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就是这样编造谎言的
叙事战争是思想、信仰和愿景冲突的反映。因此，只有通过解构主义实践，才能理解其本质和批判。在解构主义实践中，叙事文本揭示了潜伏在阴影中的矛盾、神话和基础寓言，并确立了从殖民逻辑角度看似合理的结果，而战争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准下是合法的。
众所周知，正如我们所见，以色列国的建立并不是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而是东方主义话语历史积累的结果，这种话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当时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被生产和推销，包括印度、中国以及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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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否定了逻辑、理性和合理性，与西方在文明和理性方面的排他性形成对比，而这些排他性构成了东方主义话语的认知基础。或许，我们可以在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著作中找到对这些基础的最佳解构，尤其是他的著作《西方中的东方》（The East in the West）。
但东方学的关注点，以及人类学的关注点，是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人，他们构成了与西方自我对立、矛盾的他者，因为这些关于他者的、有悖于理性、合理性、文明、礼仪的形象、愿景和认知，构成了西方对东方认知体系的参照基础，同样，也构成了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的认知体系的参照基础。
以色列各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都公开表示了这一愿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其最新版自传《阳光照耀之地》（A Place in the Sun）中表达的愿景。
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巴勒斯坦是一片贫瘠的土地，由一些游牧的阿拉伯贝都因人定居，他们在那里寻找牧场和放牧地，与这片土地毫无联系，文化落后。这正是所谓东方主义话语的本质，这种话语支持了犹太复国主义，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
东方主义话语：从认知到殖民主义
如果东方主义的先驱们认为东方主义话语是一个认知和思想项目，而去殖民化的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话语无意中陷入了基于价值判断的现成模式和模型的产生，而这些模式和模型很快就会被超越，那么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尽管这种话语如同人类学一样饱受批评，但它仍然基于东方，尤其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偏见和贬损性价值判断。而在中国和所有亚洲四小龙驳斥了西方东方主义的论调，并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之后，这种话语仍然基于东方，尤其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偏见和贬损性价值判断。事实上，中国已成为威胁美国自身霸权的竞争对手，并威胁着西方在世界上的霸权。
东方主义并非仅仅是对东方的研究，而是一种与殖民控制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霸权密不可分的认知结构。这构成了巴勒斯坦裔美国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东方主义》的精髓。萨义德阐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如何塑造了对阿拉伯人、穆斯林以及整个东方的刻板、扭曲的描述和形象，使得这些描述和形象在东方主义中代表着落后、野蛮、非理性的他者，与唯独拥有理性、合理性、现代性和文明性的西方自我形成对比。
因此，西方有权通过殖民主义和定居点建设来文明世界，并帮助其认为落后的民族走向文明和现代化。
在巴勒斯坦层面，通过参考西方历史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主义话语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开始具体化巴勒斯坦人的概念，早于《贝尔福宣言》，甚至早于1897年8月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该代表大会由西奥多·赫茨尔领导和监督，呼吁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该话语认为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一片荒地。
内塔尼亚胡的自传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普遍受东方主义话语启发的著作中都存在着“失落的圣地”、“一片荣耀已逝、必须复兴的土地”以及“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复兴” 等说法，而巴勒斯坦人只是粗鲁的贝都因阿拉伯人，其中一些人在迁徙和寻找牧场的背景下在历史的短暂阶段定居下来，与这片土地没有任何历史或法律上的联系。
相比之下，犹太人被描绘成“迦南地的原初合法子民”，并且“犹太人被不公正和不公平地驱逐出迦南，他们始终有权返回，这是神圣的回归”。
《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前，英国军官兼历史学家“阿拉伯的劳伦斯”加剧了东西方、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他认为阿拉伯人无力管理自身事务。因此，他认为阿拉伯人需要监护来推进其文明和礼仪，而这正是西方的首要任务。
从这个层面来看，《贝尔福宣言》不过是对西方使命和东方主义话语的直译。以色列不仅代表着犹太人的聚集——从根本上与西方现代性相悖的宗教国家的角度来看，它还代表着一个土地被从祖先手中窃取的欧洲民族的聚集。这是一个和谐的民族，拥有文明、理性和逻辑，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起源不过是游牧的贝都因人，由于宗派和氏族的不同，彼此缺乏团结和联系。从这一话语的开篇，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东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构成了英国在美国成为其最大教父之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参考背景。
如果说东方主义是在欧洲殖民入侵开始之前出现的一种思想和政治现象，其修辞本质是生产关于东方的帝国主义知识，以证明殖民主义的正当性和合理化，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出现则使这种东方主义将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作为其最重要的主题，因为该计划与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和定居有关，由于这种论述，巴勒斯坦土地在被想象地赶走原住民后，变成了迦南地、应许之地和历史上的以色列王国。
西方研究中心、大学和研究人员与以色列同行合作，开展关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的研究、调查和写作，服务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这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它与以色列作为殖民国家密切相关。
这种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构想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一直没有受到质疑，直到爱德华·赛义德出现，他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清楚地表明了一些犹太东方学家如何利用西方东方主义的工具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最明显的是将阿拉伯人视为对犹太国家项目的永久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类著作蓬勃发展，尤其以以色列历史学家为甚。他们试图伪造历史事件，虚构其他事件，并在想象和神话的启发下编造其他事件，从而创造出一种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以色列叙事。在这种叙事中，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为他们天生倾向于恐怖主义、狂热主义、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他们与东方其他地区一样，由于沉溺于贝都因人的生活，宗教信仰落后，尤其是在所有伊斯兰思想活动方面，不具备理性和现代性的条件和要素。
或许，英国人伯纳德·刘易斯是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的最佳参考指标，他所著的书籍和出版物揭示了阿拉伯人的落后及其对犹太人的病态敌意。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雷尔·沙哈克（Israel Shahak）可以被视为奠定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基石的最重要研究者之一，因为他的目标是创造东方主义知识，以便更好地控制阿拉伯人及其领导层，并使其精英阶层相信以色列在该地区承担的文明使命。
在此，我认为沙哈克虽然后来转向批判犹太复国主义，但在犹太复国主义东方学的创立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与西方东方学一样，它并非仅仅是一种与特定个体相关的个人知识和认知倾向，而是一种制度性研究和思想结构。犹太复国主义东方学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制度结构，以学术机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为基础。
因此，我们发现，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等以色列大学都设立了专门研究东方研究的系，与以色列军事和情报机构有联系。
正如伊兰·帕佩、诺姆·乔姆斯基、齐格蒙特·鲍曼、汉娜·阿伦特、亚伯拉罕·梅尔瑟等许多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项目试图提供战略知识来指导以色列与阿拉伯人打交道的政策，扭曲他们的形象以及穆斯林普遍的非理性、落后和侵略性的形象，从而为占领政策辩护。
然后，通过伪造事实和事件来证明阿拉伯人没有任何文化遗产，从而使阿拉伯文化失去合法性。其目的是改写巴勒斯坦的历史，将巴勒斯坦描绘成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来之前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这其中还包括对地点、空间和名称进行犹太化，赋予它们犹太和以色列的身份，并努力让世界相信这一点。
因此，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项目与以色列针对西方的宣传机构“哈斯巴拉”（Hasbara）密不可分，特别是因为大学和学术著作和研究专门针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统治精英，以证明定居点的合理性并伪造巴勒斯坦人的叙述。
然而，正如阿卜杜勒·瓦哈卜·马西里所说，近年来，这些著作也针对各种倾向的阿拉伯精英，特别是现代主义者，目的是动员这些精英为功能性犹太复国主义服务。
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与偏见争论
基于上述，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将倾向于直接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并通过复制和更新东方主义的观念和表述来支持其战争，并以文明和公民的主张为其辩护，特别是在东方主义本身受到文化和后殖民研究的沉重打击之后。
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话语主要由来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的研究人员发展而来，将以色列士兵描绘成一个恢复被忽视的神圣地区文明的新西方人，并将军队描绘成一群执行神圣而崇高任务的男男女女。
由于这种论述基于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属于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这一说法，而这纯粹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表述，因此宣称巴勒斯坦人只不过是与文明作斗争、破坏应许之地神圣基础的恐怖分子。
西方和以色列的大学都致力于推广、制度化和正式化这种理论，以此明确支持以色列。自20世纪初以来，学术机构、大学机构、研究中心毫不犹豫地丰富和神圣化这种支持以色列叙事的东方主义话语，直到“中东研究”等术语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叙事的客观对应物。
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话语不是精英的话语，而是学校、媒体、家庭、大学、军队以及拉比们的话语。
在西方叙事的宣传、推广和营销之下，它已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即便在揭露其虚假、揭开其面具的日常事件面前，也依然无法瓦解。如果说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又称“石头之子”（Children of the stones））和2015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至少在媒体和机构层面（联合国、安理会、欧盟理事会、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思想层面（书籍和出版物……等等）推动了巴勒斯坦事业的复兴，那么“阿克萨洪水”事件则以该实体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揭露了现代性、文明和文化面具的虚伪，并向世人揭露了以色列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实施种族灭绝的真面目。
然而，西方宣传继续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和占领战争以及其在该地区的扩张主义战争（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辩护。
以色列在中东发动的战争连绵不断，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从1981年轰炸伊拉克民用核反应堆，到1982年的第一次黎巴嫩战争、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再到2006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21年、2022年、2023年、2025年的加沙战争以及2025年6月的伊朗战争，是一系列漫长而无休止的战争，即使这些战争的本质是对该地区国家的空袭，其中最后一次是2025年7月对首都大马士革的轰炸，这些战争是长期殖民计划的延伸，其合理性被每次战争之前和伴随的东方主义表述所证明。
或许，西方和以色列媒体为与定居点和犹太化相关的战争辩护，以及对巴勒斯坦物质和象征性记忆造成影响的犹太化，都清晰地反映了这些东方主义的观念。他们认为，文明、进步和繁荣的敌人之所以拒绝以色列，只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与城市化的代表，它肩负着文明使命，是为了复兴以色列犹太人被不公正和侵略性地驱逐的圣地。
结语
如果说巴勒斯坦思想家爱德华·赛义德强调了东方主义如何被用来制定霸权政策，使世界关注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阿卜杜勒·瓦哈卜·马西里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话语的殖民结构，那么，伊兰·帕佩等以色列新兴史学家则揭露了以色列东方主义史学的意识形态本质。
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的游戏和策略，即通过妖魔化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剥夺他们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历史，来掠夺世界并使其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志；而思想家约瑟夫·马萨德则强调了加沙事件如何揭示了西方的虚伪和现代化的幻想，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仇恨。
从这个角度看，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精英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和叙利亚、也门和伊朗等地发生的战争，不过是基于知识、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装备和手段发动的战争的字面翻译。
犹太复国主义东方主义并不像一般西方东方主义那样仅仅是中性的知识，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是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宣战的一部分，服务于殖民、定居和替代计划。
因此，解构这一话语，揭开其面具，揭露其偏见，是从批判和认知的角度直面该地区乃至全球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认识论和道德需要。这构成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大学、思想家和研究人员，以及全世界所有自由思想家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