兵的土耳其国籍，此外，土耳其还因其停止与占领国贸易的决定不够彻底以及阿塞拜疆石油继续通过土耳其港口流向占领国而受到批评，这些都强化了这种观点。

法院的裁决也可以被视为安卡拉面对特朗普否决其军队参与第二阶段计划的谈判筹码——即放弃这一行动方案，以换取特朗普解除否决。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就双方即将达成贸易协议发表声明，这或许表明了这种可能性。该声明可被解读为美国向安卡拉提出的一个隐含条件——改善关系——以确保其部队参与加沙行动。

然而，这并非易事。信任鸿沟巨大，以色列的否决权真实而坚定，而且正如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所证实的那样，美国政府不会将此强加于内塔尼亚胡政府。

此外，鉴于以色列的保留意见、当地的风险以及参与国提出的诸多条件和限制，国际部队在加沙的实际存在原则上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安卡拉最终是否参与的决定取决于安理会可能通过的关于国际或联合国部队的决议，包括其任务、组成、授权、权限及其他相关方面。

总之，土耳其法院的裁决加深了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危机，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加剧了间接对抗，并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双方都在暗中为此做准备——这种可能性可能受到包括地区局势发展，特别是叙利亚局势发展在内的因素的影响。

尽管土耳其的举动具有象征意义，但在围绕叙事权和以色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的争夺战中，土耳其的举动仍然意义重大，尤其考虑到采取或可能采取这种行动的国家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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