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隨RFA粵語組遷台三年 難逃被失業的記者
（獨媒報導）6月某個平日，阿彤（化名）趁上班前去了台北的龍山寺求籤。她有兩個問題想知道答案，其中一題是，自己應否回去香港？
2022年，阿彤帶著兩隻貓和不足十個紙箱的家當抵達台灣。當時，她已經在自由亞洲電台（RFA）粵語組工作數年，見證著《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先後停運。在陰霾下，公司安排她前往台灣，阿彤想著「有得寫（新聞）就繼續寫啦」，離開了香港。
抵台後，阿彤成為首批駐守當地關注港人新聞的記者。在她報導港人申請台灣居留權有多困難、在台港人舉辦甚麼示威活動的同時，23條也立法了，香港官員開始「點名」批評RFA。眼見更多粵語組同事派駐海外各地，阿彤原本期待未來可以報導更多海外港人的新聞，沒想到因美國當局削減資金，全組被逼停運。
2025年年中，阿彤入紙申請台灣定居。她坦言，未想清楚自己未來路向，不知道是否要繼續做記者、寫香港的新聞。可曾為來台而後悔？阿彤說：「我冇試過後悔做任何決定。我覺得，只要嗰件事唔係100%錯或者你明知是錯，都可以去做，（結果）純粹帶你去行另一條路。」
阿彤喜歡攝影，從香港帶到台灣的菲林相機上，掛帶印有「賞花杏仁露」和「香港加油」的字樣。前者代表著她的記者身份，後者則代表她是香港人，「一個我覺得係永遠嘅身份」。
誤打誤撞的入行
快30歲的阿彤，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若以大學實習為起點，她進入傳媒行業已有十年，期間在自由亞洲電台（RFA）粵語組工作近七年。
阿彤是在2014年傘運後誤打誤撞入行的。當時她正在讀書，主修社科，因為想擴闊視野，加入了一間網媒當實習。她形容，當時視新聞工作為「其中一個令我認識多啲社會嘅渠道」，談不上喜愛或有熱誠，但因為大學畢業後急需全職工作，她在朋友介紹下加入電視台工作，一年多後再輾轉加入RFA。
2018年，包括阿彤在內，RFA粵語組只有4名記者，主要報道內地的人權新聞。她形容，自己剛入職時「零知識、零經驗，能力很差」，要靠前輩帶領，「有技巧」地聯絡身在內地的受訪者：「其實2018年時，情況已經幾嚴峻，例如打完電話俾某一個受訪者，轉過頭可能再搵唔到佢，因為佢已經被公安帶走咗。」
她憶述，當時RFA不太在意香港的本地新聞，只有在大時大節，例如七一遊行、立法會選舉等才會跟進報道：「但都唔係好專注。」轉捩點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令RFA將重心移回香港，擴充人手，開始發展影片報道。阿彤也逐漸生出了記者的使命感——從早到晚留守示威現場、跟進香港人權狀況、發掘未有傳媒報道的人物故事，她意識到自己真的成為一名記者了。
當時可有印象深刻的報道？阿彤說有，但不便在訪問中具體提及——數年前採訪過後，受訪者牽涉在一宗在廣受關注的法庭案件，現時雖已經出獄，她仍害怕影響到對方，甚至連一句問候都不敢。
據自由亞洲電台（RFA）官網介紹，該台在1996成立，1998年建立粵語組， 最初受眾目標是華南和全球粵語社群。除了粵語組，RFA還設有多種語言的新聞團隊和網站頁面，包括英語、國語、泰文、韓文、越南文、維吾爾族語、藏語、高棉語、寮語和緬語，惟目前只剩下英語組和國語組仍有更新。
低潮時離港赴台
雖說對記者的工作有抱負，在RFA粵語組停運之前，阿彤早已想過離開這一行。2021年，兩間本地傳媒《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先後停運，阿彤形容是最低潮的時期：「嗰陣會諗，仲可以做啲咩？因為你已經預視到，之後好多嘢都唔寫得，特別是RFA嘅定位係『唔敏感唔會寫』。」同一時間，她有感自己已經入行一定年份，不住思考是否該轉換到新的工作或環境。
在阿彤猶豫之際，公司向她提出到台灣發展的建議：「問我有冇興趣去台灣，搵一啲同香港有關嘅新聞？我就覺得，既然要走，不如再試一次，俾自己一個機會。」於是，RFA先安排她和另一位國語組同事到台北的國語組辦公室「試水溫」，工作幾個月後，阿彤回港收拾家當、退租、處理自己和貓咪入境台灣的手續，並在2022年5月正式離港移台。
對阿彤來說，要帶著兩隻貓咪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要下很大決心：「嗰陣疫情，所以好緊張，又怕買唔到機票，又要幫貓咪打狂犬針。」她形容，當時的心態既像是走上一條新聞自由的生路，同時擔憂著這個決定會令人生走入絕路：「但又很犯賤地覺得，仲有得寫（新聞）嘅話，你就會想繼續寫。」
她記得，飛來台灣後第一件事，是要經歷14天的隔離生活。走出酒店那一刻，她感覺很奇怪，像突然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身體尚未適應新環境，阿彤已經要開始工作，也再沒時間細想自己想做甚麼，或者未來 。
阿彤記得，其中一隻貓打針過後，前臂腫起得似顆球，她嚇得立即帶貓咪看獸醫，一度以為要截肢，後來才證實貓咪只是打針後未消腫：「當時好唔開心，覺得係咪唔應該嚟台灣？因為我要過嚟，佢先要受苦打針、坐飛機。
工作緣故，阿彤已有好一段時間沒回香港，因此錯過了好朋友的婚禮，她唯有親手製作花球送給朋友作為補償。
首批駐台香港記者
說來語氣平靜，但阿彤坦承初到台灣時，感覺很辛苦。她是全公司最先調派離到台灣的香港粵語組記者，最初外出採訪，常常只有阿彤一個記者到場，令她感覺吃力：「香港人喺呢度只不過係小群體，香港媒體未必會cover到，台灣媒體又未必會留意。」
為了融入當地港人圈子，阿彤幾乎將所有精神和時間放在工作上，假日會光顧不同港人開設的餐廳、店舖，或者參與港人舉辦的活動。如今回想，她說雖然累，仍慶幸自己當初有嘗試盡力認識不同的人，並得以跟進港人移台的「加監」議題。
「加監」的意思是——2019年後，越來越多香港人申請台灣居留權，但當局審批時間經常一再延長，或者申請期間突然增加額外要求。例如，有香港醫護申請專業移民，台灣當局卻不認可其香港執業證明書，要求取得當地的「護士國考合格證明」；但當香港醫護報考台灣護士國考，又被指不符合考試資格。
「有好多咁樣嘅制度的問題，一般人未必知道。但當你報導出來，多咗人去理解，就會去關注這件事。」阿彤見到有些情況後來確實得到改善，例如台灣當局放寬了港人專業移民的審批標準。
短暫的美好想像
2022年至2024年，當阿彤努力在台灣打拼期間，另一邊箱，香港加緊就基本法23條立法。開始有官員點名批評RFA，包括指控報導扭曲事實、煽動憎恨，又指「不應提供平台給罪犯（指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發布失實言論」。去年3月，RFA粵語組發聲明，宣布關閉香港的實體辦事處。
看似是「壞消息」，但在阿彤的想像之中，未來其實是美好的——當粵語組同事們被調到世界各地繼續工作，他們終於可以更全面地繼續跟進離散港人的新聞：「好似終於『齊腳』，我哋可以cover到唔同地方嘅新聞，Youtube節目越嚟越做得好。」
但她的美好想像只維持了一年。今年3月，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削減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AGM）的預算，致RFA的資助被終止。最初阿彤和同事猜想，公司該有儲備可以應急？未料剩下的資金只足夠運作多一、兩個月。
「感覺有啲荒謬，點會諗到最終係死喺自己手上？」從知道消息那一刻起，阿彤看著公司陸續刪減人手，有種等待判死刑的感覺。6月初，上司告訴阿彤，粵語組會在一個月後，即7月1日起正式停運，她也將在同日被遣散。阿彤終於鬆一口氣：「叫做有一個結果，我知道我可以正式為我嘅將來作打算，而唔係不停拖住，但又已經咩（新聞）都做唔到，因為我哋已經cut到冇哂人。」
公司能被取代嗎？
在傳媒行業，記者「跳槽」是常態，阿彤卻在RFA工作了近七年，見證公司越來越廣為港人認識，直至停運。她認為，近年香港媒體的報導內容充滿審查，「沒有批評聲音，甚至有啲事發生咗，但連講都唔敢講」，而RFA正正能夠填補這塊空缺：「我哋當然都有自我審查，但我哋只係諗『寫完會唔會影響受訪者？』，而唔係『寫完公司會唔會被問候？』」
近年多了不同海外港人創辦的新媒體，RFA粵語組停運之後，其他媒體有沒有可能取代到其角色？阿彤似乎不樂觀。她指，各海外港人媒體因資源不多，一直是互補不足的關係，「根本寫唔到咁多新聞」；除此之外，時差也影響着報道的傳播程度，「好多事可能好即時發生，到佢哋（身處歐美的媒體）知道再報導，可能已經隔咗一日。」
阿彤又提到，一些身處內地的受訪者，本身跟記者建立了較深厚的信任關係，才願意接受訪問或「報料」。她相信，「牆內」的聲音在日後或者會更難被聽見：「呢啲唔係一時三刻，有一間新嘅媒體或者有一個新的記者可以取代。」
台北辦公室內，掛有台灣學者陳奇祿所題的「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書法。
還要做記者嗎？
至於她自己，會繼續做記者嗎？要回香港嗎？抑或要在台灣定居一輩子？阿彤通通未有答案。最初她是以工作居留簽證留在台灣，後來累積了多些資歷，才改為申請專業移民。不過這並不代表她已做好決定。她只能確定，自己短期內不會搬離台灣，一來不想貓咪太快面對「二次移民」，二來是想好好認識這個地方。過去幾年，她一直忙於工作，趁着失業，她想休息一下，好好細看這個地方。
見攰就唞。疫情期間，香港街頭開始出現這句塗鴉，像溫馨的提醒。可是離開了的阿彤一直不敢喊累。對她來說，繼續報道是她身為香港人的責任：「我嘅角色是記者，我就喺呢個崗位，去做我海外港人嘅職責。」這幾年間，即使偶爾感到無力、迷惘或不開心，她都選擇吞落肚，透過埋頭工作來逃避胡思亂想：「好多人（記者行家）想攰，都冇得攰⋯⋯當咁多人冇選擇，而我有選擇，我覺得（選擇）放棄嘅話，有啲對唔住嗰啲冇選擇嘅人。」
以上說話通通出自兩個月前的訪問。近日再問她，你近排如何、有好好休息嗎？「都有嘅⋯⋯旅行嗰陣。」阿彤語氣帶點不好意思。她說現時仍有接freelance工作，寫關於兩岸和台灣大罷免的新聞：「都幾開心，有人搵我寫嘢。」口裡說累，身體卻很誠實——雖然阿彤未知自己的下一步，她仍然在以香港記者的身份努力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