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关系恶化 两国民间人士深受影响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上台后，特别是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表示可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以后，中国强烈反弹，日中关系急转直下，不仅两国政府几乎已经断绝官方交流，也危及到两国民间人士。
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1月加强了对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管制，并于2月下旬进一步收紧相关措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6月20日公布的贸易数据，5月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体（稀土永磁材料）数量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这是自去年因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出口管制加强、出口量大幅下降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于6月24日发表公告2026年第26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有关事项》，事无巨细限制稀土及其稀土产品出口，今年5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当地海关部门拘留两名日本大型电机企业富士电机的员工，他们涉嫌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出境外，因此可能被认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
这一事件对当地日本企业冲击很大，大连历来与日本联系密切，长期积极吸引日资企业进驻。据日本驻大连领事事务所介绍，目前约有1700家日资企业在当地设有据点，在大连长期滞留的日本人约3000人。
稀土有17种，是电动汽车（EV）、混合动力汽车（HV）和家电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电机和磁铁材料，应用于飞机、机器人、手机、空调、军工等多种领域，是使用电力和磁力旋转的电动机的核心部件，遍布在各种产品，而中国相关法律界限模糊，是否违反中国法律很难厘清，因此这一事件以后，有关在华日本人安全问题再一次引起广泛议论。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23年4月26日，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界定间谍活动范围扩大，行政执法职权增强，但是对于具体哪些资料属于国家机密，具体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违反反间谍法，还有相当大的迷糊空间，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与中国有密切经济与人员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企业人士等的担忧。自中国于2014年制定《反间谍法》以来，迄今已有15名以上日本公民被拘留。尤其是最近5年来，相关案件所涉罪名愈发成为“黑箱”，外界难以获知具体案情，而被拘留对象也越来越多地扩展到民营企业高管和日资企业驻华人员等民间人士。在两名富士电机员工被拘留后，日本企业人士纷纷表示：“究竟什么行为被认定有问题？”“这样下去是否还能开展商业活动？”“是不是要把企业驻华员工大量减少或者撤回？”“是不是要在中国把全体员工都换成中国人”等。
另一方，高市政权上台后，紧锣密鼓出台严控外国人法规，旨在强化情报活动（Intelligence）统筹指挥功能的《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于5月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正式成立。高市早苗首相一直表示有意加强日本的情报能力。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其事务机构“国家情报局”，并成立有关《反间谍法》等问题的专家会议，以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为目标推进准备工作。
日本推动制定《反间谍法》的“促进制定反间谍法议员与专家恳谈会”成立于1984年，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前首相岸信介担任会长，成为推动立法的主要倡导者。自民党于1985年向国会提交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规定，对泄露国防、外交等机密信息给外国等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然而，由于法案中由政府决定的“国家秘密”范围可能无限扩大，被批评会侵犯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因此遭到强烈反对。除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反对外，自民党内部也存在谨慎意见，最终法案于同年成为废案，而现在，这一有可能涉及控制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法案呼之欲出，作为在日外国人人数最多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高市自民党及与其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力推限制外国人来日及在日活动的政策。1月23日，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与外国人秩序共生社会推进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政府已决定汇总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的《综合应对措施》。她表示：“成果在于，我们以‘秩序是共生社会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全面提出了各项政策措施。”《综合应对措施》列出了符合高市政府所倡导“加强管理”方针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提高取得日本国籍和获得永久居留许可的条件；加强防止拖欠医疗费用、税款及社会保险费的措施；研究重新审视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允许外国人领取生活保护（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等。
高市早苗首相在竞选期间也一直主张：“要进一步严格入境管理。”
截止2025年底，日本长期滞留外国人人数达到4,125,395人，较上年增加356,418人（增长9.5%），其中，中国籍在留外国人为930,428人，较上年增加57,142人，占全体外国人约23%。
在日本严格入境管理和收紧外国人政策及日中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下，人数最多的在日中国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日中国人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现在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希望取得和已经取得经营管理签证的中国人由于拿不到签证，很多人被迫回国。
经营管理签证（在留资格）是指将在日本担任公司经营者（如代表董事、董事、监事等）或管理者（如分公司经理、分店店长、部长、工厂厂长等）的外国人取得的签证种类。不仅是在已有企业中担任上述职位的情况可以申请，在申请人新设立企业创业时也可以申请。
过去，对于创业者而言，只要在日本设立营业场所，并且满足“准备500万日元以上的注册资本”，或者“雇用2名以上全职员工”这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即可获得最长5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即使公司尚未设立，日本也设有作为“筹备期间”发放4个月签证的制度。此外，经营管理签证的一大特点是可以无限次续签，这一政策原本目的是大量吸收国外资金。
自2025年10月16日起，日本政府 实行“经营・管理”许可的新的标准，投入事业的注册资本等金额较以往大幅提高，要求达到3000万日元以上，此外，还新增了以下要求：雇用至少1名符合条件的全职员工（对象仅限日本人、永住者、日本人配偶等、永住者配偶等以及定住者）；具备一定水平以上的日语能力（不仅能够理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语，还应能够在较广泛的场合理解并使用日语）；具有经营经验或相关专业学位；提交经专业人士确认的商业计划书等。
2015年取得该签证的中国人为约7000人，到2024年6月末达到20,551人，10年间增长至约3倍。取得经营管理签证者中，超过一半为中国人。在制度修改之前，外国人每月平均申请件数约为1700件，从去年年底左右开始，每月平均申请量下降至约70件，申请数量下降了约96%，中国人首当其冲，取得或续签该种类的签证的中国人在严格审查下等大幅减少。
很多中国人长期在日本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经营、生活，并建立了生活根基，建立家庭，生儿育女，但是由于从去年年底开始，许多中国人拿不到此签证，不得不回中国，他们许多子女原在日本受教育，生活在日语环境中，回国后无法适应中国的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处于一种艰难的处境。
当前，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正深刻影响两国企业及普通民众的工作、投资和生活环境。无论是在华日本人还是在日中国人，都承受着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两国关系能否改善，不仅关系到外交层面，也关系到百万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