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校變「空城」？少子化危機深度剖析｜澳門教育系列（一）
作者：藝康（教育工作者）
當少子化成為不可逆的潮流，課室裡那些尚未坐滿的椅子，也許早已不只是統計數字，而是我們集體難以迴避的未來。
閱讀本文後你將獲得以下資訊：
澳門低出生率問題究竟有多嚴重？
國際數據對本地議題能帶來哪些啟發？
教育界正經歷怎樣的衝擊？
學者如何看待這場變局？
序幕
少子化（Sub-replacement fertility／Low fertility）作為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短期內難有大幅改善。今年，澳門各大媒體對此議題表現出更強烈的關注，而在特首上任後，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陸續出台，也從側面反映出事態嚴重。
數年前，筆者曾撰寫〈生育的數字密碼〉，從全球視野概述此問題；其後亦於報刊陸續發表〈澳門人口會成為議題嗎？〉、〈出生率與家庭教養〉及〈從人口變化看課程改革〉等文章，預告人口議題在治理層面的重要性變化、澳門新生代心態的轉換，與各國因應的具體策略。有興趣的讀者可延伸閱讀拙作。篇幅考量，本文將盡量避免與先前內容重疊。
作為教育系列的首篇文章，本文將聚焦以下面向展開：問題為何（定義 Definition）、有何證據（Evidence）、可能處理方式與策略（Strategy），以及背後的思考理由（證成 Justification），簡稱為DESJ，作為系列文章的首篇，本篇將率先探討少子化對學校帶來的衝擊。
實際情況
除了統計局公布的人口總數外，社工局設立的「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平台亦定期發佈相關統計，如出生率、新生嬰兒數、本地人口及生育率等。若能將年終人口估算與新生嬰兒人數兩組資料加以對照，將有助於更宏觀地掌握澳門人口結構的實際變化。以下為筆者整理自 1995 至 2024 年間的新生嬰兒統計概況：
本圖呈現出以下幾項重要訊息：1995 至 2003 年間，新生嬰兒人數呈持續下滑趨勢，從 5,876 人降至 3,162 人，為近 30 年來的最低點；而在 2004 至 2012 年間，出生人數出現回升並伴隨波動，於 2012 年及 2014 年達至高峰，其中 2014 年錄得 7,360 人。自 2016 年起，新生嬰兒人數再度下跌，至 2024 年減至僅 3,607 人，約為高峰時期一半。
將年終人口與新生嬰兒數據同期對照，可呈現出增減幅度與相對比例。2011年至2016 年期間出生人數增幅尤為明顯，顯示當年新生人口增長速度高於總人口增長。然而，自 2016 年後，出生人數明顯減少，尤其自 2020 年以來，跌幅進一步加劇。與總人口持續穩定上升形成對比，出生人口的減少更顯劇烈，兩者差距日益擴大，反映出生率持續走低的趨勢。
這些數字相較於僅觀察新生嬰兒人數，能更具體地揭示少子化問題的嚴重程度。不過，新生嬰兒減少主要反映的是原居住人口的生育下降；從國際經驗觀之，不少國家或地方透過吸引移民、引進青年勞動力等方式進行人口補充，亦是全球普遍採用以應對人口萎縮的策略之一，但會引發社會爭議，而關於政府人口策略非本文關注重點。
接下來，我們將視野轉往國際數據，探索全球經驗如何帶來啟發。
國際數據背後
借用前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朱林先生於 2021 年在《行政》一文所述：「在履行國際公約方面，立法實施公約始終佔據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定期向國際組織匯報澳門落實相關國際公約的情況，實為必要義務。
關於人口議題，澳門自 1960 年起便向世界銀行提供 0 至 14 歲兒童人口佔整體人口比例的資料。中港澳皆有提交相關數據，下圖整理了三地與全球的歷年統計，有助我們從國際視野觀察澳門的人口趨勢：
如圖所示，澳門 0–14 歲人口的比例最高出現在 1966 年，逾 50%，此數值背後的歷史因素非本文論述重點，暫不展開分析。值得留意的是，自 2003 年起，該比例首次跌破 20%；而自 2008 年起降至 14% 以下，並一直維持在 12% 至 14% 之間。與此同時，香港的兒童人口比例變化與澳門幾乎同步，且長期顯著低於國家平均值。
中國自 2006 年跌破 20% 後一直徘徊於相同水平，近五年進一步下滑，2023 年的最新公布值為 16.58%，創歷史新低。由此可見，少子化壓力對全國而言已迫在眉睫。
作為全球性現象，亞洲地區的低出生率狀況趨同，而歐洲則較早展開對應策略。相關統計與措施，筆者已於過去文章中詳述，為免重複，此處僅節錄一段重點論述，供讀者參考：
從各地經驗得知，只是基本的生活與教育資助與出生補貼…甚至強如新加坡推出居住補助，出生率依舊沒有顯著改變..…年青父母考量的不只是生育津貼，更包括子女成長、生活質素與發展空間，除此以外，父母也會慎重考量養育子女後的生活品質能否維持。相較於過往的世代，要生活而不是單純的生存是最大的轉變，這是所有發達國家或地區必然出現的現象，父母追求的不只是讓子女活著，更是活得有生活品味，與此同時也希望下一代可以有比自己更好的生活質素。若低出生率的應對政策沒有覺察到這種差異，恐怕再多的支援也難以收到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基於國際機構對義務教育年齡的關注，統計多止於 14 歲以下。然而，澳門義務教育政策早已遠超此年齡層。因此，過往常引用的「毛入學率」在本議題上，已不再具太多的參考價值。
因此，若要了解學生數量對澳門總人口的實質比例，則可比對教青局公布之學年在學人數，與統計局公布的年終人口估算值。雖然學生人數為學年統計、人口數則以年末為單位作估算，數據上存在誤差，但在統計技術上屬可接受範圍，足以反映整體趨勢，筆者重新梳理有關數字如下：
此圖呈現 1996 至 2024 年間，在學學生佔總人口比例的變化。整體趨勢呈現逐年下降，從 1996 年約 22% 降至 2024 年的約 12.8%。1996–2002 年間，比例長期維持於 20% 以上，可視為高峰期；而自 2003 年起開始出現轉折，近年則穩定於 12% 左右，僅有小幅波動。
由此可見，當前面對的少子化並非突發，而是「早有先兆」；今日所見，只是過去十多年積累後的結果顯現。
教育界正經歷的衝擊
隨著入學兒童人數減少，最直觀的結果自然是學生人數減少，學校面臨「殺校」的風險。相較於這一顯而易見的推論，更值得深入探討的是：不同類型的學校是否會受到相同程度的影響？
關於政府現行政策的成效評估並非本文重點，故此僅簡要補充：相較於香港以學額管理邏輯應對學生人數下滑，澳門較少以「殺校」作為處理生源不足的手段；但這並不代表學校不會被自然淘汰。例如在2005/2006學年，全澳共有86所學校，而至今已減少至76所，可見學校數目亦隨人口變動有所調整。
回到正題，首先從整體學生人數進行分析。以下為1996/1997學年至2024/2025學年之間，澳門學生人數變化的整理與趨勢觀察：
從上圖可觀察到，澳門學生人口變動幅度相當顯著。最高峰出現在2001/2002學年，接近10萬人；而最低點則為2013/2014學年，僅約71,000人。
歷年學生總數的平均線約為85,000人，近四個學年的人數皆在平均線附近徘徊，顯示出學生總體人數已與近20多年的平均值接近。若進一步按學級進行逐年追蹤，將有助於更清晰掌握各教育階段的變化趨勢與潛在的轉折點。
如圖所示，幼一學生人數相較於高峰期減少約2,000人，目前的幼一學生人數大致與2000/2001學年及2012/2013學年相近；而整體幼兒教育階段的學生人數則較高峰期少約4,000人，雖仍遠高於歷史最低點，但已連續五個學年出現人數下滑。
小學階段的人數從數據觀察似有回升跡象，但這主要源於早年幼兒階段出現的短暫「人口紅利」所導致的延後效應；類似的情況亦見於中學階段。值得關注的是，小學與中學階段均有可能在下一個學年出現人口學所指的轉折點（turning point / demographic turning point），即進入持續下滑的新階段，小學階段很可能將繼幼兒階段後，經歷數年的學生人數下降趨勢。
釐清教育階段的人口變化後，下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便是：哪些類型的學校將最受影響？
與政府部門定期公布的總體數據相比，若能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分析，將有助於更細緻地理解人口變化對學校層面的實際影響。如下表所示，我們將可看見人口結構變動對學校規模的具體影響。
如上表所示，近20年來，學生人數佔比最高的10所學校／校部，穩定地佔全澳總學生數的36%至38%，佔比並未因少子化影響而明顯改變；此外，約15至16所學校已涵蓋全澳近一半學生人數。
值得關注的是，學生人數佔比最低的10所學校／校部，其總體比例不足1%，本年已跌穿此比例。若參照圖4所示的整體學生人數變化，則下滑現象未來可能會延續。根據官方數據，近20年間每學年皆有學校在幼一收生僅為個位數甚至歸零，且該類學校數量有增加之勢。
或許有讀者對具體學校名單感到好奇，但此非本文主旨，且相關資料亦已於官方網站公開，有興趣者可自行查閱。本文更聚焦於背後現象的趨勢與解釋：數據顯示，少子化對澳門教育的衝擊顯而易見，惟各校受影響程度不一。以規模而論，小型學校所面臨的衝擊有可能會加劇；至於介乎最大與最小規模之間的學校，由於狀況較為複雜，將於本系列後續文章中詳加分析。
學者之言
作為一項全球性的現象，人口變化對教育問題的影響早自1970年代已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尤以配合人力資源理論的發展潮流為甚。若追本溯源，則法國學者 Achille Guillard（1799–1876）可視為該領域的奠基人物之一，更著有 Démographie 一書。
當代最具國際聲望的人口教育學者之一，為法國的 Yves Charbit。他曾協助聯合國針對亞洲三國面對人口與教育的政策進行研究，筆者在過去文章中已有簡要介紹，便不再重複有關內容，以下僅列出其項關鍵觀察：
教育與生育率的結構性關係：隨著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出生率下降幾乎是全球定律，僅有極少數國家例外。Charbit 指出，高學歷女性雖然生育率較低，但其所育兒童通常在健康、照顧、資源支持等層面獲得更佳的保障，也意味這些高學歷水平的未來人母，也對社會作出同樣的期許與要求。
資源配置的重要性：教育體系應根據人口結構作調整，而非一成不變，重新調整學前與小學教育的人力資源，以防資源錯置；此外，讓就業人口自然減少，並非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教師專業發展與政治風險：提升教師培訓與其教學能力是必須的，但需考量當教師群體被視為壓力團體時，政策將不再聚焦於教育，而轉向為政治角力。
第二位介紹的學者是來自牛津大學的 Sarah Harper，她的研究聚焦於低出生率與死亡年齡延後所帶來的社會挑戰。她指出，這一轉變至少涉及三項關鍵議題：其一，經濟層面，人口結構的變動將直接影響教育資源的配置與就業市場的機會分佈；其二，健康照護與教育政策之間的交疊與競爭，將加劇公共資源配置上的壓力；其三，亦最具爭議的，為世代之間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問題。當公共資源有限，如何在保障中老年人－即為社會(已)作出貢獻的一代－基本權益的同時，亦能滿足新世代－作為未來社會承擔者－的發展需求，將成為教育與社會政策制定中的核心張力所在。
篇幅所限，最後一位介紹是周仲高教授，現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人才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教育人口學》一書，並長期關注中國區域性教育與人口變遷問題。其於2014年發表〈大學生就業困境：形成機理與應對策略〉一文，指出當前高等教育體系存在「數量超載、質量下降與結構失衡」三重問題，需透過政策頂層設計、部門協同與推動青年自主創業等手段予以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周教授亦長期關心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才政策議題，重視人口規劃如何作為教育政策設計的核心驅動因素，與鄞益奮教授與陳子夏先生於2023發表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作互補參照，提供另一種角度。
本文透過梳理政府與國際組織所公布的數據，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較為清晰與完整視角，了解澳門教育在少子化浪潮下所面臨的挑戰。在學生人數的持續下滑，加上 AI 技術的迅猛發展，是否意味未來學子將難以投身這「夕陽行業」？
從歷年教師人數與學校編制的變化來看，這種說法恐怕要打上問號。下一篇文章，筆者將帶領讀者—特別是有志投身教育界的年青人—從實際數字出發，看看澳門學校人事配置背後的真實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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