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结束的80年后,在代价高昂的冷战结束30年后,乌克兰战争的突然爆发似乎把欧洲打了个措手不及,并已不再是过去几十年内被世界所熟知的那片大陆。

它曾耗费大量的智慧、政治、外交和战略资本,从工业时代解决重大冲突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实现了国家之间的和平,并维持了稳定、团结与繁荣。

它似乎从历史和冲突中汲取了很多的教训,放弃了加剧冲突和暴力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倾向,并将自由民主的“共识”作为其最终的选择。它以智慧、耐心和外交手段来应对挑战、分歧与风险。

乌克兰战争却成为了揭露真相的时刻与转折。欧洲的反应是迅速扭转这一切,并转向军国主义、战争、紧缩和自我毁灭。它敲响了战鼓并启动昂贵的军备,资助乌克兰的武装,并顺从拜登政府和帝国主义全球化阵营的煽动,以加深冲突、耗尽俄罗斯的精力,并用历史上最广泛的经济制裁来围攻俄罗斯,而不再采取开放和合作的政策。

德国作用的变化

最危险的是,作为欧盟火车头的德国已经丧失了理性领导、阻止战争扩大或升级的能力。德国本可以在北约内部发挥带头作用,不以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来激怒俄罗斯,但它却没有这样做!德国现在非常缺乏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合格政治精英,以及像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格哈德·施罗德以及赫尔穆特·科尔那样有能力的领导人。需要指出的是,赫尔穆特·科尔曾无视英美的反对和阻挠而坚持统一德国,而这项成就减轻了美国持续占领和在德国领土部署数万美军的影响。

这些领导人来自德国政治的重要核心: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们在冷战期间推行了向东方(苏联)开放的政策,并且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第一条管道来进口苏联天然气。安格拉·默克尔是最后一位实行向俄罗斯开放的政策并进口廉价俄罗斯天然气的德国政治强人,旨在实现德国经济的更大繁荣和竞争力。

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埃马纽埃尔·托德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蔑视酿成了危机,在此过程中大多数西方国家因战略上的危险漠视而使其军事工业基础逐步衰退,如今,这种危机就反映在欧洲武器库的空白及其无法满足乌克兰对“非智能”和“智能”武器弹药的需求上。

欧洲与北约

托德认为,北约正沉浸在欧洲的“无意识”状态之下,其“军事、意识形态和心理机制并不是为了保护欧洲,而是为了控制欧洲”。他还认为,俄罗斯即将战胜北约——后者在欧洲已经进入了以“伦敦-华沙-基辅”这三股势力为中心的新阶段。而北约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托德审视了欧盟的不稳定状态及其不断下降的国际地位,以及法德轴心在欧盟内部的作用的衰退。

欧盟抛弃了欧洲及其利益,剥夺了欧洲的廉价能源及其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对自身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转而依赖昂贵的美国能源采购——其价格是俄罗斯能源价格的两倍。此举加剧了欧洲的贸易逆差,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却有所缓解——美国能源公司的利润和美国财政部收到的税收甚至翻了一倍!

在历史上,自德国于19世纪统一之后,每当它试图崛起并承担与其地缘政治、历史和文化地位相称的角色,或试图领导欧洲并增强其在欧洲的影响力时,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就会将俄罗斯拉入冲突,以阻挠德国的计划,并最终削弱德国的扩张能量及能力,甚至是摧毁或分裂德国,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发生的那样。

这或许就是托德解读国际秩序未来平衡的背景。他认为,俄德联盟不可避免地有着深厚的地缘政治和人类学根源,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新教势力将逐渐退守本土(正如特朗普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而全球南方将崛起成为独立于西方的新兴力量!

“胜利者的和平”

近来,乌克兰停火谈判正在进行,美俄关系缓和的迹象日益增多,但欧盟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平进程。

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派遣北约部队进入乌克兰,而这只能被理解为一种阻挠。俄罗斯方面很早就已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这些部队。不言而喻的是,只有中立部队才能保障停火。

德国研究员法比安·谢德勒指出,自卡拉斯担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以来,她一直公开反对和平谈判。其公开声明的要点包括:莫斯科不值得信任,普京不想要和平。去年12月,她在X平台上写道:“欧盟希望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也就是说,唯一的出路并不是外交,而是“胜利者的和平”,即使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欧盟国家对卡拉斯越来越不满,因为她的立场并不代表该联盟内所有国家的政府,但公开反对她的声音却很少出现。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今年2月初赞同卡拉斯的立场称:“我的观点在这三年内从未改变:乌克兰必须赢得这场战争。”今年2月23日,她还通过丹麦电视台补充道:“我们担心乌克兰的和平比战争更危险!”这无疑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声明。

非理性的行为

法比安·谢德勒指出,因为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已经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在当时,人类险些遭遇核毁灭。那么,和平真的会更加危险吗?

关于乌克兰有能力赢得战争并收复失地的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五角大楼和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长公开承认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双方都无法获胜。但事实证明,这项声明过于乐观,因为乌克兰局势已经恶化。

乌克兰遭受了领土损失,并且失去了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取得的成果。战争每持续一天,它就更接近崩溃,失去更多生命,并使背负更多债务。然而,欧盟高层领导人仍然拒绝承认这些事实。他们不仅没有采取外交举措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来拯救乌克兰免于陷入最糟糕的境地,而且还在破坏正在进行的谈判。

谢德勒在这些情况下观察到了一种矛盾的模式:尽管扑灭家门口的大火对于欧盟有着生死攸关的利益,但它却在加剧局势,并试图继续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通过这种做法,它牺牲了自己的安全利益,以及它声称想要保护的乌克兰国家的存在。它没有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主要集团之间调解人的唯一理性选择,反而加剧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孤立状态。

谢德勒质问该如何解释这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印度历史学家维贾伊·普拉沙德怀疑这首先是由于欧洲政治精英想要维护自身威望而造成的。在“胜利者的和平”这一叙事上已经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并耗费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

失败的叙事

如果俄罗斯现在同意停火,并最终达成和平条约,那么这就将与无法同普京谈判的说法相悖。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追问:欧盟为何没有支持2022年春季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几乎能够结束敌对行动的和平谈判?数十万人的伤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乌克兰本来也可以避免遭受大规模的领土损失。

事实上,欧盟——尤其是德国——出于恐慌而进行重新武装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质疑和审查。如果俄罗斯的战争目标明确地局限于有限的地区范围内,而不是以吞噬整个乌克兰和北约为目标,那么,建立新的和平机制以及通过长期裁军来确保更大安全的选项就有可能会出现。

但谢德勒补充道,这些可能性与俄罗斯入侵的可怕场景相冲突,欧洲议会已经批准为此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武器,包括修改德国宪法以允许大规模的军费开支。

欧盟的主要国家政府和英国都对这个筹码进行了政治押注。那么,这是阻止它们改变路线的理由吗?它们是否愿意牺牲和平的可能性来维护其失败的叙事?继在过去几年内犯下严重错误之后,此次错误将是所有错误中最为严重的一次。

建立战争国家

但现在面临的风险更大了。俄罗斯攻击北约的情形——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可能,不仅会使欧洲的重新武装合法化,而且还会导致这些福利国家的瓦解——在这样的生存威胁之下,欧洲据称已经无力再承担这些责任。

英国《金融时报》对这项重新装备的计划总结称:“欧洲必须缩减其福利国家,以建立战争国家。”如果能够迅速达成和平协议,紧缩政策下的重新武装计划就可能会失败。如果不再有一个贪婪的怪物向西方进军,那么这里的大多数人又怎么会同意废除其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交通、气候保护方面的服务与社会福利呢?

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废除福利国家转而支持军工联合体,这是一项古老的计划,并且可以追溯至罗斯福的“新政”时期,即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颁布早期社会保障计划的时代。

乔姆斯基认为,社会福利激发了人们对更大程度的命运自决权和民主权利的渴望,从而阻碍了威权统治。相比之下,军费开支虽无法为人们提供保障其社会权利的关键机会,但却能带来利润和快速的经济增长。

谢德勒表示,几十年来,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一直试图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军费开支,以让这个怪物继续存在,而这将大大帮助新一轮的紧缩政策合法化。这并不是战争第一次被用来削弱工人阶级。

“背后捅刀子”的叙事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动机使欧盟未能采取建设性的外交:准备渲染新的“背后捅刀子”的叙事。如果欧盟坚持认为“胜利者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尽管它知道这无法实现,而特朗普又在斡旋以达成和平解决方案,那么,美国和欧洲的新保守主义者就可以宣扬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政府在背后捅了乌克兰及其支持者一刀,因此它应当对这场战争的失败负责。

这将掩盖拜登政府和欧洲领导人的灾难性错误,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们的政治对手。大西洋两岸目前都在热烈地探讨这种叙事的相关元素。

但是这项战略完全是破坏性的。它只会助长乌克兰境内外企图破坏和平的极端势力,并助长其通过更多武器扭转损失并继续战争的幻想。这将使乌克兰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对于欧洲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不稳定,以及再次与俄罗斯发生对抗的风险。

谢德勒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欧洲人关心自身的安全和乌克兰的安全,那么,其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保持真诚。西方在乌克兰的战略失败了。事实证明,只注重军备而拒绝外交是一大错误。

欧洲必须认清事实,努力克服不利局面,以防止其进一步恶化。这就意味着要对和平进程做出有效贡献——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阻挠和摧毁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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