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南斯拉夫解体以来，巴尔干地区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民族认同以及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平衡周期性地重塑。在这一复杂格局中，北马其顿是国家结构最为脆弱的国家之一，其政治格局也最为复杂，尤其考虑到其关键的地理位置、多民族的人口构成以及与邻国交织的历史渊源。自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以来，这个小国就被迫重新审视其象征意义和政治存在的基础，首先是与希腊的国名危机，其次是与阿尔巴尼亚族群的内部动乱，最后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

小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因为它们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规模或人口，还取决于其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维护主权和确定战略选择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北马其顿的困境尤为突出。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和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仍在探讨其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政治实体，并面临着由其公民缺乏一致认可的“全面身份认同”所代表的结构性挑战。

马其顿堪称“现代制度伪装下的脆弱国家”的典型代表。其政治体制因民族和种族矛盾的激化而四分五裂，尽管面临欧美压力，却未能建立有效稳定的民主治理模式。这种脆弱的制度形式与基于身份认同的内容之间的二元性，使马其顿成为检验某些理论的理想模型，这些理论认为国家软弱与其易受外部干预的影响有关，使其沦为代理人冲突或地缘政治剥削的舞台。虽然2001年的《奥赫里德协议》正式结束了这场内战，但它未能消除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未能建立与民族认同相符的统一的国家认同。

北马其顿于2020年加入北约，但这并未终结其对自身内在脆弱性的依赖，也未增强其对外部影响的免疫力。相反，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期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这可能使其更加脆弱。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常规军事对抗，也是东西方格局改组的关键时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东欧和巴尔干国家。

本文强调北马其顿作为一个小国，在多重身份认同冲突的背景下，其结构性脆弱性凸显。本文试图理解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北马其顿如何应对地缘政治压力。此外，本文还试图根据这个巴尔干国家面临的内外挑战及其对国家稳定和民族凝聚力的影响，预测其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1.民族认同与族群共存的危机

北马其顿的历史根源及其紧张的身份认同关系，对于理解其当代的民族困境至关重要。自脱离南斯拉夫联邦以来，北马其顿一直处于多层次冲突的中心：与希腊就名称和身份认同展开的象征性斗争，与阿尔巴尼亚人在代表权和承认权方面的民族紧张关系，以及关于“马其顿”公民身份含义的持续不断的内部争论。这些冲突，尽管强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至今仍是国家架构及其政治和社会平衡的核心。

1.1 从南斯拉夫到独立（1991）：双重猜疑下的诞生

在南斯拉夫解体前的几十年里，马其顿是联邦的六个共和国之一，但它并不像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那样拥有民族主义的势头。当地精英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叙事，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民族、语言和种族分歧仍然微妙地存在于政治话语中。

1991年马其顿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并未伴随民族共识的出现。相反，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部承认和部分内部排斥的危机。希腊并非唯一拒绝承认国名的一方；部分马其顿-斯拉夫族群对阿尔巴尼亚族群的“内部遏制”表示担忧，阿尔巴尼亚族群并不认为自己是塑造新国家方案的合作伙伴，而是一个在边缘化其语言和身份的体制下被统治的群体。

1.2 “马其顿-斯拉夫”族群与希腊族群之间的认同危机

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国名之争是当代欧洲持续时间最长、争议最大的象征性争议之一。希腊认为使用“马其顿”这一名称隐含着对其历史希腊遗产（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的主张，因此拒绝承认这个以该名称命名的新生国家。这一立场激怒了马其顿-斯拉夫精英阶层，他们认为，由于来自一个拥有更大欧洲影响力的邻国的压力，其民族的历史认同正被抹杀。

尽管国际社会进行了调解，冲突仍持续了数十年，直到2018年《普雷斯帕协议》才得以解决。该协议正式将国名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以换取希腊解除对该国加入北约的否决权，并软化其加入欧盟的立场。然而，尽管这项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该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却留下了深深的内部创伤。一些公民认为这是对民族尊严的让步，而阿尔巴尼亚方面则认为这是对斯拉夫身份在国家建设中首要地位的承认。

1.3 2001年阿尔巴尼亚危机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2001年，马其顿经历了其最严重的内部危机之一。政府军与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NLA）武装人员爆发武装冲突。NLA要求赋予阿尔巴尼亚人更多政治和文化权利，并修改宪法，确保阿尔巴尼亚人作为国家组成部分获得平等承认。这场冲突暴露了该国两大主要民族之间的深刻分歧，也表明独立后建立的国家方案既不全面也不平衡。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欧盟，介入并强制推行了《奥赫里德协议》，该协议结束了武装冲突，并规定了一系列宪法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将阿尔巴尼亚语定为第二官方语言，并根据人口平衡原则分配公共职位。然而，尽管该协议意义重大，却未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持续在策略性合作与基于身份认同的疏离之间摇摆不定，相互排斥的言论持续存在，对“他者”意图的猜疑也日益加剧。这使得北马其顿成为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相邻但互不相容的身份认同阴影下的国家。

2.《奥赫里德协议》后的马其顿政治和安全结构

2001年的《奥赫里德协议》标志着北马其顿历史的转折点。该协议建立了一个基于各民族（尤其是斯拉夫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权力分享的新政治框架，旨在确保国家稳定，防止陷入全面内战。然而，尽管该协议确立了政治停火，但它却构建了一个基于配额而非真正融合的脆弱共识体系。

2.1 协商一致制与民族语言代表性

《奥赫里德协议》规定了治理中的“平等伙伴关系”原则，要求阿尔巴尼亚族在国家机构中拥有代表权，并在宪法中承认其语言和身份。随后，宪法修正案将阿尔巴尼亚语定为阿尔巴尼亚族多数地区的第二官方语言。随后，阿尔巴尼亚语的使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扩展，尤其是在2018年《语言法》颁布之后。

然而，协商一致制的实施并没有消除民族差异。相反，它有时强化了各族群之间在职能和制度上的隔离，尤其是在政党仍然倾向于围绕民族归属进行定位，跨国政治力量的崛起明显乏力的情况下。

2.2 政治精英与制度腐败

自《奥赫里德协议》签署以来，马其顿的政治格局一直呈现双民族政党体系的特征，斯拉夫政党轮流执政，尤其是马其顿内政革命组织-马其顿民族统一民主党（VMRO-DPMNE）和联合民主联盟（SDSM），而阿尔巴尼亚政党则分为民主融合联盟（DUI）的传统代表和更激进或以青年为导向的运动。然而，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未超越临时联盟的范畴。精英们继续利用身份来达到选举目的，并被指控腐败、徇私舞弊和国家垄断，以谋取其利益网络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包括欧盟和透明国际在内的众多国际报告表明，政治腐败和体制薄弱是北马其顿民主转型面临的最大障碍。法院、警察和公共就业部门是受此现象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

2.3 加入北约及其影响

经过多年的等待，以及因希腊在国名问题上阻碍谈判后，马其顿于2020年3月正式加入北约。就国际认可而言，这一加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也带来了国内成本。这引发了人们对其为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而做出的让步的争议。

在安全方面，北约为马其顿提供了相对的外部威胁威慑力，但未能保护其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软渗透，也未能避免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的内部紧张局势。加入北约也未能转化为军事能力的切实提升或其安全部队的现代化。

2.4 加入欧盟进程与保加利亚的阻碍

《普雷斯帕协议》签署后，马其顿获准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然而，保加利亚出人意料地阻止了谈判的启动，声称马其顿人否认其共同的保加利亚身份，并拒绝在官方文件中使用“马其顿语”，认为这是保加利亚的方言。

这一否决权引发了国内的愤怒浪潮，并引发了公众对欧盟的不满，欧盟似乎无力遏制其成员国内部的双重标准。这场争议还引发了民族主义言论，拒绝与索菲亚达成任何妥协，进一步加深了该国的政治和种族分化。

3. 俄乌战争的影响

俄乌战争重塑了欧洲的安全和政治环境，使北马其顿等小国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效忠西方，要么在长期内部疲软的情况下自我孤立。

3.1 亲西方和亲俄双方之间的内部紧张关系

尽管官方在言论上力挺乌克兰，但马其顿国内的立场并非一致。内部民意调查显示，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尤其是在俄罗斯媒体影响力广泛存在或因欧洲紧缩政策和未能兑现的经济承诺而反西方情绪盛行的地区。

一些马其顿民族主义势力利用这种分歧，鼓吹马其顿已向西方“屈服”，以换取加入北约的资格，且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或主权回报。这导致敌视欧盟的民粹主义言论逐渐回归。

3.2 虚假信息宣传和网络干预活动增多

包括北约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在内的多份报告显示，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包括北马其顿）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日益活跃。这些宣传活动旨在破坏人们对机构的信任，散布有关北约目标的虚假信息，并煽动反对阿尔巴尼亚社区。斯拉夫语媒体，尤其是在 Telegram 和 Facebook 等平台上，是传播亲俄言论的关键工具，威胁着国家叙事的凝聚力，并削弱了国家抵御外部干涉的能力。

3.3 能源暴露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压力

马其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尤其是天然气和石油。对俄罗斯的禁运和不断上涨的油价导致该国陷入严重的能源危机，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并给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战争还影响了该国本已饱受经济脆弱和高失业率困扰的粮食安全和通货膨胀。这促使大量民众重新考虑外交政策选择，要求制定更加务实、更少对抗性的政策。

3.4 对莫斯科制裁的立场

尽管马其顿并非欧盟成员国，但该国仍正式加入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以表明其对西方的承诺。然而，这一立场并不一致，议会和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些声音，警告制裁将产生负面影响，并呼吁重新审查部分措施。经济阶层，尤其是与能源贸易或俄罗斯市场相关的商人，也表达了保留意见，凸显了国家在重大地缘政治立场上缺乏共识的脆弱性。

4. 民族维度：马其顿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

民族维度是理解北马其顿国家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斯拉夫马其顿人与阿尔巴尼亚人虽然在法律框架内继续共存，但由于缺乏互信，以及权力和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国家统一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4.1 政治共存 vs. 静默冲突

尽管阿尔巴尼亚各政党参与了历届政府，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仍然停留在表面，建立在党派理解之上，缺乏真正的社会和解。此外，权力的分配往往基于配额，而非能力或民族归属，这加剧了派系斗争，而非促进融合。实地研究表明，学校、媒体和居民区仍然存在种族分裂，形成了平行的社区，它们共存但缺乏深度互动。

4.2 阿尔巴尼亚政党及其执政地位

阿尔巴尼亚政党，尤其是阿尔巴尼亚民主联盟（DUI），在《奥赫里德协议》签署后，其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它们已成为政府中近乎永久的合作伙伴，有时甚至在斯拉夫政党联盟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这种影响力并未转化为阿尔巴尼亚人生活的切实改善。相反，这些政党被指责腐败，并代表精英而非基层的利益。这为青年反对派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他们秉持着更为激进的阿尔巴尼亚式话语，并渴望“阿尔巴尼亚团结”。

4.3 信任危机与民族融合

关于“效忠国家”的隐性公投仍然是阿尔巴尼亚部分公民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在与安全部门关系紧张或马其顿民族主义政治话语权盛行的时期。大量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感觉在国家机构中没有得到充分代表，并被视为二等公民。这种象征性的分裂虽然不会演变成武装对抗，但却削弱了国家的韧性，使其容易逐渐瓦解，或面临公民身份和归属感概念不断被重新协商的风险。

4.4 安全方程中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维度

每当科索沃或阿尔巴尼亚局势紧张时，阿尔巴尼亚人和马其顿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日益敏感。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人与其邻国之间的家族、宗教和语言联系被视为潜在的安全隐患。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访问泰托沃或古塞瓦尔，并高呼“大阿尔巴尼亚”的口号，引发了马其顿精英阶层对分裂国家或国际化局面重演的担忧。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将该地区融入欧洲共同空间可以中和这一维度，将其从威胁转化为区域一体化的机遇。

5. 区域和国际影响力的紧张局势

北马其顿是巴尔干地区一个独特的国家，其影响力计划交织在区域和国际大国之间，相互冲突。自独立以来，北马其顿一直处于复杂的紧张局势之中，既有俄罗斯的野心，也有欧洲的压力和美国的支持，此外还有土耳其和中国的积极影响。这些紧张局势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上，也影响着其国内政治，在社会内部重现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

5.1 俄罗斯通过民族主义政党和媒体的影响力

尽管马其顿加入了北约，俄罗斯的影响力却并未减弱。相反，它通过媒体、东正教和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等软实力工具重新定位了自身。长期以来，莫斯科一直将马其顿与其他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一样，视为其历史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它在媒体和外交话语中使用捍卫“斯拉夫基督教价值观”的语言，以扩大其象征性基础。

俄罗斯还利用了部分马其顿人与西方机构之间缺乏信任的现象，加剧了他们对欧盟和美国政策的怀疑，尤其是在2015-2016年抗议活动和反对《普雷斯帕协议》运动等危机时期。

5.2 欧盟与双重标准：国名问题与保加利亚否决权

马其顿为加入欧盟做出了不懈努力，并满足了一系列与结构性和政治改革相关的要求。然而，由于与希腊和保加利亚等成员国的双边争端，启动谈判一再推迟，削弱了马其顿公民对“欧洲选项”可行性的信心。

国名问题以及随后保加利亚的否决暴露了欧洲在巴尔干地区政策的局限性。欧盟似乎有时会为了某些成员国的优先事项而牺牲其原则，以牺牲候选国的稳定为代价。这种印象加剧了当地一种认为欧盟正在实行“地缘政治歧视”的言论，导致部分青年和受过教育的民众对欧洲采取批评或冷漠的态度。

5.3 美国通过北约和外交使团发挥的作用

自马其顿独立以来，美国一直在马其顿保持着积极的外交存在，并且是其安全政策和机构改革方面最支持的国家之一。华盛顿直接促成了《奥赫里德协议》，并随后大力支持马其顿加入北约，这是其遏制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影响力战略的一部分。然而，美国的存在仍然主要与安全相关，缺乏连贯的经济或文化战略。这限制了其在解决贫困和司法机构薄弱等内部困境方面的作用。

5.4 土耳其影响力及宗教基础设施

土耳其拥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影响力，尤其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一些希腊人），并充分利用宗教联系和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安卡拉支持清真寺和文化中心的建设，资助教育项目，并鼓励对建筑和服务业的投资。

随着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并未介入国内政治冲突，而是选择以“在动荡环境中保护穆斯林”为主题，这在某些方面为其赢得了正面形象，而在其他民族主义圈子中则引发了质疑。

5.5 中国与基础设施外交

中国利用欧洲的融资缺口及其严格的条件，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悄然进入马其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北京已签署了高速公路和一些发电厂的融资协议。然而，其中一些项目引发了争议，不仅是因为融资条件，还因为缺乏透明度以及当地官员卷入了相关的腐败案件。这促使欧盟警告巴尔干地区不要开展“中国宗教外交”。

6. 内部挑战：身份认同、经济、移民和腐败

马其顿的内部挑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长期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经济脆弱加剧了身份认同的分裂，腐败则破坏了人们对机构的信任，加速了人才流失，使该国容易受到外部干涉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影响。

6.1 民族凝聚力的脆弱性

尽管马其顿不断修订宪法，并尝试进行“民族工程”，但其民族认同在内部仍然存在争议。这不仅关乎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争议，也关乎马其顿-保加利亚语境下的话语，以及关于历史、象征和语言的集体记忆的分裂。官方和民间话语揭示了对“谁是马其顿人”的理解存在深刻分歧，以及这种认同是独立于斯拉夫-保加利亚传统、基于斯拉夫-保加利亚传统，还是与之相对立。在此背景下，一个能够超越民族和历史敏感性的综合性民族文化项目尚不存在。

6.2 食利经济与高失业率

马其顿主要依赖侨民汇款和一些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投资集中在有限的地区，未能带来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大量人口仍然饱受贫困和失业之苦，尤其是青年和少数族裔。由于官僚主义和司法系统薄弱，历届政府未能弥合地区间差距，也未能为本地投资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就业环境。这加剧了该国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尤其是对欧洲援助项目的依赖。

6.3 人才流失至西欧

移民是马其顿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据估计，过去十年，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人才离开了该国。由于国内经济前景不明朗，这群人主要前往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寻找更好的机会。这种人口流失威胁着该国的未来，导致技术工人短缺、城乡差距扩大、社会复兴动力减弱。

6.4 持续存在的腐败：加入欧盟的障碍

腐败在欧盟评估报告中占据核心地位，并被认为是入盟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透明国际指数显示，马其顿在反腐败方面得分较低，尤其是在司法、公共合同管理和公共部门任命方面。尽管进行了一些表面上的改革，但腐败结构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体系中，导致选民对民主进程失去信心，并削弱了国家抵御外部两极分化的能力。

7. 可能的发展情景

北马其顿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既有希望的理由，也有失败的迹象，这由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内外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通过分析北马其顿的政治结构以及区域和国际变革的背景，可以预见该国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主要情景：

7.1 全面融入欧洲，内部凝聚力增强

这一情景假设马其顿克服与保加利亚的双边障碍，完成必要的改革，从而开启谈判并逐步加入欧盟。在此背景下，马其顿的机构将得到加强，腐败率将下降，并建立基于欧洲归属的统一的国家认同。此情景是最乐观的，但它面临着现实的障碍，包括对欧盟承诺的动摇以及马其顿精英克服分裂的能力薄弱。

7.2 持续的两极分化和外部干扰

这一情景代表着现状的延续：该国仍然悬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民族主义者和亲欧派之间的内部极化持续存在，融合前景不明朗。外部势力，尤其是莫斯科，将利用这种政治脆弱性，通过媒体和政治工具来破坏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该国不会崩溃，但将继续处于持续紧张的环境中，其政治和社会资源将逐渐枯竭。

7.3 缓慢的政治解体或国家稳定性的恶化

这种最坏情况假设内部危机（移民、腐败、种族冲突）将加剧，对机构的信任将崩溃。这将重现类似黎巴嫩或波斯尼亚的情景：国家形式上仍然存在，但失去了效力，其地理或政治统一性需要重新谈判。如果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恶化，科索沃或乌克兰爆发重大地区危机，或者一些国际大国决定重新划分巴尔干地区的力量平衡，这种情况可能会加速。

结论与展望

北马其顿不仅仅是巴尔干半岛中心的一个小国。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敏感的实验室，用来检验后南斯拉夫国家能否建立一个能够抵御内部压力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现代民族国家。过去三十年，它展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合法建国的尝试与象征性的解体之间，在融入欧洲空间与暴露身份冲突之间。

国家计划还是临时国家？

自1991年独立以来，马其顿似乎一直押注于生存，而非仅仅为了成功。由于缺乏明确的内部共识，该国诞生之初便面临着外部认可危机，包括与希腊的国名之争、与阿尔巴尼亚族的民族紧张关系以及与保加利亚的身份认同危机。尽管面对这些挑战，马其顿展现出韧性，但这种韧性却十分脆弱，且依赖于外部压力。从《奥赫里德协议》到《普雷斯帕协议》，那些拯救马其顿的协议并非源于国家内部的动力，而是源于直接的国际干预，这使得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支持。如今的问题是：马其顿能否转型成为一个稳定的主权国家，还是将继续成为一个过渡国家，在每次地区动荡中都可能爆发和重组？

全面区域稳定公约的必要性

巴尔干地区过去数十年的经验证明，单边解决方案、双边协议和临时干预无法带来可持续的稳定。如今，我们需要一项堪称全面的区域公约，重新定义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巴尔干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权与多样性相协调，国家归属感与民族归属感并不矛盾。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公约，北马其顿将能够有效转型，从一个濒临解体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在东南欧扮演调解者和稳定支柱角色的国家。

总而言之，北马其顿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与保加利亚达成和解或加入欧盟，还取决于其自身重建社会契约的能力，以结束种族分裂并建立统一的国家忠诚。在一个身份认同被武器化、主权被商品化的世界里，马其顿面临的考验不仅仅是生存，更是国家意义的考验。北马其顿的未来取决于政治精英能否构建统一的叙事，重建社会信任，并在区域影响力版图上重新定位国家，确保稳定与融合，避免将其变成巴尔干地区各大国之间的冲突舞台。

来源: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