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八十年俄叙关系的未来？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战略中最古老的焦点之一，要理解莫斯科在该地区的存在，就必须追溯到两国关系的根源，而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
莫斯科是最早承认叙利亚独立并于1944年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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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期间，这种关系迅速超越了传统的外交代表关系，并发展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伙伴关系。苏联是叙利亚对抗西方列强的政治支持者，而莫斯科则将叙利亚视为通往温暖水域的门户，以及争夺全球影响力的前沿阵地。
阿萨德家族与莫斯科
随着哈菲兹·阿萨德于1970年掌权，大马士革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发展至战略伙伴关系。苏联海军于1971年获准进入塔尔图斯港，并于1980年10月8日签署《友好合作条约》，从而正式加强了双方的伙伴关系。
美国研究员雷蒙德·欣尼布施在其著作《叙利亚：自上而下的革命》中指出，这些举措并非仅仅是短暂的合作，而是建立了长期的联盟，使苏联成为冷战期间叙利亚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并在1991年后成为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
具体来说，在军事方面，叙利亚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大的苏联武器进口国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俄罗斯军事专家构成了叙利亚军队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而莫斯科则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成为了叙利亚培养军事和技术精英的合作伙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马士革派遣了数千名军官、工程师、医生和文职专家前往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和培训，这是一项涵盖叙利亚军事机构和该国教育技术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研究员雷蒙德·欣尼布施指出，这种合作有助于叙利亚军队根据苏联的训练准则进行重组，进而巩固了莫斯科在冷战期间作为大马士革关键战略盟友的地位。
这种合作也体现在文化层面，在此期间，数千名叙利亚学生被送往苏联大学内学习，从而为叙利亚精英阶层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些精英阶层深受俄罗斯政治思想的影响。
事实上，帕特里克·西尔在其著作《阿萨德：中东之战》中证实，当时的协调与理解程度使双方在几乎所有中东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并对伊朗革命给予了绝对支持，这为将美国人驱逐出伊朗打开了大门。
正如他所述的那样，苏联授权叙利亚和利比亚向伊朗出售苏联武器，当时还有报道称，叙利亚在德黑兰和大马士革之间架设了空中桥梁。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专注于其国内危机，莫斯科与大马士革的关系明显弱化。然而，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千年伊始的崛起，两国关系逐渐恢复。
2005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莫斯科决定免除并重新安排叙利亚自苏联时代以来积累的大部分债务，此举也被视为俄罗斯重返叙利亚舞台的重要标志。
俄罗斯学者尼古拉·科扎诺夫在其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查塔姆研究所发表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叙利亚是普京时代俄罗斯恢复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关键平台。
俄罗斯与火药桶时代
然而，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经历了中东现代史上最复杂的危机之一——始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抗议浪潮已演变成一场全面革命和多边武装冲突。
根据联合国和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估计，在冲突爆发的最初几年内，已有数十万人伤亡，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国内和国外流离失所。数百万叙利亚人逃往邻国和欧洲，这是21世纪规模最大的难民潮之一。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莫斯科方面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通过一系列的否决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为大马士革政权提供持续的外交掩护，同时，持续的军事合作也为俄罗斯在2015年的直接干预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研究员德米特里·特列宁在卡内基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俄罗斯与中东：莫斯科重返该地区》中指出，克里姆林宫将叙利亚视为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前沿防御舞台。
俄罗斯在拉塔基亚建立了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以加强其军事存在，随后又根据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支持叙利亚国家稳定的旗号下达成的长期协议，在塔尔图斯港部署了海军。
在2015年9月初，继先前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阶段之后，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转向直接的实地军事介入。俄罗斯开始通过在叙利亚海岸建立一支空中打击力量来重塑叙利亚的地面力量平衡。
俄罗斯军方在拉塔基亚省的赫梅米姆基地组建了一支空中打击力量，从而开始了对叙利亚局势的直接军事干预。该力量由攻击机、轰炸机和多用途战斗机以及直升机和无人侦察机组成。
在部署空中力量的同时，莫斯科还加强了在该基地内的地面存在，并部署了俄罗斯海军陆战队步兵和装甲人员，以及先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以确保叙利亚沿海空域的安全。
对此，CNA基金会的军事研究员迈克尔·科夫曼解释称，这是俄罗斯“防御性空中优势”理论的一部分，而该理论旨在通过将空中力量与地面防御系统相结合来确保在外国战区军事部署的稳定性，进而建立防御性的空中优势。
2015年9月30日，普京向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正式申请授权向叙利亚派遣武装部队。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在当天，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以“打击恐怖主义”和“确保叙利亚国家稳定”的名义一致批准了这项申请。
据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报道，俄罗斯的干预是应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正式请求而实施的，而阿萨德也授予俄罗斯使用其位于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的空军基地的权利。
在克里姆林宫获得议会授权以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仅数小时之后，俄罗斯就发动了首批空袭，目标是叙利亚各个城镇，首先是霍姆斯省郊区的拉斯坦、塔尔比塞和扎法拉尼亚，随后扩展到阿勒颇、伊德利卜、大马士革郊区、代尔祖尔、哈马等地区。
尽管俄罗斯方面辩解称其行动为“反恐行动”，但人权观察组织和叙利亚人权网络等国际组织记录了数千起平民因使用温压导弹、集束炸弹和远程炮弹进行的大范围无差别轰炸而伤亡的案例。
2015年10月1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俄罗斯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向叙利亚部署了超过50架战斗机，并证实其中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已经预先部署在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在仅仅3个月后，《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俄罗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成功阻止了叙利亚政权的垮台。
新闻报道和国际调查——尤其是路透社在2016年11月发表的调查——表明俄罗斯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报道指出，瓦格纳等俄罗斯私营安保公司实际上与叙利亚政权部队并肩参与了地面战斗，并与俄罗斯国防部开展密切协调。
这些部队在巴尔米拉和代尔祖尔等地区作战，并帮助大马士革和莫斯科保卫了当地的油气田。
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作用已不断深化，并且超越了直接的军事干预。通过阿斯塔纳进程，莫斯科与土耳其和伊朗一道，成为了叙利亚冲突管理中最突出的参与者。莫斯科还参与了叙利亚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重组，并监督了德拉、古塔和霍姆斯地区的和解协议，以将反对派控制区交还给叙利亚政权控制。
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俄罗斯通过将其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的基地合法化（合同期限最长可达49年）而加强了其在叙利亚的长期存在。此外，它还控制着能源、磷酸盐和港口合同，并与以色列保持了实地谅解——允许后者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阵地，以避免直接冲突。
新时代的形成
然而，随着大马士革面临的经济压力不断升级，以及2022年后俄罗斯和伊朗对叙利亚决策权的竞争加剧，莫斯科试图在该政权内部的势力网络之间扮演调解角色。然而，它却未能阻止其中央权威的瓦解——这种瓦解最终导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于2024年12月垮台。
2024年12月，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尽管大量俄军从叙利亚内陆撤退至沿海地区，但莫斯科仍保住了它在赫梅米姆的两个主要空军基地和在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马士革发生的政变之后，莫斯科迅速与叙利亚新领导层建立了沟通渠道，并充分利用了它在叙利亚民众当中维护的、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国形象，以期在政治上可以切实应对新的局面。
另一方面，新成立的艾哈迈德·沙拉政府则对俄罗斯采取了务实的立场，并且认识到了在能源、小麦、军备以及联合国外交支持等领域内继续与俄罗斯合作的重要性。
詹姆斯·马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心的欧亚事务主任汉娜·诺特在其一篇报告中指出，大马士革利用对莫斯科的开放作为其平衡内外影响力的一张筹码，同时也通过莫斯科向前政权网络的残余势力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它并不孤立；同时还向西方国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尝试失败，那么它还拥有战略替代方案。此外，它还寄希望于俄罗斯的存在可能有助于限制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上的反复行动。
然而，根据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和俄罗斯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评估，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消耗的大量实力及其经济实力的下降，莫斯科很可能无法恢复其在变革前在叙利亚拥有的主导地位。
尽管莫斯科将努力在叙利亚保持适度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但塑造叙利亚未来的最大影响力很可能会落在海湾国家、土耳其，甚至美国和欧盟身上——前提是它们更多地介入叙利亚问题。
部分地缘政治分析表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存在已经成为地区冲突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其视为战略现实似乎比试图通过外交压力孤立或排除俄罗斯的存在更为合理，因为这可能会使大马士革进一步依赖莫斯科，或与俄罗斯建立更为固定的联盟。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研究员尼基塔·斯马金在其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研究报告《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新方针》当中指出，莫斯科不再将叙利亚问题视为昙花一现的影响力筹码，而是一个可持续的战略领域，必须通过平衡与多个地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管理。
因此，斯马金认为，限制俄罗斯影响力的最现实途径并非直接对抗，而是加强叙利亚国家的稳定，重建其机构和经济，降低其内部脆弱性，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对外伙伴关系的多元化，而非仅仅依赖单一力量。
因此，在2025年10月中旬，莫斯科迎来了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的访问，而这也是在大马士革政权移交之后，叙利亚向俄罗斯迈出的第一步。此次访问体现了叙俄关系从与前政权结盟阶段向基于持续战略利益的新模式的转变。
据俄罗斯塔斯社和俄罗斯《消息报》报道，此次会谈的重点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特别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未来。克里姆林宫强调，与叙利亚的关系建立在超越内部政治变化的地缘政治原则之上。
普京向沙拉保证，莫斯科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国家的稳定，同时也对新的合作安排持开放态度——这些安排不仅基于安全和军事遗产，也基于经济、能源和国家机构重组。
双方在会谈中提出了三项主要共识：在商定的法律框架内维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扩大俄罗斯在叙利亚能源和重建领域内的投资；建立一个涵盖与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的区域安全协调机制。
因此，沙拉的莫斯科之行标志着一个管理共同利益而非绝对联盟的新阶段的开端，俄罗斯显然将在其中继续发挥在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权力平衡的主要保障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