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仲裁制度：公司如何推翻民主？
在华盛顿中心，在以游说团体和影响力网络而闻名的“K街”上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门前，萨尔瓦多于2009年至2016年期间与来自加拿大的矿业公司环洋公司（Pacific Rim）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法律纠纷。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场采矿许可之争，更是国家主权与跨国公司影响之间更广泛斗争的体现。
基于这起案件，英国记者克莱尔·普罗沃斯特、马特·肯纳德撰写了一部名为《无声的政变：公司如何推翻民主》的著作，并由“国际关系论坛”的艾曼·哈达德译制出版。该书共分这20个章节，深入探讨了类似的冲突，并借鉴了25个国家的实地研究和大量难以获取的档案。
在这项调查研究中，两位作者追溯了国际法律体系的形成——该体系赋予跨国公司在国家法院之外的国际机构内起诉国家的权利，并迫使它们修改法律以使之有利于外国投资者。
萨尔瓦多的抵抗故事
环洋公司（现名Oceana Gold Corporation）与萨尔瓦多政府之间的纠纷始于前者对后者提起诉讼，并要求后者赔偿2.5亿美元。这家加拿大公司声称，萨尔瓦多拒绝授予该公司对埃尔多拉多金矿的开采许可证，从而违反了投资法，使之无法获得预期的经济利益。然而萨尔瓦多政府却声称该公司未能满足其审批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批准其开采许可将给该国带来严重的环境风险，特别是水资源的风险。
尽管萨尔瓦多在法律上取得了胜利，但该案件暴露出经济“发展”协议与国家主权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萨尔瓦多人将跨国公司视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因此，埃尔多拉多金矿成为了反对外国利益斗争的象征。
抗议者们发起了“拒绝采矿、支持生命”的运动，在此期间，他们遭遇了暴力和恐吓，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抵抗仍在继续，在2017年，萨尔瓦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采矿的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能让其读者沉浸在资本主义反乌托邦世界的著作的开篇。虽然萨尔瓦多的案例表明了企业对政府（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威胁，以及研究人员和记者在获得有关这些企业影响力的文件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但它也表明，抵抗是可能的，而且失败也并非不可避免。
建立投资仲裁制度的时刻
《无声的政变》一书回顾了世界银行投资仲裁制度的创立，并重现了在殖民政权逐渐崩溃之际，殖民列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斗争的情景。1957年10月，旧金山的费尔蒙酒店成为了一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企业人士的聚集地。
这些人中包括德国银行家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他被誉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他曾呼吁制定一部“资本主义大宪章”，以在非殖民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运动势头强劲的时期保护外国投资者。阿布斯代表着理想主义银行家的形象——无论处在何种政权统治之下，都能从各类政策中获益，包括从战争期间的纳粹主义，到战后的重建和赔款活动。
在一些前殖民地独立之后，关于国有化的消息不断传来：从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到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纳赛尔，还有将先前由奇基塔公司控制的田地和农场收归国有的危地马拉。
在这些转变当中，阿布斯利用此次会议作为平台，以创建一个框架，用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资产免遭国有化的损害。在旧殖民体系崩溃之际，西方的经济精英仍保持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控制，这种策略已成定局，从而使阿布斯的提议成为了旧金山会议的核心。阿布斯的雄心是要建立一个允许投资者直接起诉政府的国际法律体系，而这一目标后来被体现在“阿布斯-舒克罗斯”协议当中——该协议构成了当今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端的法律架构的基础。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另一个超现实场景发生在一个设计豪华的大厅内，本书的两位作者站在一群身着豪华西装的商人中间，以探讨向发展中国家和受灾国家提供援助的机会。这些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估计其价值介于7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字堪比全球网络安全或报纸出版行业。
有人在台上宣扬发展与人民，但此次活动反映出的却是另一种现实：私营公司网络在寻求获得政府和国际组织资助的援助合同的份额。
数百家公司在与汽车或科技展无异的促销环境中展示从帐篷到安保服务等各种产品，而且他们似乎对贫困和发展问题并不真正感兴趣。而这就是2014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AidEx”论坛的真实氛围。
本书探讨了国际援助的复杂现实——这种援助向公众呈现为富国向穷国直接转移现金，但实际上要经过让政府和大型公司受益的复杂中介过程，并且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直接到达其需要的社区。大部分收益通过承包商和国际组织网络用于其他目的。
两位作者抨击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期间的大坝丑闻。当时，马来西亚的领导人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采取了“向东看”的政策，并且更愿意与东亚国家打交道，而撒切尔则寻求赢得马来西亚的支持。1985年，她在对吉隆坡进行正式访问时盛赞马哈蒂尔的经济政策，并表示：“我钦佩你们的口号——‘马来西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我会让你们相信我们公司的质量。”
当时，撒切尔政府与马哈蒂尔政府达成了一项合同，表面上是由英国资助马来西亚兴建一座水力发电站，但实际上却是要求马来西亚从英国公司购买武器和军用飞机。这则丑闻引发了法律界和新闻界的调查，并且引发了英国政策的重大改革。
白人的抱怨
在本书的另外一个章节中，两位作者披露了2006年意大利投资者对南非提起的诉讼，以抗议黑人经济赋权法案——该法案强制外国公司将26%的所有权分配给黑人公民。投资者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没收”，并要求南非为此赔偿3.5亿美元。
南非正在努力纠正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经过多年的诉讼，投资者决定撤回诉讼，但此前，他们与该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秘密协议：将可转让所有权比例从26%降至仅5%。
南非政府选择了“实用主义”来拯救其经济体系，并且可能成功避免了法律上的失败，但它却输掉了一场更大的战斗：争取经济正义和平等的斗争，而这正是后种族隔离斗争的核心。
如今，这种道德上的失败在政治辩论的背景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埃隆·马斯克将黑人赋权视为一种“逆向歧视”，而特朗普则在宣扬“白人受到压迫”的思想。忽视这一事实的叙述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纠正长期不公正的尝试。然后在当下，白人开始抱怨人为决定是正义还是压迫的问题。
在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的这一黯淡景象中，《无声的政变》一书揭示了世界各地取得了成果的抵抗和抗议运动：这里有阿根廷的工人们——他们正在重启酒店和企业；这里有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他要对抗西方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经济控制。
此书还呼吁媒体重新发挥其在追究政权责任、监督企业以及获取文件与信息方面的作用，正如两位记者作者所做的那样，总之，本书可谓是调查报道方面的一次非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