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无法独自对抗中国：它要怎么做才可能避免失败？
今年8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重点讨论了美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及其应对方式。这篇报告指出，当前美国面临着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安全风险。
该报告提出了美国很快就会被卷入与盟国对手的多线战争的可能性。正如这篇报告所暗示的那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美国方面的失败，而这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防军队规模的缩减——已经不足以满足国防需求并保护国家安全，因为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参与征兵，从而导致美军所有陆、海、空分支的规模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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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篇报告还强调了美国国防生产的不足，并称其“完全不足以”满足与大国发生战争时的冲突需求，而这是因为美国国防部预算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今年只占到3%左右。报告显示，在二战后这一比例曾高达17%。
下·寻求盟友以实现威慑目的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表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来实施长期计划，而华盛顿方面目前还没有制定这类计划，鉴于反应和干预的速度已以成为必然，并且是未来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由于中美竞争所导致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乌克兰战争的恶化——西方对基辅支持的升级导致对莫斯科压力的增大及其选择更多升级的挑衅，从而给这场战争的进程带来了更多的模糊性；此外还有要求为以色列继续提供支持和保护的中东局势——在以色列侵略加沙的背景之下。
因此，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呼吁在华盛顿可能面临威胁的每个战区与美国的盟国迅速建立一支联合部队，并且要求这支部队努力围攻对手并限制其影响力，以促使它们在开始损害美国利益和安全之前进行重新思考，这就意味着华盛顿将更多地依赖盟友的军队来建立其威慑力量，以解决其兵力不足的问题。仅凭华盛顿当前的兵力规模，它将无法与俄罗斯、中国及其伙伴竞争，也无法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应对战争。
华盛顿最近的举动，特别是在过去一年内采取的举动，表明它意识到了这一僵局，并且以务实的方式采纳了该委员会提出的提议，而美国总统乔·拜登所领导的政府也一直寻求激活并加强其联盟，尤其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以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对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上一届政府期间造成的问题的必要处理——当时的特朗普政府通过疏远传统伙伴而削弱了华盛顿的力量。
特朗普的上一届任期中就充满了这样的例子，除了他不止一次公开对北约表现出蔑视之外，他还质疑美日防务联盟的可行性，并且削弱了允许美国军队在菲律宾开展演习的《来访部队协议》的重要性，此外还要求韩国支付高出当前多倍的费用，以覆盖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美军费用。
远东地区
中国目前是美国最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通过在过去20年内的集中军事投资而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此外，中国还在亚洲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
美国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认为，中方实现控制权的最佳选择是避免同时与所有潜在对手作战，而是对这些联盟中的对手逐一开展具有针对性和有序性的战略追击。
科尔比声称，针对美国盟友之一的任何打击，都将消除人们对美国准备保卫其盟友的观点，从而促使亚洲国家不愿冒险得罪中国，而是试图与其达成协议。如果中方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而在该地区吸引足够数量的国家，那么它将直接实现地区控制权，而不需要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因此，美国面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其盟友提供足够的支持，以推动它们联合起来遏制中国。此外，美国及其伙伴还必须确保位于中国东部海域的第一岛链的有效防御——包括日本的一些岛屿及台海水域，以证明美国为其伙伴提供保护的信誉和承诺。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约1500枚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其射程在1000至5500公里之间，旨在防止美军在发生战争时到达这些岛屿沿线的基地。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在距离中国海岸数百英里的范围内瞄准美军，在该地区建立多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目的是通过拉拢大量盟友来包围中国并减少其潜在攻击的影响。
美军与其盟国在中国附近水域进行的通航自由演习，是美国外交和军事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动的节奏在过去一年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并覆盖了从日本到菲律宾、澳大利亚，从印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范围。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格雷戈里·鲍林指出，美国最近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是“这代人一次性付出的努力”——美国已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内开设了新的大使馆，并部署了更加先进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在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半岛，此外还获得了进入南海和台海等关键位置的能力。
美军在菲律宾举行联合演习，共有3000名美国和菲律宾的士兵参加。2023年5月：美国在南太平洋汤加王国开设大使馆。美国与帕劳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续签自由联合宪章协定，并与巴布亚几内亚签署安全协议。2023年9月：美国任命第一位驻马尔代夫全权大使。在拜登总统访问河内期间，越南提升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水平。美国与位于太平洋的库克群岛和纽埃岛保持外交关系。2024年4月：举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有来自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法国这4个国家的16000名士兵参加，还有另外14个国家作为观察国参与。
今年7月，美国国会宣布将向该地区国家提供近2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作为“帮助各国抵御侵略的更广泛努力之一”。该计划包括向台湾地区提供12亿美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以及向越南和太平洋岛国分配近3亿美元。
此外，美国还依靠其国防出口和联合军事工业化计划，来加强其与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盟。尽管美国的武器转让涵盖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并且美国被认为是其中多个国家的主要国防供应商（例如泰国和韩国），但美国却尤其重视对印度的武器出口，以及对其两个亲密盟友的出口：澳大利亚和日本。
在梦想与压力之间
印度的重要性在于它拥有与中国相似的人力，并且其工业化的能力和野心较小，此外它还因边界争端而与中方存在历史性的敌对关系。尽管印度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国防和军事出口，但是由于莫斯科近来在经济安全方面越来越依赖中方并在更大范围上拉近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印度只能寻求另外的武器来源，以便在战争爆发时能够满足其需求。
此外，印度正在努力建设其国防工业基础，使之有资格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并且希望通过使军工生产本地化的举措而成为武器出口市场上富有影响力的参与者。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意识到印度对俄罗斯军事设备的历史依赖与这类交易中固有的激励因素相关——促使印度与俄罗斯合作的因素之一，就是印度希望将俄罗斯技术转移到印度领土上并允许其进行许可生产。
基于此，美国正在吸引和争取印度的这种野心，并于2023年6月与印度宣布启动“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旨在扩大双方的国防技术和工业合作范围。此外，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也提出了史无前例的优待条件，包括与印度国有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联合生产先进的F-414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以将其用于印度制造的“光辉战斗机”的更新版本，从而使印度成为了唯一一个获准与美国合作使该发动机生产本地化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印度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和人员交流的次数位居各国之首。
另一方面，美国自2022年以来不断向日本施压，以推动日本增加其军费开支。美国总统拜登在2023年6月的选举活动中宣布，他已经说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推进一项为期5年的计划，以在2027年之际将日本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2%，从而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国防预算国。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日前公布了它的2025年防务预算，其金额达590亿美元，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防务预算。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务政策的转变及其军事行动的加强，发生在美国推动其印度-太平洋战略的背景之下，原因是美国需要日本在遏制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报道称，日本将拨款10%的已公布预算（约合51亿美元）用于增强该国的远程防御能力，有17亿美元将被用于增强该国的空中和综合导弹防御能力，旨在应对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国防开支的增长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可能太慢了，而美国预计中方会先发制人地在太平洋地区发起敌对行动，因此，美国认为摆在它面前的选择之一就是对日本继续施压，并通过将美国的军事援助与日本增加国防开支的条件联系起来，以达到推动日本扩大国防投资的目的。
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对加拿大施加更大压力，旨在将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至2%。这篇报告强调，加拿大因其武装部队的战备状态而受到美国及其北约伙伴的猛烈批评——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授权总兵力为71500人，但其人力缺口达到了16000人。
军工领域内的合作
此外，鉴于中国有能力将民用元素和商业产业和谐地整合到军事工业架构内，美国对中方的这种工业灵活性充满了担忧。换而言之，鉴于中国对国内所有机构的监督使其能够调动民用生产要素以加强其国防机构，美国在军事工业化方面的成就水平已经无法跟上中国的脚步。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其中包括超过370艘舰艇和潜艇，此外还有该地区最大的空军——其力量日益接近西方的空军力量。
美国当前很缺乏中国模式所特有的这种能力，尽管工业动员行动和利用民用工业进行军事生产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所享有的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也是为它当时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的因素之一。
据此，美国防务战略委员会认为，仅仅通过建立联盟来增强美军的规模是不够的，也无法保证华盛顿的胜利，因为美国本已存在不足的军工生产，无法在爆发任何大型战争的情况下满足其需求。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该委员会引用了一项分析，并得出结论称，除美国外，没有一个北约国家拥有足够的主要武器库存来开展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例如发生在顿巴斯地区的战争高潮时期的情况——俄罗斯军队在两天内使用的弹药超过了整个英国军队的库存！
该委员会还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即扩大与拥有先进制造能力的盟国进行联合开发与生产的机会，而这也是华盛顿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它已经开始利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几个国家内的工业结构，其中走在前列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此外，它还与新加坡加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合作，尽管新加坡此前曾与中国建立了数字和网络领域内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