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撤出加沙：灾难的开始还是结束？
过去几天，社交媒体平台见证了一场活跃且有组织的运动，从发布强度来看，与此同时加沙地带也出现了有限的示威活动，其内容重点是要求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离开加沙地带，借口是占领国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侵略，然后解除封锁，恢复平静，开始重建，正如其官员所说，这间接表明以色列占领者没有犯下其蓄意造成的种族灭绝和人道主义灾难。
阿拉伯语还是希伯来语？
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国内外的媒体都在用阿拉伯语煽动反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与犹太复国主义战争部长伊斯雷尔·卡茨的类似呼吁交织在一起，也与以色列用阿拉伯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呼吁相吻合，这些众所周知的声音包括：占领军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在X平台上发推文称：“哈马斯滚出去，滚出去”，并将哈马斯描述为恐怖分子，而艾迪·科恩等人也在X平台上向加沙居民发出呼吁，他说道：“起来反对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抗议活动必须出现在加沙的每条街道、每个社区、每个角落。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你们走上街头是对种族灭绝的真正回应。”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还向加沙地带平民空投传单，煽动他们反对哈马斯和抵抗力量。
众所周知，华盛顿、特拉维夫以及许多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都认为流离失所是结束占领加沙地带所造成的灾难的“理想”解决方案。这不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甚至国际社会所接受，限制了这一针对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事业的灾难性计划实施的可能性。
但一些与被占领的以色列有意或无意地合作或勾结的人所领导的媒体宣传活动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提倡用另一场更具破坏性的灾难来阻止这场灾难。
有些人可能认为，抵抗力量撤出加沙地带是对由以色列占领造成并正在实施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一种拯救，这件事与流离失所或灾难和种族灭绝的继续无关。
通过仔细研究该主题，可以确定一系列观察结果，有助于揭示所谓的抵抗退出可能产生的结果，其中包括：
采取以以色列占领为借口的政策是一项错误和灾难性的政策，当以色列占领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时，它并不需要借口。巴勒斯坦人民没有攻击犹太人，没有杀害犹太人，没有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也不是导致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纳粹大屠杀的根源。然而，以色列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作为神学殖民项目建立的，造成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500多个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被摧毁，目的是抹去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在同一背景下，定居点继续在整个西岸地区扩张，这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心目中神学定居点项目的一种表现，因为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说法，西岸地区是犹太和撒马利亚地区，所罗门之子的王国分别在耶路撒冷和纳布卢斯建立。
同样，占领国以色列正在对叙利亚进行持续的侵略，并占领其在大马士革南部的土地，这是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通信部长什洛莫·卡尔希所揭示的殖民野心，他们曾表示耶路撒冷的边界止于大马士革。
这一做法也与特朗普总统的愿景相一致，即让加沙空无一人，将其变成一个投资项目（东方里维埃拉），也符合他扩大以色列边界的愿景，当时他暗示以色列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国。
消除借口政策的危险性意味着始终坚持占领的条件，以寻求安全。这意味着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力量，这是一种罪恶，它巩固了占领的存在、可持续性和傲慢，关闭了解放、回归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希望之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35年的谈判中，依靠的就是消除借口、依靠国际决议、寻求国际社会保护的政策，正如巴解组织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保护我们”。
这一政策给巴勒斯坦事业带来了灾难，《奥斯陆协议》结束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从巴勒斯坦国的核心转变为占领国保护下的民政当局，并在针对激进分子和政治人物的安全问题上与占领国合作，作为交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向占领国提供政治资金，以维持其在没有国家认同的情况下的连续性。
要求抵抗力量撤出加沙地带的呼吁是一个假设，它鼓励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更加固执，并促使他继续推翻已达成的协议，只要他看到部分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应对占领造成的灾难负责，并要求抵抗力量离开加沙地带，正如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极端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这实际上就是在为占领服务，不管有些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鉴于这一假设（抵抗力量退出）对加沙地带未来产生的直接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占领者正在寻求并公开宣布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地带的必要性，他最近批准在战争部设立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问题的部门，因此抵抗力量的出现以及哈马斯运动作为一支拒绝占领的抵抗力量，成为帮助和促进占领者实施将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赶出加沙地带的计划的一个因素。但此前，但由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意志和当地抵抗的激烈程度，过去一年半以来，巴勒斯坦一直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血腥记忆
巴勒斯坦的经历证实，以色列的占领，就其性质和一贯政策而言，不尊重盟约、宪章和协议，也不尊重国际法或国际决议。最直接、最鲜活的政治见证就是已生效约35年的《奥斯陆协议》的命运，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现实，该机构已从所谓的巴勒斯坦国的核心转变为直接占领下的单纯的民政管理机构，无法控制自己的事务。
201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否定了非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自决权，并鼓励和支持在西岸定居，将其视为以色列的国家价值。这证实了以色列违反和无视《奥斯陆协议》所依据的国际法和决议，导致巴勒斯坦人民手中的抵抗力量被解除，并将其变成与占领军合作的安全部门对付巴勒斯坦活动分子和战士的武器。
在奥斯陆进程之前，鉴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臭名昭著的贝鲁特围城事件，有人呼吁亚西尔·阿拉法特撤出黎巴嫩并要求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撤出黎巴嫩，以作为制止平民流血事件的保证解决方案，美国、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保证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免遭袭击。
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响应这些号召、战士们离开黎巴嫩的两周后，可怕的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发生了，近3000名巴勒斯坦人惨遭杀害，连一个儿童、妇女和老人都无一幸免。
这件事以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占领的痛苦记忆中的其他事情都证实，默许占领的条件和屈服于其意愿只会让巴勒斯坦人的情况变得更糟。
另一方面，对抗、坚持真理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民族权利（尽管坚持这些权利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比以夺取土地、通过杀戮或流离失所的方式赶走当地居民为目的的占领更为有效，战略破坏性也更小。
要求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离开其土地的呼吁是将剩余的巴勒斯坦人民从其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前奏。因此，时代的责任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占领，阻止其对巴勒斯坦土地及其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的殖民和犹太化计划。
占领者之所以采取这些卑鄙的手段，是因为它无法通过与巴勒斯坦人民、抵抗力量和哈马斯运动的直接对抗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要想挫败占领行为，就必须更加坚定和坚持不懈，占领行为本身也因自由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之间的内部社会、政治和身份认同分歧而存在。而目前，以色列社会大多数反对继续对加沙发动战争，因为这会对囚犯问题、经济、安全和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巨大的，灾难是无法描述的，牺牲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然而，巴勒斯坦人民却注定要遭受灭绝性的占领。
这场战斗已经从冲突管理转变为一场生存斗争，而失败始于意志的崩溃和决心的崩溃，因为物质力量的标准通常有利于占领，而物质标准并不用于衡量人民的解放和拯救问题。但愿上帝保佑，耐心、坚定、抵抗和坚持真理的力量仍然是获得解脱的关键。历史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