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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短剧是竖屏形式，画面太小，一个画面没办法呈现太多内容，导演大多更关注演员表现而不是场景氛围。
李铭笑道，“当然了，现在那位‘短剧一哥’肯定赚到钱了，他日薪都五位数了，但人家的表演、技术和投入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但是除了他，这么多同行，我没见过一个靠做演员发财了的，只是饿不死。”
BBC无法独立获取所有中国短剧演员收入状况。但上述业内人士指出，演员的薪酬和他们是否出过爆款直接挂钩。
李卓琪说，她合作的演员里，最常见的情况是：前一个月，这位演员的日薪可能还在1200元人民币左右，期间这位演员出了一个“爆款剧”，于是日薪立刻涨到三千、甚至五千。但这也可能导致这些演员难以长期、稳定接到戏，因为制作团队难以负担这样的日薪；同时制作团队得重新寻找新演员，只是好在演员总是足够多，总有更新、更年轻的演员想要加入这个看起来蓬勃发展的行业。
整个行业更加核心的投流部门甚少出现在中国媒体视线里，但几乎所有短剧行业从业者都对BBC中文表示，一个短剧能不能卖爆，几乎一半要看投流。
网络时代的市场逻辑是：只要投放的量足够大，就有一定概率会吸引人买单。
从上游剧本走到中游制作团队，一个剧的成本到这里一般不会超过50万人民币，但对于投流团队来说，50万是他们第一轮投放“买流”的起步数：用50万买投放量，如果有1%的付费回报，也就是说这波投流产生了5000元的回报，就算开始回本，那么他们将开始第二轮投流：100万。
这是一场博弈，双倍累积的金钱去买观众覆盖率，赌观众会付费。期间现金流是制作团队笑称“从来没见过的富有”。
“投流的逻辑没道理的，你搏赢了就是赚了，输了就是血本无归。”高凯这样说。
家人“希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
即便持续爆火、甚至被称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少有的持续生长的朝阳产业，围绕短剧的迷思始终存在。尽管资金源源不断被投入这个市场，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进入这个行业，真个产业不断更新迭代规模堪称庞大，中国民众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短剧：觉得这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产业。
李铭直言，家人对自己进入短剧行业这件事“不置可否”。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顾虑，一个古汉语文学的人去做短剧，名不正言不顺，说出去都不好听。现在家里人都不告知其他亲戚我在演短剧，只是说我在武汉的一家公司上班，”李铭说，“可能短剧太多了，他们也有暗暗祈祷、期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吧。”
李铭说家人对于他把短剧作为新职业发展路径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目前“没有别的稳定工作”。
“去做老师，一个月三千块，累死累活还没有未来。去做学术，一个月六百块补贴，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现在做短剧，虽然不好听，但一个月一万多加上分红提成，来未来两三年都有涨，很少有这种工作了。”李铭说。
李铭和其他一些受访者告诉BBC记者，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不少演员都曾是专业话剧演员，有的如今依然是。他们拍完短剧、拿到报酬，立刻回到那些观众寥寥的小剧场，从事那个在如今经济低迷的中国市场环境下更低迷的戏剧行业，把短剧赚来的钱贡献给他们热爱的戏剧行业，等钱花完了，又回到片场，继续拍摄那些看起来前后剧情没有逻辑的短剧。
梦想和现实的平衡亦是短剧从业者们在访谈中最常提起的话题，导演高凯是黑龙江人，曾在山西念书，毕业后加入一个官方电影制片厂，觉得体制内的创作干得实在不开心，“每天都是在开会”，于是离职，前往长沙加入了短剧行业。
“学这个的、喜欢拍摄的每一个人的梦想和愿望都是拍出好的片子，厉害的片子。但很少有人能实现，尤其是中国电影现在这么不景气，扯淡。但挣钱不磕碜，不磕碜。”高凯说。
“我们如今也就是拍摄间隙偶尔吐槽一下，说这剧情真弱智，算了吧拍就行了。”他笑说，作为导演，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部剧里都有一个看不起人的男二号，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婆婆，和一个欺软怕硬的男三四五六号角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动不动就互相扇巴掌”。但他明白，观众其实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这些其实没有逻辑的东西。
就像那些话剧演员一样，在短剧拍摄节奏之余，他会去接一些电影学院学生的拍摄作业，做做指导，一起创作。
“学生时代的创作很纯粹，”高凯说，“但是离开了校园，就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了。很多外行的老板想进短剧但是铩羽而归，因为这个市场不是说你花了20万去拍一部戏，发个抖+（在抖音上买流量）出去他就能赚到钱了，因为你要做平台，要做投流，没有这些东西，你的剧再好都没用。”
高凯甚至告诉BBC中文，他曾花40万粗制滥造了一个短剧，当时市场反应很好，几乎成了一个小爆款。第二年他多攒了一些钱，花80万把这个剧重新精致做了一遍，但赔得血本无归。
市场、数字、资金流、如何衡量艺术、如何折现，这些萦绕在影视从业者头上的问题在疫情过后中国相关行业的寒冬里再次被放大。
华谊兄弟和光线传媒董事长公开表示，公司将持续加大对微短剧的投入。
“周星驰和王晶都在拍短剧了，我们也没得选，”高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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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影视从业者之外，短剧实际上在低迷的中国经济环境里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
杨开说，在他们公司，最常见的自荐剧本写手就是全职主妇和工地民工，他们的共性是中年危机，需要补贴，且没有很特别的专业技能，这也意味着将他们培养成一个职业写手、写出能卖能赚钱的剧本需要时间。
此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具有生命力、门槛看起来相对不高的产业——短剧，它成为了一些有中年危机的人转向的方向，和更年轻一代尝试在这片尚未收到严重监管产业里放手一搏。
“其实小说家很难干我们这一行，并不是你能写东西就能在短剧行业里受欢迎，不是这样的。”杨开本科期间学的是会计学，但毕业后找不到好的工作，于是转去影视公司写剧本，写了半年也觉得市场不好，于是开始写杂剧，最终转向了短剧。
他说，在自己公司，每个月都有上百人投来简历、想要求一份工作，但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有一两个。
现在，杨开的生活从半夜开始，打开文档一直写到早上八九点，然后才有别的生活部分。“现在大家都不希望被管理，不喜欢制度性的工作，我们相对比较自由，拿效率说事，能拿出稿子，你就能留下，能摸透网络小说逻辑的人更容易在短剧行业里发光。”
“说实话，就是钱难挣，恶心自己，成全他人。”高凯这样形容自己在短剧产业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