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同理心（Double Empathy）——Milton拆解「自閉症缺陷論」，以及香港融合教育為何讓2.2萬兒童更焦慮

2012年，一位英國社會學家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令人不安的問題：如果自閉人士難以理解非自閉人士，那麼非自閉人士理解自閉人士，真的那麼容易嗎？

這個問題來自Damian Milton。它不像新療法那樣耀眼，也不像新診斷標準那樣明確。

它做的，是更安靜卻更徹底的事：撼動一個被假定七十多年的前提——到底是誰「有問題」，誰又被默認為「沒問題」。

自閉症缺陷論的起點：從Kanner到「冷櫃母親」

要看清這個前提的輪廓，得先倒帶。

1943年，兒童精神科醫生Leo Kanner發表影響深遠的論文，為他觀察到的孩子群下了一個新名字：「嬰兒自閉症」（infantile autism）。

在他筆下，這些孩子像困在自己的小世界：對他人冷淡，沉浸在物件與模式，難以建立「正常」社交。

後來，記者Steve Silberman在《NeuroTribes》重構這段歷史：Kanner一方面強調這是先天狀態，另一方面又暗示與父母——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在專業領域出色的母親——的「冰冷關係」有關。

他留下一個陰魂不散的形象：「冷櫃母親」（Refrigerator Mother）。

一個高度自律、情感「過於理性」的母親，被放在故事源頭，像合理的解釋，也像方便的替罪羊。

自閉於是成了單向敘事：孩子「看不到」人，父母「給不到」愛，專業人士負責診斷介入。最少被檢查的，反而是制度：它如何定義「正常」，誰值得同情，誰該被修理。

即使幾十年後觀點修正——從精神分析到神經發展差異，從Kanner的極端病例到Lorna Wing的自閉光譜——有一件事長期未被質疑：問題總在自閉人士那端。

自閉人士被描述為：

看不懂別人反應
缺乏社交直覺
缺乏同理心

另一端——非自閉人士、專家、制度——則被視為清晰完整、無需檢視。

這就是Milton介入的位置：一個既在體制研究、又以自閉身分生活的人，看見了故事從未翻過的底面。

Milton的轉向：從「單向缺陷」到「相互失聯」

Damian Milton本人是自閉人士。他的兒子2005年診斷，他自己2009年成人後才確診。

這段時間差像個隱喻：他先學會在非為他設計的世界行走，才拿到醫療「通行證」。通行證不是地圖，很多時候只是補發的證明——且從不免費。

回到學術界，他帶著雙重視角：被研究者的內在記憶，與研究者的外在語言。

在〈On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Autism: The "Double Empathy Problem"〉中，Milton提出：自閉與非自閉之間的困難，不是前者「缺乏同理心」，而是雙方都難以理解對方——這就是「雙重同理心問題」（Double Empathy Problem）。

這不只是把「單向」改「雙向」。它重寫責任分配：誰要學，誰可不學；誰的誤解是「人之常情」，誰的誤解是「臨床症狀」。

傳統敘事：

自閉人士是「不懂」方
非自閉人士是「懂」方
目標：前者學會後者規則

Milton視角：

雙方都有盲點
雙方易誤讀動機情感
在非自閉主導的社會，誤解後果嚴重失衡
關鍵問題：誰被允許保持不懂，誰被迫去懂？

不對稱負擔：為什麼總是自閉者要改？

日常場景最能顯露不對稱。

自閉小孩不眼神接觸說話，很快被標「不專心」「不禮貌」「無同理心」。

社交訓練目標就是「糾正」：教維持眼神、調聲線、適時微笑。孩子學的不是「更懂人」，而是表演「看起來像一般人」。

在自閉社群，這叫masking（偽裝）——短期安全，長期耗損。

換成非自閉人士，他們不必學自閉訊號：

聲光敏感是身體痛，不是「任性」
回應慢是消化資訊，不是「不在乎」
重複說話是壓力調節，不是「打斷」

Milton指出：只一方因「不理解」被懲罰。

自閉人士不努力懂非自閉社會，就被標籤、排除、視為「功能有限」。非自閉人士不理解，通常無代價——困惑一下就走。

同理心變成權力傾斜的單行道：弱勢者更努力，優勢者無知被寬容。這是雙重同理心最政治的部分——揭露的不是「誰更冷漠」，而是「誰的誤解被制度保護」。

Milton把這條路翻過來，逼我們看清它的斜度。

現象學提醒：同理心不是讀心，是身體對身體

Milton不只說「雙向」。他從身體感受（現象學取向）追問：「同理心」到底是什麼？

心理學問卷常視之為「猜心思」：

猜中別人想法？
推斷別人意圖？

現象學提醒：理解先從身體開始——眼神、退縮、呼吸節奏，在語言前已發生。

自閉vs非自閉差異在此顯露：

非自閉常見：

直視雙眼=專注尊重
拍肩膀=友善安撫

自閉常見：

持續眼神=感官壓迫，思路混濁
突觸碰=入侵，非支持

同一動作，兩神經系統含義相反。若用單一標準量「誰更有同理心」，當然偏向優勢方。

Milton提醒：尺本身就偏了。

「正常化」如何傷人：支援變磨平

Milton另一文〈The normalisation agenda and the psycho-emotional disablement of autistic people〉補上暗面：許多「為你好」介入，前設是讓你愈像非自閉標準。

矯正核心：

搖晃揮手＝「不雅」
避眼神＝「社交缺陷」
獨處沉浸興趣＝「退縮」

背後感覺（焦慮、過載、紓緩、喜悅）不在意識內。問題只在：不符合多數期待。

Milton稱之「精神情感失能」：長期壓抑自然反應、表演「正常」，人與自身感覺斷聯。這非自閉本身，而是正常化壓力留下的心理創口。

雙重同理心框架下：

本有雙向理解難
制度只認一方語言為標準
另一方努力「學標準」，反失對己同理
同理心變危險：被迫懂他人期待，無空間被懂，最終折返自苛。

香港：2.2萬自閉兒童的焦慮、缺課與家庭崩潰（融合教育的帳單）

Milton理論在香港有最沉重數據。

協康會2017調查：主流小學自閉學童中，33.8%有輕至重度焦慮——高於國際22%。

中大醫學院大型調查（2019-2023進行，2023公布）：24.4%港童青少年過去一年至少一種精神疾病，「令人擔憂」。

2025小童群益缺課研究：65%缺課生有SEN，50%精神健康問題，平均缺課83天。這非「懶惰」，是身體求救：我撐不住。

群體規模更驚人：中大最新估算，港逾2.2萬兒童患自閉症，近年呈升勢。主流學校SEN學生2023/24達64,220人——每8主流生1 SEN。

「升勢」非孩子「變壞」，而診斷追上現實。但若制度只給「矯正變正常」一條路，確診增加只換更多焦慮、缺課，而非安全感。

數字背後是真實苦痛。協康會真實案例：吳太兒子的故事。自K3起，他因ADHD+自閉症常被幼師指「唔專心」而責罵，導致經常失眠發噩夢，半夜哭醒拒絕上學。

學校安排的社交言語訓練無解焦慮——因為問題不在他的「技巧」，而在於環境日復一日告訴他：你不夠正常。

當2.2萬自閉兒童、6.4萬SEN生被推上「正常化跑步機」，問題從家庭變公共政策：香港融合教育，融合誰？

文件說得漂亮，現實卻天差地遠。

香港教育局的《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寫得很漂亮：「全校參與」「照顧多樣性」「接納學生的多樣性」。

但實際上，焦點仍停在「協助SEN學生適應現行學校安排」，而不是「重新設計學校系統容納多元學習方式」。

Milton語：這是香港版「正常化議程」——定好『正常』，用學校節奏逼孩子配合。配合不了加訓，無效加標籤，再不行推回家庭，像歷史回力鏢擊中最無力端。

更直白地說：當制度把「融合教育」變成「丟進主流學校，自己適應去」，逾2.2萬名自閉症兒童的「上升趨勢」，最後只會變成一張更長的心理健康帳單——由納稅人、下一代、整個社會買單。

重複行為與flow：被當症狀的，或許是自救節奏

Milton不否認痛苦。他把「症狀」放回主體經驗審視。

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5）把重複行為列為自閉症核心特徵，行為介入常試圖減少這些動作——理由很直白：「看起來不正常」。

但從自閉人士角度，很多重複行為其實是：

調節感覺輸入
壓力下穩定節奏
收束注意力
進入高度專注「出神」狀態

「流動之父」奇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把這種狀態稱為「flow」——流動。人在其中完全沉浸，對時間失去感覺，行動與意識合一，感到連貫、有掌控、滿足。

許多「怪」節奏是flow入口。社會關掉它，自以為幫，實奪安頓方式。

雙重同理心再展開：我們能否承認，有些看不懂節奏，對他人是維生節奏？若否，支援最後只剩：用痛苦證明你值得留下。

誰是知識來源？自閉者非「個案」，而共同作者

Milton追問：誰經驗算知識？

二十世紀自閉研究多由非自閉主導：

為何自閉人士不能…？
有何法令他們更…？

主語「他們」，視角「我們」，目標「接近正常」。

Milton主張：自閉者對自身經驗理解是autistic expertise（自閉專業知識）。理解雙群誤解，不能只聽一邊。

《NeuroTribes》對照：歷史上三方聲音被邊緣化：

重視優勢的研究者（Asperger、Frankl）被忽略
早期父母的詳細觀察日誌反被指「執迷不理性」
自閉人士本人長期缺席

Milton回應：自閉者從「對象」變「參與者」、甚至「框架制定者」。

香港往前走：把「適應」壓力還給制度

雙重同理心如鏡，在香港映照心理危機。

每三自閉學童一焦慮；缺課研究SEN精神重疊；2.2萬兒童家庭陷「變正常」跑步機。這非「助融入」，而正常化制度推孩子至崩潰邊，再包裝成「個人問題」。

教育研究中心指：「融合教育只著重協助SEN學生，去適應現有這套學校制度。」

Milton問：為何總孩子適應學校，非學校為孩子變？

改變方向（非「加訓」簡單，而是搬責制度）：

課室：非只教自閉兒「讀空氣」，而教全體懂不同神經感知。拒眼神非「不禮貌」，而神經說：這距離造成痛。

評估：不是用同一把尺衡量所有人，而是承認：

有人以視覺思維學習（Temple Grandin）
有人需較長處理時間
有人在壓力下反而表現更好

把「孩子能否安心學習」放在「漂亮成績」之前。

如果一個制度逼孩子以崩潰換合格，那不是教育，是提款機。

決策：非專家單決「需要什麼」，而納自閉者家長共制定。無人比當事知「正常化訓練」代價。

社會：認問題或在港整體步速——太快太密太吵太績效。孩子身體先崩，大人後說「重視精神健康」。

Autism Partnership HK真實案例：自閉兒童Carlos在德國社區時，「節奏不同」被視為個性特點——沒人說他有問題，只說「他步調跟其他孩子不一樣」。

但當家人移居香港，同樣行為立刻變成「需要矯正的症狀」。同一個孩子，在兩個社會裡被定義為「正常」或「異常」。

這揭示殘酷真相：問題不在孩子，而在社會不肯放慢；制度把「慢」視為失敗。

精神健康專家普遍認為，學校應把學童心理健康放在首位，「追進度」等事項可以放輕。

前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也強調這點。

但這看似簡單建議，在香港卻困難重重，因為它要求承認：現行教育制度優先考慮的，往往不是孩子安穩，而是「正常化進度」。

雙重同理心非學術。在港如診斷書，寫非孩子缺陷，而是制度盲點：只要求一方懂配合偽裝，誤解不消，只包裝「干預成功」。

那些被包裝的痛，最後會以焦慮、缺課、崩潰、甚至傷害自己的方式，回到我們面前。

協康會33.8%焦慮雖2017數據，但最新警示同向：中大24.4%精神診斷、逾2.2萬自閉兒童、65%缺課SEN——不是孤例，而是整個制度危機的縮影。

改變需勇氣誠實：願為不同心智共存，變多少——包括對「正常」定義，及視孩無限加壓系統。

第一步：放下「我已明白」姿態，承認自己在學習：如何與「不同步調」的人並存，如何修平路，而不是要求每個人都學會在斜坡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