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知识”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已造成超过75000人死亡和失踪，近125000人受伤，数百个家庭惨遭灭门，他们的信息也被从公民登记册中抹去。
这场种族灭绝还导致了黎凡特地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为制造的饥荒，并在数月或数周内多次迫使200万人流离失所。
阅读更多
list of 4 items- list 1 of 4将加沙巴勒斯坦人带到南非的神秘组织是什么？
- list 2 of 4克里姆林宫：普京与内塔尼亚胡讨论中东局势
- list 3 of 4“信息战”：内容为何比炸弹更具杀伤力？
- list 4 of 4英国广播公司高层为何因特朗普演讲剪辑事件而集体辞职？
该地区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约80%的房屋、市场、医院、学校、大学、服务中心、水井、污水处理设施、道路和街道遭到损毁。
医疗和市政系统、电力、供水和通信网络以及金融和经济机构瘫痪。
耕地、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以及渔业设施（包括港口和船只）也遭受严重破坏，导致该地区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此外还造成了无数其他损失和灾难。
2025年10月中旬达成了停火协议，侵略行动略有放缓，这标志着苦难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此前，人们饱受煎熬，时刻提防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导弹可能瞄准帐篷、面包店，甚至被掩埋在房屋废墟之下；人们也可能会在等待从名为“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一家美以合作组织）的死亡陷阱中领取一袋面粉时，被炸弹炸死。
人们开始从死亡、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恶性循环中返回家园，却发现家园被毁，生计荡然无存，社区和街道被面目全非的瓦砾掩埋。那里的境况与每日的袭击、炮击和杀戮一样糟糕、黑暗、凄凉，受害者们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命运和诸多未解难题。法国独立网站“Mediapart”将他们称为“生活在废墟之中的破碎灵魂，并在绝望中挣扎求生”。
鉴于此，研究员、评论员和意见领袖纷纷质疑：究竟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哪些治疗和康复措施，以帮助他们从袭击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愤怒、抑郁、绝望、幻觉、精神分裂症、精神病性障碍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身体疾病。
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教育、培训和人类发展领域的专家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以帮助受害者从这场新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并克服其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这些深刻的问题凸显了一个更大、更严重的认识论危机。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心理学”似乎是最荒谬、最徒劳、认识论上最含糊不清、最有伦理争议、最不人道的学术和研究领域之一。同时它也是与西方帝国主义计划联系最紧密的领域之一，无论在西方内部还是外部。
异教理论与表述
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就像19世纪的人类学一样，在英国，尤其是法国殖民主义兴起的时期蓬勃发展。
虽然一些人类学家——包括人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成功摆脱了殖民主义学派的束缚（这一点值得肯定），但他们并未摆脱西方世俗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各种分支、表现形式和哲学的桎梏，例如现代主义、虚无主义、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或是至少摆脱了其中的一些桎梏。
他们甚至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的人性源于一神论和先知论，而这教义是从不可见的世界中启示出来的，是来自宇宙创造者的启示。
英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则是殖民主义人类学学派的先驱。他在其著作《金枝》当中，将自己的假设、主题、特征和早期信条凝练成型。这部著作对异教神话和习俗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索了原始信仰。
该研究声称发现了“假想”之树的根源——一棵真正邪恶的树，它并非一神论、预言或神圣启示之树，而是异教、原始主义和神话之树，其中充斥着神话、迷信、多神论和暴政，而人类如今就生活在它的枝干之上。
该书遭到广泛抗议，并迫使弗雷泽删除了引发公众愤怒的内容。在一个世纪之后，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其思想和论述在殖民主义历史上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该书也逐渐被人遗忘。
弗雷泽认为，人类在不了解习俗起源的情况下就实践这些习俗，并给出肤浅的理由。他声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原始的。这种对原始主义、异教和进化论的解构和还原论式的关注在19世纪盛行，而此进正是盎格鲁-撒克逊和法语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也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整体扩张相吻合。
在同样的时空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运而生，它比其前身生物达尔文主义更具意义、解构性、种族主义色彩，也更具揭示性。与此同时，生物达尔文主义也面临着质疑——这些质疑暴露了其更大的缺陷和谎言，几乎掩盖不了其学术外衣。
这些关于人类故事、人类存在和使命的异教理论或表述，构成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其序言和辩护充满了白人优越论、白人统治和提升原始民族的责任、盎格鲁-美利坚帝国主义继承的罗马征服和入侵的权利，以及在相同背景和框架下的“正义战争”概念。
世俗帝国主义认知论视角
这些理论和假设被赋予了“伪认识论”或“伪科学”的色彩，并一直处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或隐或显地、明确地反映了一种“病态的”帝国主义世俗认知论视角，其主要特征如下：
- 否认人类的神圣荣耀和守护权，剥夺其神圣性，从而使对人类的压迫、掠夺、剥削、征服、迫害、奴役和绑架合法化，甚至包括对人类的灭绝、侵犯和将其转化为商品，使其免受任何豁免、禁令或法律保障。这便是西方帝国主义计划自500年前诞生以来的本质。
- 它以欧洲（西方）为中心，或者换句话说，是欧洲中心主义。其核心在于以单一的西欧视角看待世界，并认为欧洲和西方社会的文化及其更广泛的影响和价值观优于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他社会的文化——在殖民和定居之前，这些地区的人民遭到灭绝。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欧洲历史被视为理想的、鼓舞人心的典范，用于塑造国际关系、国际法、经济学以及艺术和文化生产形式的历史、主题和理论。
尽管东欧、巴尔干半岛、西亚、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享受了长达4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安全，但由新教改革引发的饥荒、瘟疫、暴政和宗教战争却使中欧和西欧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
然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世界并未真正实现和平，也未建立起稳定的区域或国际秩序。该条约最终结束了宗教战争，并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舰队确立了自身的存在，并向美洲、澳大利亚、非洲沿岸、印度、中国等地发动了战争。
事实上，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弗罗姆金在其关于奥斯曼帝国终结的著作《让和平终结一切和平》中所谓的“和平”，指的正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一个多世纪以来，黎凡特地区的人们目睹了英国和后来的美国，以“和平”之名，通过渗透、占领、殖民、分裂、征服和定居等手段，给阿拉伯民族带来的屈辱、堕落、恐怖和破坏。最近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施的种族灭绝，及其对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卡塔尔发动的侵略，还有以色列对任何致力于发展、独立以及拥有威慑和自卫手段的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国家发动的侵略。“光是听闻罪恶就足以令人作呕！”而那些日夜目睹罪恶的人，又该作何感想？
例如，尽管印度在16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英国入侵和殖民统治之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但西方中心主义却坚持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1850年）之前，全球制造业并不存在。
事实上，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旨在公平地分配从殖民地的烟草、棉花和甘蔗种植园、金矿、银矿、煤矿以及奴隶贸易中掠夺的财富和剩余价值，在欧洲宗主国的殖民者之间进行分配。尽管如此，他却呼吁殖民阿尔及利亚，改变其生产体系，使其与欧洲剥削性的生产模式接轨，使其成为欧洲葡萄酒和重要农作物的来源地；他还呼吁渗透中国，摧毁其亚洲生产模式，以欧洲式的生产体系取而代之，这或许是为了使其适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预测、衡量并符合欧洲标准。
- 人类、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简化和标准化：西方民族国家继承了教会、君主和封建领主专制主义的传统，并将这些特征吸收进自身的本质、精神和制度之中。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教会、君主和封建领主的控制之下，尽管欧洲拥有孕育文化、宗教和社会多样性的自然资源，但欧洲各国并未经历这种多样性。
此外，欧洲长期缺乏建立国家与民族之间权力制衡原则、真正权力分立原则以及保障公民权利免受权力侵犯的宪政基础和立法传统。尽管这些问题早在19世纪就已存在立法规定，但它们的发展却几经波折，并且受到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麦卡锡主义以及宗教裁判所精神复兴的影响，从而导致权利、司法保障和正当法律程序遭到侵蚀。
此外，民族国家既没有习惯也没有接受多元身份、次级忠诚、地方特殊性和族群分裂的原则，因为这些并不符合帝国计划所需的资源供给模式。这与国家追求权力扩张和绝对忠诚的目标相悖。
文化和种族简化主义及刻板印象的一个例子是，在尼日利亚，如果你是尼日利亚人，那么，你要么是伊博族人，要么是约鲁巴族人，要么是豪萨族人，要么是富拉尼族人，这其中蕴含着各种文化细微差别、语言和种族特征、社会传统和谚语。但在伦敦，你只是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你只是非洲人。这种简化主义和刻板印象基于僵化的帝国主义框架和标准，这些框架和标准利用种族、肤色或经济技能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历史上与殖民统治实践密切相关。这些实践根据人们的用途以及他们在生产和吸收循环中的角色来塑造他们，旨在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例如，殖民公司及其海盗从西非海岸掳走数千万人，并将他们奴役于美国南部、安第斯山脉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矿山、烟草和棉花种植园以及甘蔗田当中。他们也从东印度群岛掳走数量相近的印第安人和当地居民，让他们在同样的地区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却没有贴上奴隶制的标签。
同样，尼日利亚或许乃至非洲的伟大作家之一奇努瓦·阿切贝，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在其祖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前，他曾在英国求学期间想给家乡的一位朋友寄几本书。邮递员看了看地址问道：“尼日利亚……尼日利亚！这是我们的还是法国的？”他回答说：“是您的，女士！”
在这种认知论框架下，白人种族优越论随之而来，种族主义和对其他文明成就与价值观的蔑视也随之滋生。事实上，一位杰出的欧洲哲学家——德国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曾在19世纪否认东方在科学和智慧方面存在任何价值——仅古希腊的成就除外！
- 这种帝国主义的认识论框架认为，通过入侵、渗透、毁灭、剥削和消费来侵犯世界没有任何限制。它也否认非西方“他者”拥有任何与生俱来的生命权、生存权或独立权，尤其当他们缺乏与帝国主义入侵、舰队和大炮相当的威慑力时——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炮舰外交”。
在这种认识论的框架下，武力（毁灭的力量）是衡量正义的标准和最终的权威。自1850年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已向环境、大气、海洋排放了数十亿吨污染物，其中包括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进而引发气候紊乱、洪水和荒漠化，并严重破坏了全球农业生产模式和人类粮食安全。事实上，西方国家在这种世界观下产生的废物量，其规模之大，需要相当于几个地球大小的行星才能容纳。
休克疗法与习得性无助
从心理现象研究的早期阶段开始，研究方法就很少区分人类和动物。从俄国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1849-1936）用狗进行条件反射实验，到塞利格曼和迈耶用狗进行习得性无助实验（1967），对动物进行的行为和本能实验一直被认为是理解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可靠指标。
这些实验大多并非旨在理解行为、感受和反应，而是旨在控制动物和人类的心理，并通过强制、强迫和刻板印象从外部塑造它们。许多此类研究倾向于用纯粹的生物学和化学术语来解释人类行为，将动机简化为由激素、酶、蛋白质、肾上腺素、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等引起的条件反射。仿佛人类是没有灵魂的机器，没有价值观、欲望、目标或道德。
加拿大作家兼学者娜奥米·克莱恩在其著作《休克主义与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探讨了精神病学家使用的休克疗法，并揭示了经济政策、“震慑”战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涉及电击和感官剥夺的秘密实验之间令人震惊的联系。
这项研究促成了关塔那摩湾和世界各地其他拘留中心酷刑准则的制定。克莱恩清晰地将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酷刑实践与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古巴关塔那摩监狱和阿富汗巴格拉姆监狱的酷刑联系起来。
娜奥米·克莱恩将极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与精神病学家使用的休克疗法进行了比较。她采访了吉尔·卡斯特纳——苏格兰裔美国心理学家尤恩·卡梅伦（1901-1967）为中央情报局进行秘密审讯实验的受害者。这位心理学家的想法是利用电休克疗法摧毁患者的意志，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改造”。但在卡梅伦摧毁患者的意志后，他却再也无法重建他们的意志。
因此，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似乎非常明确：各国遭受战争、恐怖主义、军事政变和自然灾害的创伤后，又会受到企业和政客的二次冲击——他们利用第一次冲击造成的恐惧和混乱来实施经济休克疗法。
有时，当前两次电击未能消除抵抗时，他们就会使用第三次电击：监狱牢房里的电击或街头的泰瑟枪，用来对付那些胆敢反抗的人。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是肆意妄为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他被视为当代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则的奠基人，并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冲击专家”。
20世纪50年代，当尤恩·卡梅伦进行休克疗法实验时，芝加哥经济学派也在发展其理论。弗里德曼在他最具影响力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战术秘密武器：“休克疗法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危机——无论真实存在还是人为制造——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当灾难发生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灾难被人为制造时，人们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当时可用的理念。
有些人会囤积罐头食品和水，以应对重大灾难；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们囤积了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理念。随着危机的爆发，弗里德曼坚信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危机重创的社会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之前，实施持久的变革。这与马基雅维利“一次性造成所有破坏”的建议如出一辙。
尽管克莱恩对灾难资本主义以及在灾难性危机期间用于摧毁国家意志并使其遭受最痛苦、最贫困和最悲惨的经济政策的休克疗法原则的批判意义重大且雄辩有力，但她却天真地认为，市场无需采取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这意味着社会诉求与不那么残酷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共存的可能性。
乍看之下，这种论点似乎合情合理，因为西方经济经验和理论中确实存在一些理性且平衡的人类社会管理模式，或者采取了富有同情心的经济方式，又或者提出了并非必然基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的社会正义或社会主义愿景。
但是，为什么这些合理的趋势却未能融入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治理模式呢？为什么克莱恩没有探讨自由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观或认识论及其各种分支、表现形式和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呢？
如果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掠夺计划最重要的成果，那么，为什么灾难资本主义不是早期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认识论的自然演进，甚至可能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呢？芝加哥经济学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给许多社会和经济体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提出了最糟糕的经济实践和政策理论。鉴于此，在长达5个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经验及其帝国主义认识论愿景下产生的经济学和其他知识领域，以及为尚未达到最终目的的殖民计划服务的知识，是否还能被冠以“科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