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唐纳德·特朗普撤回了对玛乔丽·泰勒·格林的支持。格林是佐治亚州的一位极右翼女议员，曾是特朗普最忠实的盟友之一。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又一场政治作秀。但这一事件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人决裂。它揭示了共和党内部一场日益加剧的内战，这场内战围绕着特朗普之后谁将领导保守派运动，以及“美国优先”的真正含义展开。

如今的分歧不再仅仅是移民或经济问题，而是外交政策，而以色列问题正是其核心。近几十年来，共和党首次公开争论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是否真正符合美国利益。这场争论正在重塑美国右翼，并可能重新定义美国与中东的互动方式。对于该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寻求巴勒斯坦公正和平的国家而言，这种分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它们能够参与到华盛顿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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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特朗普时代的斗争：MAGA vs 美国优先

玛乔丽·泰勒·格林的职业生涯轨迹与她参与创建的运动轨迹如出一辙。她曾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情绪的象征，并因此声名鹊起。但随着运动的成熟，格林将自己重新塑造为“美国优先”的拥护者，力图摆脱特朗普的个人影响，走向更广阔的未来。她与特朗普的决裂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竞争，更代表着两个新兴派系之间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斗争：一是视特朗普为运动不可或缺的领袖的MAGA忠实拥护者；二是希望继承特朗普民粹主义遗产，但奉行更加独立自主、不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者。

受基督教民族主义和文化怨恨驱动的MAGA派系，与数十年来主导共和党政治的亲以色列建制派关系密切。其领导人，包括迈克·约翰逊和林赛·格雷厄姆，不仅将以色列视为战略盟友，更将其视为神圣事业。他们的言论融合了宗教和地缘政治，认为以色列的存亡是他们理解基督教预言和西方文明的核心。另一方面，“美国优先”阵营则质疑这些假设。像塔克·卡尔森、史蒂夫·班农以及最近的格林这样的人物认为，美国应该结束其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认为，无休止的战争和对外纠葛耗尽了美国的资源，损害了其道德信誉。对他们而言，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违背了“美国优先”的核心民族主义原则。这种分歧正在撕裂共和党的根基。这不再是“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而是将美国实力视为全球统治工具的人和将其视为负担的人之间的争论。

以色列：关键问题

几十年来，支持以色列一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关注的焦点。它曾是不可触碰的，受到强大的游说集团和两党共识的保护。但加沙战争和日益高涨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开始瓦解这种团结，尤其是在右翼阵营。“美国优先”派将以色列视为华盛顿代价高昂且片面的联盟的又一例证。他们认为，在美国基础设施崩溃的同时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违背了他们当初反对援助乌克兰的逻辑。他们的立场与其说是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不如说是出于对他们所谓的“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怀疑——这个由国防承包商、智库和游说集团组成的网络，从持续不断的战争中获利。

然而，MAGA运动的保守派人士将以色列视为其身份政治的一部分。福音派领袖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共和党圈子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将支持以色列包装成一种信仰。他们向选民传递的信息是道德和情感上的，而非战略性的：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就是与上帝站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公开化。当格林或卡尔森等人物质疑美以联盟时，他们会被保守派同僚谴责为背叛事业。格林最近将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描述为“种族灭绝”，这一言论被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谴责为“背叛美国价值观”，这表明这些曾经难以想象的批评如今正以多么强烈的姿态进入共和党主流话语。他们的信息引起了更年轻、更怀疑的共和党选民的共鸣，这些选民厌倦了全球战争和对外援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一项调查的详细结果，50岁以下的共和党人中，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人比例从2022年的35%上升到2025年的50%，增幅高达15个百分点。这标志着这个曾经以对以色列国无条件忠诚而著称的政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共和党外交政策共识的终结

共和党不再受乔治·W·布什时期盛行的旧式新保守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这种以民主和安全为名发动无休止战争的理论，在保守派选民中已失去合法性。特朗普在2016年的崛起，是对其的首次重大反叛。尽管特朗普在言辞上抨击“永无止境的战争”，但他本人仍然忠于以色列和基督教锡安主义阵营。他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巩固了他在亲以色列保守派中的地位。然而，这也暴露了他民族主义的矛盾之处：口头上奉行“美国优先”，实际上却仍然受制于许多相同的外国游说集团。

如今，随着特朗普影响力的减弱，这些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像格林和班农这样的人物将自己视为新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他们决心将“美国优先”与特朗普的个人崇拜以及以往共和党政府所秉持的全球承诺区分开来。这场斗争已经开始重塑共和党的身份认同。MAGA阵营仍然依附于特朗普的个人魅力和福音派选民基础，而“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者则试图将运动的根基建立在反干涉主义、经济保护主义以及对以色列在华盛顿影响力的质疑之上。几十年来，共和党候选人竞相证明自己对以色列更加忠诚。在后特朗普时代，他们或许会争相证明自己对以色列的依赖程度更低。

这对中东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共和党内部的这种分歧既是风险也是机遇。风险在于其不可预测性：美国可能会在孤立主义和侵略之间摇摆不定，这取决于谁掌控白宫。但机遇在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保守派人士开始质疑对以色列的无条件军事援助。这一时刻为身处中东地区和散居海外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战略契机，让他们能够与美国右翼的新声音进行对话。历史上，与共和党人的接触仅限于正式外交或以安全和贸易为重点的游说活动。如今，他们有机会围绕价值观和利益来塑造对话。与“美国优先”运动互动并不意味着支持其更广泛的民族主义议程。它意味着承认美国右翼的一部分人终于开始质疑无休止地向中东提供军事援助和干预的逻辑。这种怀疑态度，即使只是暂时的，也可能与呼吁巴勒斯坦实现正义与和平的呼声相一致。中东国家、民间社会团体和倡导者应该抓住这一机会，直接与这些新兴派别进行沟通。他们可以强调，停止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不仅有利于巴勒斯坦人，也有利于美国纳税人和全球稳定。围绕共同利益、减少冲突、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和促进公平外交展开的讨论，能够引起不同意识形态选民的共鸣。

变革的战略时刻

共和党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分歧并非仅仅是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它反映了美国对其全球角色进行更广泛的重新思考。随着美国转向内顾，支撑其外交政策数十年的神话开始瓦解。对中东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党共同维护以色列数代的共识正在削弱。裂痕首先出现在共和党内部，民族主义和对卷入外交事务的怀疑态度正在重塑其政治优先事项。如果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亲巴勒斯坦人士能够理解并理性地应对这些转变，他们就能推动美国政治朝着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地区政策方向发展。MAGA和“美国优先”之间的斗争，不仅可能决定共和党的未来，也可能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问题在于，中东是会继续被动地旁观这一转变，还是会寻求利用这一转变来促进该地区的和平、正义和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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