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旅游”：当协助自杀成为一项医疗服务
在欧洲，“安乐死”正在从一个复杂的医学和伦理问题演变为一种跨境现象——一些人从禁止安乐死的国家迁徙到允许安乐死的国家。
这些决定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身心痛苦以及繁琐的法律程序，这一幕引发了关于个人自由界限以及医学在终结生命中的作用的广泛争论。
为什么欧洲人会选择自愿结束生命？
在这片古老的大陆上，要求“安乐死”的原因多种多样，从慢性身体疾病到心理疾病，不一而足。例如，根据荷兰地方安乐死审查委员会2024年出台的报告，该国共实施了9958例安乐死案例，较上一年增长近10%。这些案例约占到记录在案的死亡总数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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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其中86%的案例是由癌症、心脏病和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等器质性疾病引起的。与此同时，与心理或社会痛苦相关的请求显著增加，从而反映出个人选择此类决定的动机日益多样化。
这份报告记录了427例痴呆症患者案例，突显了患者遭受退行性疾病的程度——这些疾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促使他们自愿请求死亡。报告还记录了219例纯粹与心理障碍相关的案例，较2023年的138例有所增加，从而反映出心理压力作为影响寻求安乐死决策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报告还记录了397例患有老年综合症（包括听力损失和体弱）的病例，以及232例因慢性疼痛或患有长期身体残疾等各种病例。
从年龄段来看，病例最多的是70-79岁人群，共3284例；其次是80-89岁人群，共2980例；60-69岁人群共1731例。
另一方面，报告记录了90岁以上人群2023例，50-59岁人群663例，40-49岁人群202例，30-39岁人群78例，30岁以下人群45例。
12至18岁的未成年人仅有3例，且均出于顽固性身体疾病。他们的请求在严格的法律条件下获得批准，包括独立的医疗和法律咨询，以确保自由和负责任的决策。
安乐死是否是一个受控的程序？
尽管受到严格监督和持续监测，报告仍记录了6起医疗服务提供者未能遵守“应尽护理”标准的案例。该标准规定，除了遵守正确的麻醉程序外，还必须进行独立的医疗评估，以确保患者的决策自由和稳定性。
荷兰患者的痛苦不仅仅局限于身体症状，还包括心理和社会压力，例如孤独、失去独立性和无力感，这些压力促使一些人选择安乐死作为最后的手段。报告显示，除了持续的身体疼痛之外，心理和社会因素已成为主要的动机。
荷兰法律体系表明，安乐死是所有医疗、心理和社会治疗方案都已用尽后的最后手段。在独立医生进行全面评估，并确认没有其他方案可以减轻痛苦之前，任何请求都不会被接受。
病例也因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而异。2024年，与痴呆症相关的病例有所增加，从而引发了关于记忆或认知丧失患者是否有资格同意安乐死的社会和伦理争论。
数据显示，在2024年，荷兰约有2.2%的安乐死案例是出于心理原因，高于上一年的1.4%。这些数字表明，关于将心理痛苦作为自愿终止生命的合法理由的法律和社会争论日益激烈。
该报告强调了医疗系统致力于确保患者不会迫于社会或家庭压力而做出决定。医生必须确保患者完全自由地做出决定，并接受包括精神科评估在内的独立评估，以区分真正的愿望和暂时的心理失控。
截至2024年底，约有3%的申请遭到拒绝，通常是由于不符合痛苦标准或患者的决定不明确，这体现了法律和医学审查的严格性。
总而言之，地方安乐死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荷兰，自愿结束生命的选择并非易事，也并非人人皆可。相反，它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和法律，以保护患者的权利，并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安乐死旅游”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不允许实施安乐死或医疗协助自杀，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前往受法律允许的邻国。这种被称为“安乐死旅游”的现象凸显了欧洲大陆的法律和道德差距。
根据2025年4月发表的《柳叶刀-区域健康（欧洲）》报告，在过去3年内，仅欧洲就有超过1400名人士前往瑞士寻求协助自杀。
这些人大多来自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当地法律不允许安乐死。许多旅行者表示，他们在本国遭受着严重的心理困扰、患有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以及感到孤立无援或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
接收自杀游客的国家——例如瑞士，对接受这些申请实施了严格的程序。例如，《瑞士刑法》第115条要求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证明其精神状态稳定且没有其他替代治疗，并接受全面的体检。该决定还必须是自愿的，并且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影响。
这种现象引起了欧洲人权组织的批评，例如布鲁塞尔的欧洲生物伦理研究所——该研究所在2025年5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警告称，“安乐死旅游将道德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从而反映出其未能解决国内的安乐死问题。”
国际特赦组织和波兰开放对话基金会于2025年3月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记录了在原籍国申请被拒绝后前往瑞士的欧洲人士的证词。其中一些人指出，尽管瑞士的程序严格，但其法律框架承认了他们的痛苦，这与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感到痛苦被边缘化或被忽视的情况不同。
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正在立法尝试审查国外关于协助死亡的法律。在法国，2025年4月提交的一项议会动议呼吁对“协助死亡权”立法进行监管，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辩论。
瑞士模式
2024年，瑞士德语区组织Exit（瑞士最著名的安乐死专业协会之一）记录了1134起瑞士医疗协助自杀案例。
非欧洲居民公民约占这些案例的23%，这些案例通常涉及患有晚期神经系统疾病、难以忍受的慢性疼痛或持续性心理障碍的人士。
瑞士法律允许“协助自杀”，前提是动机并非自私，且协助者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该国《刑法》第115条规定，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协助自杀就是合法的。
该程序首先需要患者提起书面申请，包括近期医疗报告，证明其正在经历持续且无法治愈的痛苦。之后，需要进行独立的心理评估，以确保该决定出于自由意志，而非出于压力或暂时性抑郁的结果。
根据瑞士医学伦理研究所2025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2024年，在欧洲人（非瑞士人）提交的申请中，约有28%因医学证据不足或专家认为患者并未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遭到拒绝。
反对“安乐死”的人权活动
反对协助自杀的组织在瑞士非常活跃。2025年5月，尊严观察组织发布了一份题为《死亡权的局限性》的报告，并在其中警告称，外国人申请数量的增加可能会使瑞士沦为“死亡目的地”。该组织担心，社会正逐渐将结束生命作为首选，而非促进心理社会护理。
这场争议不仅限于人权组织，也延伸到了医学界。瑞士医学协会在2025年1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强调，协助自杀应继续被视为“例外情况”，国家在批准任何申请之前必须提供治疗和心理支持。
瑞士联邦统计局在2025年4月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协助自杀申请数量增加了7%。
欧洲的安乐死问题仍然反映出选择自由与道德法律标准之间的脆弱平衡。日益增长的需求反映了真实的苦难，并呼吁持续的辩论和负责任的立法，以保障个人权利，同时保护社会和人类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