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我们被剥夺了人性”
2026-01-27T07:12:49.114Z
（德国之声中文网）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还能清楚地记得 1939 年 9 月 9 日德国纳粹士兵进入他的波兰家乡罗兹（ Łódź） 的那天：“他们排着看不到边的长队闯入，身材高大、意气风发的年轻纳粹士兵穿着绿色的制服。直到今天，一想起那钉了铁掌的靴子踩在鹅卵石路面上的声音，还让我感到背脊发凉，”他告诉 DW，“他们散发着如此强大的威权震慑力，好像他们会粉碎挡在路上的任何障碍。” 当时他 13 岁，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接下来将有怎样的恐怖经历。他母亲经营一家小洗衣店，他和四个姐姐以及母亲一起住在罗兹的贫民区。他的父亲在他一岁半时就去世了。这个小家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莱昂是一个聪颖的孩子。“读书和看电影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钥匙孔，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说。多亏了一份奖学金，他得以进入文理中学就读。
被困在犹太人隔离区
然而，他的学业无法继续。1940年2月，他和家人被强制搬迁到犹太人隔离区利兹曼城（Litzmannstadt）——这是德国人给罗兹改的名字。这里挤满了约 16 万犹太人，任何试图逃跑的人都会被枪杀。人们被强迫劳动。莱昂在一个电器车间工作。犹太人委员会的人告诉他，对纳粹有用的人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编者注：犹太人委员会是由纳粹在占领区设立的强制性组织，旨在管理犹太社区，并在犹太人与德国占领者之间充当中介。）
尽管如此：犹太人隔离区中有许多人死于瘟疫和饥饿。“‘饥饿’这个词在我的词汇库、我的大脑以及我的生命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莱昂·维因特劳普说。今天的人们如果没吃午饭，到了晚上会说自己饿了，但“那不是饥饿，那是有胃口。在五年七个月零三周的时间里，除了一次例外，我一直饱受真正的饥饿之苦。空空的肠胃疼到让我无法入睡，醒来时依然如此。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弄到一点吃的来填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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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席上的战争罪犯：他们是纳粹党政官员、军官、行政人员、外交人员和工业巨头。他们都曾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效力。1945年11月20日，他们在专门为审判纳粹罪行而设立的盟军法庭受审。
审判地点：纽伦堡司法宫：苏联认为审判应该在柏林进行。但相对于柏林的建筑，纽伦堡司法宫在战争中受损轻微，空间宽敞。它还设有一座监狱。纽伦堡作为纳粹党集会的地点，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弗朗茨·冯·帕彭——希特勒的铺路人：作为副总理，冯·帕彭（图中）曾试图与保守势力组建联合政府，以遏制希特勒。然而，他很快就被边缘化，后来只在外交领域扮演了次要角色。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无罪。而在后来的去纳粹化程序中，他被认定为“主要罪犯”，被判处八年劳改，但于1949年获释。
赫尔曼·戈林——“帝国元帅”：他是被告席上级别最高的纳粹分子。戈林在希特勒手下身兼多职，责任重大。然而，他却声称对集中营一无所知。戈林被判所有罪名成立，并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夕，他服毒自尽。
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的副手：他把对希特勒的盲目效忠奉为美德，被希特勒任命为元首副手。1941年，他飞往苏格兰试图说服英国政府媾和，但徒劳无功，在抵达后即被俘。赫斯在纽伦堡被判处终身监禁。1987年，93岁的他在施潘道的盟军监狱自杀身亡。
汉斯·弗兰克——“波兰屠夫”：作为被占领波兰的总督，弗兰克肆无忌惮地剥削这个国家。他需要对大量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屠杀负责。弗兰克在1939年谈到犹太人时说：“死得越多越好。”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依反人类罪起诉，被判处绞刑。面对绞刑架，弗兰克说：“我罪有应得。”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纳粹德国的外长：通过里宾特洛甫可以清晰看到，纳粹德国的外交部并不“清白”，而是与纳粹政权的罪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纳粹德国的驻外使团与党卫军等密切合作，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中毫无悔意。他是该审判中第一个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死刑的人。
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最爱的建筑师：施佩尔（左二）是纳粹政权的主要建筑师。希特勒对他的宏伟建筑作品赞不绝口。然而，法庭更关注的是施佩尔作为军备部长的角色。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侥幸逃脱了死刑，因为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掩盖了他在集中营扩建等行动中的责任。
古斯塔夫·克虏伯——军火巨头：图中右边的古斯塔夫·克虏伯原本是一名外交官，他通过与克虏伯家族的女继承人贝莎·克虏伯的婚姻，成为了一位重要的实业家。起初，他与希特勒保持距离，但由于克虏伯重工在军火工业中的关键地位，他很快便与希特勒密切合作。克虏伯鼎盛时期曾雇佣约10万名强迫劳工和集中营囚犯。然而，由于他健康状况不佳，针对他的诉讼最终被撤销。
卡尔·邓尼茨——末代“帝国总统”：作为海军元帅，邓尼茨（图中，这是他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合影）向潜艇艇员们下达了近乎自杀式的命令，要求他们坚守阵地。希特勒在自杀前任命邓尼茨为“帝国总统”，也让他成为纳粹德国的末代总统。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邓尼茨终其一生都是纳粹德国的拥护者，同时又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不问政治的军官。被转运至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4 年夏天，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被解散。该地区的行政长官弗里德里希·于贝尔何尔（Friedrich Übelhöhe） 早在 1939 年就曾向纳粹高层发出一份通告，他在信中写道：“建立犹太人隔离区理应只是一项过渡措施。至于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手段清除隔离区和罗兹市内的犹太人，我保留决定权。无论如何，最终目标必须是将这个‘瘟疫肿块’彻底铲除。”
然而，对于隔离区的犹太人，纳粹假惺惺地承诺他们可以去别处继续为“第三帝国”工作。莱昂和许多人一样，被驱逐到了集中营奥斯维辛（Auschwitz-Birkenau）。纳粹士兵谎称那里只是另一个隔离区。“随后货运列车来了，那本是为运输牲畜而非乘客设计的，”他讲述道，“我们被塞了进去，挤得只能站立。车门被锁死，没有食物，没有水。黑夜过去，白昼再临，又是黑夜。”便桶散发的恶臭笼罩了一切。
终于，车门被拉开，有人吼道：“滚出来，滚出来。”莱昂讲述说，当时他还不清楚纳粹把人们带到了哪里。他还冲着母亲喊道：“我们在里面见。”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来到另一个隔离区。他用余光瞥见铁丝网是通电的。在臭名昭著的“分拣站台”进行所谓“筛选”，当时 18 岁的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纳粹军人决定谁可以活下去：“大拇指朝右或者朝左，意味着是当场处死，还是先强制劳动，然后再处决，”莱昂说。他的母亲在同一天就死在了毒气室中。
对于 18 岁的 莱昂来说，先强制劳动。“随后便开始了‘剥夺人性’的程序，”他回忆道。人们被剥去衣服、淋浴、剃毛并消毒。“我们被剥夺了所有的个人意志。他们控制着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命令。”
逃脱毒气室
每当莱昂想到奥斯维辛，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烧焦血肉的气味。“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那些高耸的烟囱和浓黑的烟雾，竟然是被焚烧的尸体。”他感到孤独，几乎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但我把自己包裹在一个茧里，可能是出于生存本能，为了不让所有的负面情绪侵蚀我。否则我坚持不下来。”
他能从集中营幸存纯属巧合。他所居住的第10号营房的年轻囚犯们已被营地管理层计划送入毒气室处决。趁着当时没有看守在附近，莱昂混入了一群赤裸的、被派往 格罗斯；罗森（Groß-Rosen） 营地参加劳动的囚犯中。他们刚被纹身纹上囚犯编号。“当我们被带到储衣室时，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检查，否则我早就没命了。”
他在奥斯维辛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一个挂在通电围栏上的女性尸体。死者以自杀了断了生命。
磨难与逃亡
年轻的莱昂随后经历的站点包括 格罗斯-罗森（Groß-Rosen）、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 和法国东部的纳兹魏勒-斯特卢特霍夫（Natzweiler-Struthof） 集中营。纳粹施加的虐待狂般的暴行影像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对路过的囚犯肆意毒打、各种羞辱、处死囚犯。“即使现在，每次我回到弗洛森比格，我的双腿都会颤抖，”他告诉 DW，“我会呆住几秒钟，因为在那儿我仿佛又看到了冬天的自己，站在寒风中。整个人群在点名广场上挪动。那是世界末日般的景象。”
战争结束前不久，莱昂和其他囚犯被塞进一列火车，原计划要连人带车沉入博登湖。但这并没发生：火车头遭到了法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火车停了下来，莱昂成功逃脱。当他终于面对一名法国士兵时，他知道：他的苦难结束了。那时 19 岁的他体重仅剩 35 公斤，并患有伤寒。他活了下来，却在为失去的家人哀悼——直到偶然得知，他的三个姐姐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幸存了下来。“那一刻，我重新变回了人。那是重回生活之路的开始，” 他说。
继续生活与铭记
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决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主要是因为我曾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疾病和死亡。我想助力新生命的诞生。”1946 年，英国军政府为他在德国哥廷根提供了一个大学名额——偏偏是在德国，这个加害者的国度。作为一名医生，他深知：“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缺乏任何科学依据。不论皮肤颜色如何，所有人的组织结构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1950 年他回到了祖国波兰。1969 年他移居瑞典，因为波兰的反犹主义情绪日益蔓延。他开始致力于反对对历史的遗忘。对他来说，这是对被谋杀的家人和数百万无辜受害者的义务。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告诫说，让他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无异于第二次夺走这些受害者的生命。
因此，他还将自己以全息投影（Hologramm）的形式永恒化。“才过了几十年，就已经有很多年轻人不再知道集中营是什么了，”他说，“而且可怕的是，今天竟然又有人在呼吁种族屠杀，还有犹太人因为害怕被攻击而不敢戴着犹太小帽走上街头。”
但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深信，理智终将获胜，人类终将意识到，是时候结束互相指责和争斗，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未来了。”
Matthias Hummelsiep采访并整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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