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的大转变：终极理论
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其重要性堪比工业革命或罗马帝国衰落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正如匈牙利哲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大转型”——该术语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如何改变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类似但却更为复杂和全面的变革。
许多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一新的现实。部分理论视之为持续的混乱，就像理查德·哈斯在其著作《混乱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又或者是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到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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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种更广泛的观点认为，所有这些混乱仅仅是迈向新国际秩序的过渡进程中的一部分。这种理论被称为“大转型”，并得到了全球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的一致认可。
因此，我们并非仅仅在经历一些各自孤立的危机，而是目睹了一种清晰的混乱趋势——这将导致新世界秩序的诞生。
转型情景的主要趋势
第一种趋势：达沃斯趋势（通过技术实现延续）
这种趋势试图维护旧秩序，但试图通过重大技术变革赋予其现代面貌。这在达沃斯会议以及克劳斯·施瓦布及其同事、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提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理论中得到了体现。
该理论将技术进步与全球变革联系起来，并认为人类仅仅是可被人工神经网络分析和编程的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不再是决策者，而将是被“编程”的存在。
从批评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趋势是试图将权力转移到控制金钱和技术的技术官僚手中，并试图强加一个单一、非多元文化的世界秩序。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必须遵循新的游戏规则，即对大公司投资完全开放，而不考虑其文化规范或身份认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人类尊严，甚至多极世界等价值观都将被视为“技术大扩张”的障碍。因此，唯一可行的选项要么是接受大公司所设想的这种“美好”未来，要么是回到被认为不切实际且与发展道路不符的“过去”。
第二种趋势：混乱理论（旧秩序的衰亡）
另一方面，第二种趋势认为，二战后形成的现有国际秩序已经丧失了应对新的复杂因素的能力，无论是人口、环境、技术，甚至是知识层面的因素，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已无力吸收这些因素。
正如未来学家齐亚·萨尔达尔所说的那样，这种趋势表明全球秩序已经变得不再自然，而我们正在经历从政治到经济、从环境到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失衡。
诸如“重返丛林”、“世界陷入混乱”或“世界正在瓦解”等许多标签都成为了谷歌上的热搜话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话题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尤为流行。
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与最近发生的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进行对比。在伊拉克战争中，尽管联合国不赞成美英两国的军事行动，但美英两国仍然渴望获得联合国的法律庇护；而在最近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空袭中，国际法及其合法性已经不再是政治考量中的一个因素。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公开宣称他并不在乎国际法，仿佛自己是一位不容任何人置疑的帝王。这表明全球秩序正逐渐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并进入了一种混乱加速的状态，呼吁人们彻底重新思考主权、国际法和人类合作等概念。
第三种趋势：大转型
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一些项目、书籍、研究和趋势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并且认为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和经济秩序结构已经不再能够理解和管理世界当前正在经历的变化，无论是重大变革（人口以及包括能源和技术在内的环境），还是知识结构（包括与均衡理念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例如极点理论和供求理论），又或是在维也纳学派后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所谓“还原论方法”（维也纳学派在二战后渗透到了学术课程和高校当中）。
以色列正是该学派的一部分；西奥多·赫茨尔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该学派的思想是当今世界大多数理论的基础，无论是在应用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学科领域。
高校研究中使用的所有规程都源于这一学派。正如未来学家萨尔达尔·齐亚·哈克所言，如今这一切都在瓦解，我们正处于一种异常境地。
因此，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一场重大的系统性失败，是我们在管理世界上的完全无能。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将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与伊拉克战争进行对比。尽管两场战争都代表着决策的混乱状态，但将它们进行对比，却能清楚地揭示这种混乱的状态。
在伊拉克战争中，获得联合国决议是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安理会通过了第14001号决议，但英国仍然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起能够相信该决议赋予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联盟。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并非易事，托尼·布莱尔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无论如何，他们找到了一个法律框架，以便他们能够获得战争合法性，并得到能够支持这种战争合法性的盟友。
如果将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与当今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以及特朗普的言论对任何所谓的法律或合法性都漠不关心。事实上，美国总统在公开谈论暗杀，这不仅公然侵犯了国家主权，也违背了领导人的逻辑——所有人都应当警惕其愤怒。
大转型
第三种趋势将所有这些迹象都视为推动新世界秩序产生的力量。当然，许多人常常错误地将这个新世界想象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并用过去的基础知识来描绘未来，这就缩小了视野并抑制了创造力。
一些左翼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代表人物，例如赫德特·内格里在其著作《帝国》中提到的观点，以及有关网络理论的构想（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顾问安娜·玛丽亚提到的那样），还有一些高校发起的“大转型理论”项目。
基于此，战争将是变革的一部分，如果它不以野蛮行径收场的话。意识、认知、保护环境的努力、全球公民的出现，再加上法治的机构（而不像在当前全球秩序下那样仅仅遵循不具约束力的一般规则），这些都可能会发展为一场影响一切的重大变革，它将支持人们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受文化偏见和种族、民族分歧的影响。
阿拉伯人与大转型
上述三条路径并不会自动实现。相反，这种转型将取决于人们的努力及其迈向更光明未来的能力。因此，伊斯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当前面临的危险是，这些战争和危机将把它们拖入混乱和落后，从而确保它们走向落后。
基于此，当其他国家和民族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束缚，崛起并加入其行列，甚至可能在世界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中强加自身意志时，一种文明便消亡了。
回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南亚地区，你会发现这些轨迹在不同地区可能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一系列理念将会终结，例如现代性、后现代性、资本主义、民主等等。
正如本杰明·贝蒂勇在其著作《规划与主权》中所探讨的那样，当国家能够将其叙事和知识强加于人，并将其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时，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现代性遗留下来的东西，就都将成为过去。前者（即规划）将转化为知识，然后主权则将在一个被称为系统积累的领域中随之而来。
未来已成为许多人寻求的设计进程的一部分。正是想象力和思想积累并交织起来，进而产生了大转变。这些工作是为了将这些设计付诸实践，而当其他人成功构建出另一个我们未曾参与建造的秩序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有多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