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巴勒斯坦发声在部分犹太家庭中引发了矛盾
在圣诞节假期中的一个寒冷日子里，达莉亚·萨里格的80岁父亲在她滑雪归来后，来到了她在维也纳的家中。
他来接她的继妹——她与萨里格一家一起去度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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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格确信这将是她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因为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即将爆发。
“我说了再见。我拥抱了他”，她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当我说再见时，我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多年来，她与这个犹太家庭的关系一直很紧张。56岁的萨里格是一位亲巴勒斯坦活动家，与她的大多数亲戚都意见不合。
她的父母信奉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一种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认为，这种制度是他们苦难的根源。
萨里格在去年12月与父亲会面时就知道，自己打算于来年1月在议会外举行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而当地一家电视台还会拍摄这场活动。她所在的活动团体推荐她接受一次广播采访。她对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感到震惊，并决心为此发声，于是她接受了采访。
“这段采访在播出后，被立即传到了的我家人那里。”
她后来听说，同样居住在奥地利首都的父亲曾告诉朋友，“对他而言，我已经死了”。
“但他从未和我谈过这件事，也从未联系过我，告诉我这样的事情。他直接断绝了关系。”
一周后，她居住在德国的77岁母亲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我的手机里还保留着那条消息，上面写着：‘我不会接受你的政治活动。你是个叛徒，你玷污了我们的家园……如果你改变你的政治观点，我们就能恢复正常。保重’。”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和父母说过话。
从美国到以色列，犹太家庭内部的分裂并不少见，但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这种分裂变得更加深刻。
当天，统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入侵以色列南部，并造成1139人死亡，超过200人被俘。自那以后，以色列的轰炸已造成该地区超过61700人死亡。
“我认为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中最引人重视的现象之一是，尽管大多数人因为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事件而转向右翼，但少数人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却更加失望”，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批评家、作家兼学者伊兰·帕佩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
“我失去了我的犹太社区”
萨里格的祖先于1938年逃离奥地利（即被纳粹德国吞并的那一年），前往塞尔维亚。他们后来定居在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她的大多数亲戚都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奥地利。
在小时候，她一边庆祝犹太节日，一边从长辈那里学习犹太复国主义。
她还被告知，巴勒斯坦人“是敌人，他们想杀死所有犹太人……居住在那里（指以色列）的犹太人想要和平，但阿拉伯人却不想要”。
18岁时，她移居以色列，并在父母的鼓励下加入了一个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
在以色列的13年内，她加入了一个基布兹，并在以色列军队内担任公职，还结婚了。但正是在海法大学学习政治和中东历史期间，她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改变。
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巴勒斯坦教授，后来成为了一名巴勒斯坦权利活动家。
“事情始于一个晚上，我和巴勒斯坦老师在草坪上，他给我讲述了他一家人从一个小村庄流离失所的故事。”
“我明白了，我所听到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是错误的”，她说，“我开始思考他可能会有什么感受，他现在的感受，或者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犹太国家内的巴勒斯坦人——祖先被从这里驱逐，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在回到奥地利后，她的家人会在聚会上和她争吵，约定永远不再谈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政治，然后又违背承诺，并再次发生冲突。
她在2015年放弃了以色列国籍，以此表达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
“这让我更容易地开展活动”，萨里格在谈到被部分家人断绝关系时说道，“我失去了我的犹太社区，因为往好了说，人们认为我古怪、怪异，往坏了说，人们认为我是个叛徒。”
但专家们表示，与家人断绝联系会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自10月7日袭击事件以来，我的人生观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牛津大学神经学家、博士生费萨尔·谢里夫表示，脑成像研究表明，“社交隔离的经历会触发大脑中一些区域的活动，而这些区域原本会在身体疼痛时被激活。”
“换句话说，社交痛苦不是比喻——它在生物学上是真实存在的”，他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家庭通常会形成“微文化”，并在政治问题上拥有各自的规则和立场。
“当爱与接纳以沉默或参与种族灭绝为条件时，背叛感会深深地伤人。在加沙问题的背景下，这更增添了一层创伤：人们不仅目睹了大规模的苦难，还要为拒绝视而不见付出个人代价”，他指出，“这会导致长期的压力和焦虑，甚至可能达到临床的程度。”
他表示，为了维系家庭关系，家人之间需要以“好奇心而非对抗”为主导。
“尤其是在谈论像战争或种族灭绝这样痛苦的事情时，单靠事实无法打动人心——说出背后的情绪，例如恐惧、内疚或悲伤，往往能为真正的对话打开更多空间。”
但进行这样的对话并不容易。
音乐家乔纳森·奥菲尔出生于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移民至丹麦。他说，直到2009年，他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被灌输了一种忽视巴勒斯坦人整体观点的宣传”。他读了帕佩的著作《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并将那段经历称为他人生中的“转折点”。
大约是在同一时期，他也阅读了其他“挑战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犹太以及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
“但我没有公开分享这些，也没有和家人分享这些。”
然而，在2014年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期间——这是7年之内的第3次战争，他说，他有足够的信心“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批评观点。
在这场持续50天的冲突当中，有超过2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551名儿童。
他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张以色列人聚集在斯德洛特附近山顶上目睹加沙熊熊燃烧的照片——这张照片已被《纽约时报》刊登。
一位亲戚很快给奥菲尔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并在结尾建议他“不要再在网上发帖了”。
“这后来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很快就平息了。”
他在多年后得知，在以色列的家人决定避免在他身边谈论政治，“以免我的政治观点被认可”。
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他探望了居住在袭击地点附近的大家庭。但这次入侵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我的观点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但以色列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说我们在政治上可能更加疏远了。”
“这真的是如今唯一的问题”
44岁的丹尼尔·弗里德曼现居荷兰，并在南非长大。他的父亲史蒂文是一位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犹太复国主义；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反种族隔离活动圈子内的成员。
尽管弗里德曼的父亲仍然是一名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表示，自2023年底以来，他和母亲就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事件的冲突日益加剧。
他说，“这真的是如今唯一一个影响部分犹太社区内部对话和联系的问题”。
他们之前的争论之一，是关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2023年10月7日入侵期间强奸妇女的指控，但该指控现已被驳斥。经过几次不愉快的争执，他们经常通过在WhatsApp应用程序上互相转发各种新闻链接来支持各自的观点，最终他们同意不再谈论政治。
“我爱她，但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我已经对她失去了很多信任”，弗里德曼这样说道。
在以色列此前对加沙的战争中，他的母亲签署了一份呼吁停火的请愿书，但这一举动遭到了一些家庭成员的反对。“我认为这影响很大”，他说，“她有点偏右了。”
他说，他理解对一些人来说，表明立场意味着冒着失去亲密社群支持的风险。然而他说，在10月7日袭击事件之后，他选择“故意将很多人从生活中剔除”。
在回到维也纳后，萨里格正忙于组织一场犹太人大会。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于6月举行活动，演讲嘉宾包括居住在英国的大屠杀幸存者斯蒂芬·卡波斯、美国播客兼评论员凯蒂·哈尔珀，以及以色列犹太活动家罗尼·巴坎。预计帕佩也将出席。
随着加沙杀戮的持续，她说，她的重点是那些试图在以色列的炮火中幸存下来的巴勒斯坦人。
萨里格强调，“我并不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