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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告诉我，世界正面临一场“缓慢的冲击”，而世界银行行长阿杰伊·班加（Ajay Banga）则向我讲述了这场冲击对经济较贫穷国家的影响。
伊拉克目前无法运输或生产石油，而石油通常占该国收入的85%；孟加拉家庭对燃气的需求量很大，但该国与中东供应商的联系已被切断；太平洋岛国能源储备不足，只能在漫长的航程中等待油轮和货柜船的到来——这些只是海峡中断暴露出的供应链极度脆弱性的几个真实案例。
为此，世界银行已准备好高达1000亿美元（6821亿元人民币；3.15兆元新台币）的援助资金——比新冠疫情封锁（COVID-19 Lockdown）期间的援助资金还要多——以帮助经济较贫穷的国家应对不断上涨的能源和食品成本。
在伊朗宣布将暂时重新开放海峡之前，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说：“3月很艰难，但4月可能会更难。”
“为什么？因为2月28日之前离开的油轮已经抵达目的地，而且没有新的货物运抵⋯⋯油轮是慢船，到斐济（Fiji）需要40天。”
尽管周五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但世界粮食价格的倒数计时仍在持续。作为化肥关键原料的尿素价格已经翻了一番。虽然北半球国家现在正在播种，但全球粮食供应问题可能会在6到7月出现。
班加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三个月后化肥供应仍然短缺，而此时非北方国家的播种季节又到了，那么我们将陷入粮食供应的恶性循环。”
特朗普政府对这一切的回应是双重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且收益大于损失。
威拉德酒店（Willard Hotel）就在美国财政部大楼对面，这里正是“游说”（lobbying）一词的诞生地。世界其他国家也聚集于此，施加外交压力，以避免经济灾难。贝森特在这里会见了几位记者，其中也包括我。他对IMF预测伊朗战争可能导致罕见的全球衰退有何看法？
他告诉我：“我想知道，如果一枚核武击中伦敦，全球GDP会受到多大的冲击。”
“我不太担心短期预测，因为长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几周内的小经济阵痛，是值得的，因为可以消除无法估量的尾部风险。”
我请他具体解释他的意思，他提到了伊朗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的导弹攻击。贝森特也对美国封锁伊朗的行动表示乐观，他说，伊朗的船只“休想通过”。同时，他对与伊朗代表谈判充满信心，他认为这些人能够代表伊朗各级领导层可信发言。
我见到法国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时，他刚与贝桑特举行了一次私人会面。
莱斯屈尔告诉我：“我不会把我跟他们说的所有内容都告诉你，但海峡问题是这场危机的癥结所在，必须解开。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
他尖锐地指出，美国也感受到了汽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压力。他说，伊朗正在利用经济损失作为筹码。
“19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法国90%的能源来自碳氢化合物。现在这个比例是60%。我们正利用这场危机加倍投入，进一步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英国财相蕾切尔·里夫斯也调整了能源政策。她目前正考虑透过“回接”协议（tie backs）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北海油田的产量，并推行一项彻底的改革，以打破电价与天然气价格上涨之间的联系。预计几天内将公布新的方案。
尽管英国面临诸多问题，但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英伦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明确告诉我，英国央行不紧急于提高利率来应对战争带来的通膨上升。他表示，应对通货膨胀的办法是缓和局势。
“未知，未知”
战争并非唯一的讨论焦点。还有其他隐忧笼罩着我们——从对私人信贷的担忧到 Anthropic 公司 Mythos 模型带来的AI网路安全漏洞。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说：“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它在哪里，也知道它有多宽。我们面临的（Mythos 模型）问题是未知，完全未知。”
当我与巴克莱银行（Barclays）行政总裁文卡塔克里斯南（C.S. Venkatakrishnan）交谈时，海湾危机在他担忧的问题清单中仅排在第三位。第一位是“科技和AI领域是否存在过度建设”。
“第二位是私人信贷和流动性问题。第三位当然是中东局势，”他说。
尽管海湾局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阴霾已稍稍散去，有些人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蕾切尔·里夫斯或许会感到乐观，因为数据显示英国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可望达到0.5%至0.6%。星期五，随着海峡重新开放的消息传出，能源价格暴跌。借贷成本、汽油价格和抵押贷款利率也随之下降。
华盛顿的每个人都敢于相信危机已经达到顶峰。如果危机尚未结束，后果将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