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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案件显示台湾“医师惩戒制度”存在制度性缺漏。
通报系统失灵
除了缺乏“即时风险控管”措施外，分析也指出，多起案件显示台湾“医师惩戒制度”存在制度性缺漏。
近来引发争议的黄姓医师性侵案，最初是由民众自行在司法判决系统查询后才曝光，不仅跨县市的卫生主管单位未能掌握，连案发地的台北市卫生局也是在多年后才收到通报。
去年9月，台北市卫生局在判决确定数月后，废止其执业执照。
台湾监察委员纪惠容向BBC中文指出，当时黄姓医师任职的台大医院仅将行政调查结果函送台北市社会局，并未通知“有权启动惩戒程序”的台北市卫生局与医师公会。台北市卫生局是透过“媒体报导”，才在2025年初取得卫福部与台大医院的资料，并启动相关惩戒程序。
“要通知才能启动调查跟惩戒，”纪惠容说，现行机制欠缺跨机关通报及横向联系机制，地方卫生主管机关往往无法掌握医师涉及性平案件的情况，而未能“及时”展开惩戒程序。
台湾医事人员资格管理依“证书”与“执业执照”为核心，规范医师是否废证或撤照的惩戒制度，是维护医疗安全的重要防线。
依据《医师法》，医师若涉及业务上重大违规或利用职务机会犯罪，经判决确定后，应由“医师公会”或“地方卫生局”移付惩戒。惩戒委员会可决定限制其执业范围、停业，甚至废止执业证照或医师资格。
立委范云指出，现行医师惩戒制度“启动机制不明”，医师公会主动处理案件极少，地方政府因缺乏法定通报义务，往往无从得知，甚至出现“知而不动”的消极态度，导致涉案医师即便判决确定仍能继续执业，形成制度漏洞。
林欣柔解释，行政调查结果往往不被视为启动惩戒的依据，她过去参与的案例几乎都是在“判决确定”之后，法院将判决书寄送至地方卫生局，卫生局才启动惩戒程序。
她指出，当前争议反映台湾医疗院所到地方及中央主管机关的运作皆不完善，从内诊缺乏护理师陪同，到台大医院因“法律没有要求”而未通报主管单位，再到卫生局以“没有通报所以不知道”为由未掌握状况，都显示出制度环节的断裂。
知情权利
主管机关如何公告具重大风险的医师，让民众享有知情权，也成为这波制度争议的核心之一。
监察委员纪惠容表示，台湾医师公会虽会在网站公告违规医师，但涉及刑事案件往往需待法院判决确定才公告，行政处分则不会公开。“但民众应该要有‘知道的权利’，尤其在妇产科领域，必须零容忍性别暴力与性骚扰。”
台北市医师工会性别平等委员会主委于政民指出，过往违规医师资讯多仅刊登于政府公报，民众难以查阅。虽然卫福部已设立“性别事件”专区，但范围仅限性别案件，未涵盖误用药物等其他违规案件。
立委范云指出，该专区资讯不全面、系统串接不足，目前资料仅涵盖2023年以后，卫福部应进一步完整化相关资讯 。
台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陈亮甫向BBC中文强调，病患有知情权，但安全保障不应全靠自行查询，而是建立能真正免于忧虑的制度。他指出，目前制度缺乏完善的调查机制与惩戒标准，“医疗院所与主管机关应承担更多责任。”
林欣柔表示，现行惩戒委员多为医师出身，过度依赖专业自律，但医师伦理规范空泛，对性不当行为的标准宽松。她回忆曾参与一起重大性侵案件的惩戒会议，涉案医师连续犯案，并已被法院判刑七年定谳，委员会却仍需长时间讨论究竟要废止职业执照或医师证书，令她至今感到愤怒。
她指出，这次引发争议的黄姓妇产科医师虽遭废止执业执照，但只要修习教育学分，一年后就可凭医师证书重新申请登记，也被外界认为有惩戒过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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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建议，台湾应该建立所有医事人员都须承担“通报责任”的制度。
内部改革的呼声
林欣柔指出，卫福部应修订《医师法》，明确规范案件启动权限、跨机关衔接，并建立伦理界线与强制通报制度。
她指出，医师在台湾长期享有高度特权。自日治时期以来，社会对医师的推崇未曾改变，使其在制度与政治上形成特殊地位，行政体系与卫生主管机关高层也多由医师出身，“医师法相较其他专业法规更难修订，管制密度也显得偏低。”
林欣柔强调，改革必须来自封闭的医疗场所内部，“所有医事人员必须承担通报责任。”澳洲规定所有医疗场域需内部通报，美国则要求医疗机构在聘用医师前进行背景查核。她认为，台湾也应比照国际作法，避免主管单位以“不知情”为由推卸责任。
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台湾医院协会及台湾医学中心协会日前则针对多起医师性别事件共同声明，强调任何侵害病人身心的行为都不应存在于医疗场域。性别事件调查应优先保障被害人并透过专业调查处理，医界支持依法严惩。
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受访表示，将研议全国一致性的惩戒规范，以消弭各县市标准不一的疑虑，并要求地方卫生局与医师公会缩短处理时程，确保就医安全。
台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陈亮甫认为，连续多起医师性犯罪事件已重创医病信任，医院内部文化亟需改变。医界长期将性平案件视为“个人行为”，对性骚事件不重视，管理上缺乏敏感度。
他指出，如今应顺应社会风气，将处理此类案件列为管理核心，当权者具高度意识推动改革，才可能真正改变现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