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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是习近平“爱将”的何卫东(下中)在四中全会前被官宣调查,他身后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左)也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落马。
军队反腐:权力再平衡
两次反腐高潮诸多不同,但不变的是,军队都成为“重灾区”。
德林豪森认为,军队持续反腐既反映军事现代化和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军事国防领域的不透明性质及大量腐败机会。一连串高层调查和免职清楚表明,习近平对进展及关键官员的政治可靠性并不满意,即使这些官员是他任内安置的。
“军队一直是反腐热点,因为相对独立于文职官僚机构,拥有自己的监督系统和法院,监督更加困难。”朱江南解释,军队很大程度上自我约束,纪律好坏取决于高层对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当高层涉腐且未立即控制,腐败可能大范围扩散。党意识到军队腐败严重影响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来,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军队。
第一轮反腐中,军队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关军官,余波持续数年。
史宗瀚解释他的发现——郭徐案后,一波军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让他们支持2016年军改,“但有趣的是,许多当时被提拔的人不久后就被逮捕,许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烦,导致一波小规模逮捕和免职潮。”
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马后,张阳于2015年11月军改中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后多次公开痛批徐才厚,声称“情感上憎恨、政治上决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牵扯“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居家,两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已相识,二十大后破格提拔,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被宣布调查;再如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苗华上将,去年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还有兼任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调查。中央军委七个席位空缺达3人。
这些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成批倒下,史宗瀚形容“非常令人困惑”,但给出两个解释:火箭军窝案,因近年对战略核武器大量投资涉及庞大资金,使一批军官在更少监督下腐化;但还有些人不仅因腐败,而是变得太有野心。
“他们试图建立威胁军内权力平衡的权力基础,所以陷入麻烦。”史宗瀚解释,这个权力基础不是针对习近平,而是为自己构建。“和林彪问题非常相似。他对毛主席非常忠诚,但试图建立庞大权力基础,为毛主席将权力移交给他那天做准备。毛主席不喜欢这样。所以如果习近平察觉到这种异心,我也不认为他会喜欢。”
越反越腐的制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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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间,两次各持续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种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史宗瀚举例,疫情后若真发现大量官员贪腐,要扩大调查规模,就不得不从非纪检部门调动大量资源,甚至从十个不同部委(审计、财政、公安、海关)调集几百上千名干部,需要额外调集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启动一场运动才能推动。
一边掀起反腐浪潮,一边在官方文件中强调常态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朱江南认为中国正经历从传统运动式反腐向制度建设的转型。十八大以来,高层有强烈政治意愿支持反腐,对腐败程度深的地方而言,非常必要。强烈的政治意愿赋予反腐机构权力和动力。已实施多项改革使监督常态化,比如中央巡视。事实上,许多腐败通过中央巡视揭露,所以常态化执法是有效的。
卡特娅·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则持有不同的意见。她表示,尽管制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进,但运动式执法是这一体制的特征,而非缺陷。中共不依赖独立司法系统、调查性媒体和公民社会作为监督者,而是指挥纪律和执法机构的发力方向。2020年至2022年针对科技行业的大型监管运动提醒我们,运动式执法在党的治理方式中仍扮演关键角色。
但两波反腐浪潮的数据对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经历如此大力度、如此长时间的反腐后,还能发现更多、更贪的官员?
“持续不断的案件显示,在制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体制中,腐败多么根深蒂固。”德林豪森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初,贪腐就是中国人批评和抗议的关键,也被认为对中共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从刚上任前几个月的“八项规定”,到最近对吃喝之风的再次打击,再到持续公布反腐数据,都在努力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领导层确实在监督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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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中国反腐机构没有独立性,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新加坡、香港等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地方,基本都有独立机构,而中国反腐过程中还有很多操控,要抓谁、不抓谁都由上头说了算,由最高层决定。腐败问题真实存在,习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谁不反谁,可能有人为的、主动的考量或斗争情况在内。
“中国反腐是自上而下驱动的,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导。所以很难预测他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反腐,外界不知道。这些腐败案件基本处理不完,只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吴木銮补充,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公民社会监督,怎么反腐何时反腐都靠党内处理,所以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斗争,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清洗。
腐败层出不穷,史宗瀚认为,深层次原因是高级官员尤其在地方层面拥有巨大权力,党治理社会方方面面,这是制度设计使然,而私人和企业得以贿赂官员获得额外利益。
“但我认为,党在权衡后认为这是值得的。”史宗瀚解释,通过赋予高级官员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能维持一个辖区内的政治垄断,如果真把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交出去,给人民监督的权力,共产党就不会那么强大了,政治垄断以外的任何替代方案都会增加某种颜色革命的风险,可能威胁政权稳定。
“从党的角度看,这些是非常危险的实验,是苏联后期政权进行的那种实验。我认为胡锦涛确实尝试过其中一些,而习近平不喜欢这些实验,事实上禁止了它们。”
那么在反腐这件事上,会一直反下去,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吗?
“不,”史宗瀚摇摇头,这不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只是一场持续的战斗。“这没什么,你知道,党擅长处理那些不会消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