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的研究往往能为当代地缘政治提供深刻的洞见，军事历史学家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trauss）的著作凸显了这一现象，尤其是他于2025年8月出版的《Jews vs. Rome: Two Centuries of Rebellion Against the World’s Mightiest Empire》（犹太人对抗罗马：反抗世界最强大帝国的两世纪斗争）。

此书出版于中东冲突激烈的时期，并详细记述了公元前63年至公元136年间犹太人与罗马帝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涵盖了其中三场重大起义：犹太大起义、大流散起义和具有灾难性的巴尔·科赫巴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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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当代意义，是因为它“以引人入胜的叙事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承认自己曾阅读过这本书，并且是出于高度战略性的动机，这尤其凸显了其中的意义：“我们输掉了那场博弈，我认为我们必须赢得下一场。”

这一表态将阅读古代历史转化为一种即时的战略咨询行为，并使这本书成为了“当今时代的及时指南”。这些发展反映了当代领导人正在从韧性、分裂以及管控地区帝国竞争对手等叙事中汲取的深刻战略教训。

作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古希腊罗马史的资深学者以及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防分析系的杰出访问教授，巴里·施特劳斯有意构建他的叙事，将古代冲突与现代斗争进行类比，并指出“过去是当今冲突的镜像”。

对于面临生死存亡挑战的当代以色列领导层而言，本书犹如一座历史实验室，可供其检验关于国家生存、内部摩擦后果以及在绝对优势下进行风险评估等假设。

分析巴里·施特劳斯的全面叙述及其关于犹太人起义的论断中所蕴含的具体战略经验至关重要，因为这些经验与以色列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高度契合，并且解释了这部历史著作对以色列领导层的战略价值。

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希望继续执政，这也直接呼应了本书的核心主题：犹太人的韧性。施特劳斯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生存故事之一。

地缘政治背景：重新评估伊朗的竞争

施特劳斯撰写此书的主要学术动机之一（他大约在2020年开始着手该书写作），正是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日益激烈的现代对抗。

这种现代对抗与本书探讨的历史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揭示了古代犹太国与伊朗帝国（尤其是帕提亚帝国）之间复杂且往往互惠互利的关系。

帕提亚帝国存在于公元前247年至公元224年左右，疆域从幼发拉底河延伸至喜马拉雅山脉，并一度控制着丝绸之路。

对于地处罗马帝国边缘的犹太人而言，帕提亚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制衡力量：一个与罗马帝国抗衡的东方帝国。这种位于两大强权之间的战略位置意味着犹太人必须不断在不断变化的盟友和敌人之间周旋。

施特劳斯强调，古代的伊朗帝国（居鲁士大帝曾允许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以及帕提亚帝国，在历史上都对犹太人较为友好。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革命中，帕提亚帝国庞大的犹太社群为抵抗罗马提供了庇护所，并成为对抗罗马的持续而持久的希望之源。

这种干预的希望与法国在1765年美国独立战争中提供的关键援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施特劳斯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尽管犹太人最终未能说服帕提亚进行军事干预，但这仍然是叛军战略考量的核心。

施特劳斯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伊朗目前对以色列表现出的致命敌意，与伊朗人和犹太人之间典型的历史关系（数千年来通常保持着相对良好关系）相比，是一种“反常现象”。

对于一位分析地区权力平衡复杂性的现代领导人而言，这一历史背景表明，伊朗当前的政策并非源于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理论上可以改变的政治立场。因此，历史分析指导着关于长期地区联盟的战略思考，而非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短期冲突。

坚韧的永恒必要性

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希望继续执政，这直接呼应了本书的核心主题：犹太人的韧性。施特劳斯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生存故事之一。本书见证了犹太民族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并解释了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

作者认为，这场冲突的持久性令人震惊：犹太人是罗马“最坚定的反叛者”，他们的抵抗时间比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甚至迦太基人都要长。这种由民族决心和韧性所驱动的坚持，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1-灾难中的物质抵抗：尽管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中遭受重创，犹太人在两个世纪内仍然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

这种韧性体现在他们发展出精妙的军事战术上。例如，在巴尔·科赫巴起义（公元132-136年）当中，叛军采用了多种策略。他们运用游击战术，建造地下掩体、隧道和洞穴，对罗马军团发动突袭，令其措手不及。

这种战术创新和坚持不懈迫使罗马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将不列颠总督尤利乌斯·塞维鲁迁往犹太国——这无疑是对威胁的有力体现。

2-精神存续：即使遭受重创，精神依然坚韧不屈。在圣殿被毁后，犹太领袖——那些成为拉比的智者和学者——构建了以《托拉》为基础的精神抵抗体系，建立了日常的宗教仪式和习俗，使信仰在圣殿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得以延续。

这种成功的长期精神抵抗战略维护了民族认同，并最终证明其“比罗马更强大”。

施特劳斯明确指出，这里的主要当代教训是，以色列的现代敌人（例如哈马斯和伊朗）可能低估了这种历史力量和决心，从而犯下了“严重的误判”。难道不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确保了哈马斯和抵抗运动能够坚持两年多吗？

作为一本战略指南，此书强调了以色列人民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宗教资源，并断言“以色列绝不会灭亡”。

警惕内部分裂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现任领导层而言——尤其是在近期内部政治冲突的背景之下，或许最有力、最紧迫的战略教训在于，分裂在古代叛乱中所扮演的破坏性角色。

古代革命不断受到内部冲突和派系斗争的困扰，犹太传统中常称之为“无端仇恨”。

例如，在犹太大起义期间，包括匕首党在内的各个叛乱派系宁愿将暴力用于对付自己的公民，也不愿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罗马敌人身上。

这场内战立即造成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

1-自我毁灭：耶路撒冷的叛军摧毁了自己的粮食储备，也焚烧了对方的粮食仓库，导致民众挨饿，大大缩短了围城时间，最终促成了罗马的胜利。

目睹这一切的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总结道：“内战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罗马人认为内战比城墙更可怕。”

2-助长敌人士气：施特劳斯明确地将这一历史弱点与当时的分析联系起来：“以色列内部缺乏凝聚力是导致敌方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进攻的原因之一。”

因此，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这段历史，对危机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分裂起到了警示作用。对于一位深陷旷日持久冲突的领导人而言，历史上自我毁灭的案例有力地证明了，国家团结远比派系斗争更为重要，否则便会招致敌人的攻击。

罗马权力的局限性

内塔尼亚胡的关注点不仅限于犹太人的视角，更涵盖了对“世界大帝国”战略的理解。

本书着重阐述了罗马的灾难性错误，并为任何统治敌对民族的强权国家提供了警示。

尽管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罗马却经常在冲突中处理不当，并因此未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罗马犯下的主要错误包括：

1-“赢者通吃”政策：罗马往往奉行“赢者通吃”的政策，而非寻求妥协和权力平衡。

像希律王这样的领袖，曾试图在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罗马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这在战略上具有重要价值，但罗马往往缺乏维持长期稳定所需的政治智慧。

2-愚蠢的羞辱行为：在镇压犹太大起义之后，罗马强行征收臭名昭著的“犹太人税”，即向帝国境内所有犹太人征收两德拉克马的羞辱性税款——无论他们是否支持起义。税款收入被上缴罗马主要异教神朱庇特·奥普提姆斯·马克西姆斯的国库。

这种旨在迫使犹太人效忠罗马并抹去圣殿记忆的神学和政治羞辱，反而加剧了犹太人的怨恨和未来的起义，强化了犹太民族“持续的革命精神”。

3-缺乏长远眼光：罗马的行政官员常常缺乏长远眼光，或在处理各行省事务时未能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从而为下一次起义埋下了伏笔。

犹太人认为哈德良将耶路撒冷重建为一座异教城市，并建造供奉朱庇特和皇帝的神庙，这是对他们莫大的侮辱，同时也成为了引发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导火索。

对当代领导人而言，这其中的教训是：仅凭军事胜利和残酷镇压不足以保障和平。基于羞辱和抹杀民族认同的控制策略，只会助长未来的反抗，并且需要持续且代价高昂地部署军队。罗马的失败源于其未能找到“恰当的激励机制，以便让战败的人民确信这样的悲剧不会再重演”。

战士遭遇拉比

这本书暗含着对当代领袖的挑战，要求他们区分战术上的英雄主义和战略上的可行性。那些因其军事才能而备受推崇的人物（例如西蒙·本·吉奥拉、埃利泽·本·亚伊尔和巴尔·科赫巴）所领导的起义最终都以“光荣的失败”而告终。这些人最终将他们的国家带入了灾难、大规模奴役和流亡的深渊。

施特劳斯认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功的长期战略是由犹太贤哲们开创的，尤其是约哈南·本·扎凯（他逃离耶路撒冷建立了一所宗教学院）和犹太拉比。

这些人明白“武装抵抗罗马帝国是徒劳的”。他们发展出一种精神抵抗的方法，专注于维护《托拉》以及犹太身份，并确保作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得以存续。

作者考察的历史资料表明，必须进行谨慎的战略评估：犹太拉比（后来在罗马的认可下成为犹太教宗）对统治者表现出谦逊，但内心却坚信罗马的统治只是暂时的，且注定失败。

施特劳斯用“奥德修斯”来比喻这些拉比们的机智和智慧——正是他们确保了犹太精神得以存续，而军事精神则在几个世纪里遭到压制。

这一历史悖论也向现代领导层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应该采取短期、英勇但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抵抗策略，还是应该采取长期、耐心的战略，即使面对军事挫折也要保持抵抗精神？或者应该与全球主导力量进行务实的接触？又或者应该结合多种战略，以确保在旷日持久的历史冲突中实现战略转变？

重申历史合法性

最后，这部著作表明了立场，并有力地驳斥了质疑以色列根本合法性的论点，从而支持了它的现代战略话语。

施特劳斯的著作详细记述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两百年斗争，包括巴尔·科赫巴政权发行自己的货币，宣称其为“以色列”并“收复耶路撒冷”。这部著作有力地反驳了以色列仅仅是一个“殖民定居者国家”的观点。

施特劳斯的历史记录试图证明，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犹太人的历史故土，并且拥有大量考古证据，证明犹太人在此持续存在、反抗和发展文化。然而，该书隐含地假设，如今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数千年前居住于此的犹太人的历史延续。但这一假设已被科学证伪。

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言，研读此书并非仅仅出于学术考量，而是关乎战略的必然之举。

该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历史视角，从中可以分析当前的冲突，其重点在于：与伊朗保持历史关系所带来的显著战略优势；内部团结对于不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至关重要；过度依赖武力以及羞辱主导力量的危险；以及灵活应变和长远战略最终战胜了战术上的军事狂热。

其核心信息仍然是一个警示信息：团结和深思熟虑的战略对于生存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犹太民族团结起来，他们“几乎是不可战胜的”。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其他国家的任何领导人读到这样一本书，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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