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理论如何解释加沙的胜利或失败？
许多军事和政治理论家认为，“胜利”的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具有象征意义，是一种基于权衡和优先事项的主观表述，其内容复杂，并融合了物质和道德因素。
尽管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判定存在分歧，但在解放战争中，由于战争持续时间长，且道德层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物质力量的不平衡通常有利于占领者，因此，这里的胜利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加沙地带战事持续的背景下，在有关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及其对巴勒斯坦解放进程未来影响的广泛讨论的作用下，胜利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殖民主义企图
殖民主义企图并不局限于军事层面。它是一项始于思想的霸权工程，并运用文化、科学、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其目标。另一方面，解放战争在所有这些领域都与殖民主义发生冲突。
许多思想著作探讨了胜利与失败的概念及其驱动因素。这些著作清楚地表明，文化和心理层面（各方意志力和主观视角层面）在决定任何冲突的结果方面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
探讨过这些话题的人物包括军事理论家卡尔·克劳塞维茨、安德烈·博福尔、中国开国领导人毛泽东、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解除武装
从传统的军事视角来看，国家意志的概念对于战争的爆发和结束至关重要。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将战争定义为“旨在迫使对手执行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因此，“暴力（即武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才是最终目标”。
为了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除敌人的武装。因此，在理论上，解除对方武装成为了敌对行动的直接目标。
这一理念在以色列寻求解除加沙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武装的立场中尤为突出——以色列认为这是其所追寻的胜利的体现，也是其在未来从数量和质量上削弱抵抗行动的保障。
意志之争
克劳塞维茨也强调了情感在战争中的作用——“如果战争是一种权力行为，那么它必然与情感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不是源于情感，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情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程度并非取决于文明程度，而是取决于相关利益的重要性及其持续时间。”
这种观点强调了道德维度在战争的发起与结束，以及人们在任何特定战争中对胜败的评估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军事理论家、前北约总参谋长安德烈·博福尔在其著作《战略导论》中指出，战争是意志的碰撞，其结果是“我们希望在敌人身上制造一种心理状态，以使其相信参与或继续冲突是徒劳的”。
因此，博福尔对失败的定义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根据这一定义，任何为争取解放而奋斗的民族，如果拒绝屈服于占领者的意志或承认其合法性，就不能被视为失败者。
胜利与牺牲
中国人民革命领袖毛泽东基于其长期的战争经验，在其著作《论游击战》中提出了革命战争理论。他将胜利定义为“旧秩序的消灭，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新秩序的建立”。
这样的胜利通常无法迅速实现，而是“消耗敌人力量、逐渐增强我方力量的长期战争”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战争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就会丧失斗志，这也将是失败的开始。人民是水，而游击战争正是游弋在水中的鱼——没有水，鱼就会死。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原则，以及一切军事原则的基础，是自保和歼灭敌人。
虽然“任何战争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代价甚至很大”，但这与自保原则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为了歼灭敌人，也是为了自保。”
就加沙地带的战争而言，占领方的最终目标似乎是通过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并控制其土地来消灭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多次强调这一点。
如果这无法实现，那么其最低限度的目标就是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符合占领方利益的新政权，此外还要解除抵抗运动的武装，并驱逐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干部。
面对持续不断的抵抗活动，以及占领方无法在加沙地带实现稳定的现实，将抵抗运动与其支持者隔离已经成为了占领方当前的优先事项，例如其建立的“人道主义泡沫”项目，或将人道主义援助的分配与安全核查挂钩，并呼吁巴勒斯坦人迁移至占领方代理人控制下的地区，例如亚西尔·阿布·沙巴布在拉法东部建立的民兵组织。
此外，直接的宣传努力，或者是通过占领国的朋友或盟友以及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保持和平的国家，构建了一条从文化和心理上对抗的战线，其舞台正是各类媒体。
文化战线
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一种特定的胜利概念或政治霸权，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意大利政治活动时观察到的情况。
葛兰西采用“文化霸权”的概念作为考察政治冲突本质的方法论标准，他指出，“一个社会群体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控制力、思想与道德领导力”。
根据这位意大利哲学家的著作《狱中札记》，他认为革命的胜利是通过军事行动和文化行动的结合而实现的，他将前者称为“运动战”或“机动战”，并将后者称为“阵地战”。
他强调了长期的文化和思想斗争在取得胜利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这与军事战争相辅相成、交替进行。因此，获得“文化霸权”是取得和维持军事胜利的先决条件。
葛兰西认为，军事机动战最适合对抗威权主义政权，这也与法国哲学家弗朗茨·法农的理论所体现的对抗殖民主义的情况一致，但他认为，文化战最适合于拥有活跃且富有影响力的公民社会的国家，例如西方国家。
尽管葛兰西的观察主要是为了解释反对独裁政权的人民革命案例，但其提出的结论也适用于其他冲突，例如民族解放战争。
意识斗争
在持续不断的加沙战争中，在引导加沙内外群众的问题上的冲突规模显而易见，其目的是决定在冲突各个层面的对抗结果。在占领方及其支持者，与抵抗方及其支持者之间，关于战斗性质、原因、可行性和前景的相互矛盾的叙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这些叙事的传播和接受程度，对巴勒斯坦内外民众和政治力量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根据众多的民意调查，占领运动在世界各地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尤其是在传统上支持占领方的国家内，但它正致力于改变加沙内部的认知，以强加其可接受的政治和军事结果。为此，它通过暴力和饥饿来塑造顺从或默许其意志的当地民众。
因此，它的行动重点是通过“机动战”来强加其所谓的坚定事实，但其行为却在“阵地战”或者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公众意识中造成了更大、更深远的损失。对于一个依靠这种支持而建立，并且依靠这种支持来维系和生存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极具破坏性和敏感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针对加沙地带人民的战争罪行愈演愈烈，封锁持续不断，再加上媒体对抵抗运动的敌视，这些都在逐渐影响加沙地带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可行性及前景的看法。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在2025年5月6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与2024年3月相比，加沙居民对“阿克萨洪水”行动的支持率已有所下降。
在约旦河西岸，调查结果有所不同，尽管其趋势受到与加沙类似的压力因素的作用。与2023年12月相比，西岸对“阿克萨洪水”行动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
这些结果的出现正值占领国及其支持者、与其关系正常化并保持和平的国家大力开展媒体宣传之际，与此同时，占领国还对一切形式的支持抵抗运动的行为实施镇压，并将任何支持抵抗运动的行为定性为犯罪。
所有这些措施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即强加了一种屈从于占领的同谋意识，尽管世界各地的统计数据和民意调查显示占领方的损失日益加深、支持率不断下降——这主要反映在近几个月来国际社会拒绝继续这场战争和围困加沙的立场之上。
2025年6月初，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投票赞成一项呼吁结束加沙战争的决议草案，但该决议草案最终被美国否决。
自由还是屈服
最终，解放战争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么获得独立和自由，要么放弃自由的梦想，并屈服于占领者的意志。
与这两种局势的稳定性不同，任何军事战争的结果都不会是绝对的胜利，也不会是绝对的或最终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认为，“战败国往往将其衰败的局面视为暂时性的灾难，并可以通过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补救。”
在占领方开展军事和文化行动的同时，巴勒斯坦人坚定对其战争及其正义的总体叙事（尤其是对抵抗运动），对其巩固文化战争取得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这既源于抵抗运动的军事表现，也源于占领方的罪行与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