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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删除的内容涉及母婴和生育健康护理，包括一个现已停用的网站“reproductiverights.gov”的连结，该网站曾提供有关获取药物、避孕、紧急护理和堕胎服务的资讯。
我们曾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要求评论，但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覆。
综合来看，这些都是所谓“结构性性别歧视”的例子，霍曼将其定义为嵌入社会制度中的权力和资源的系统性性别不平等。她解释说：“这其实关乎男女之间在权力、地位和资源的不平衡。”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在大脑留下“疤痕”
不意外地，女性健康所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当重大，且并非总是立即显现。一项涵盖29个国家、分析超过7,800份脑部扫描的大型研究发现，社会性别失衡会实质改变女性的大脑。研究显示，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国家的女性，其与情绪控制、韧性以及压力相关疾病有关的大脑皮质厚度较薄，比如忧郁症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智利天主教大学精神科医师尼古拉斯·克罗斯利（Nicolas Crossley）去年在我撰写《养家之人》（Breadwinners）一书时告诉我，女性所经历的不平等仿佛“在她们的大脑留下疤痕”。大脑因不平等压力而改变的原因，源于一种称为“可塑性”的过程——即大脑会依据我们的经验或学习进行调整。克罗斯利解释，如果像杂耍这样的技能都能在大脑中显示出可观察的变化，那么长期、深刻地在一个贬低你的社会中生存，必然会留下持久影响，因为慢性压力会抑制大脑自然的适应能力。
关键在于，这些大脑差异在性别更平等的国家中显著减弱，且在男性身上并未观察到同等程度的现象，尽管男性在最不平等的国家也出现更多大脑变化。克罗斯利说：“所以，如果你改善性别平等，就能改善女性健康，这样对所有人来说成本都会降低。”
性别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在其他研究中被观察到。英国一项研究发现，曾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在四年后心理健康更差。在这项涵盖近3,000名女性的研究中，五分之一的人表示曾遭遇性别歧视，范围从在公共空间感到不安全，到被辱骂或遭受身体攻击。这些女性报告心理困扰及生活满意度偏低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
伦敦国王学院健康心理学家、该研究的主要作者露丝·哈克特（Ruth Hackett）说：“长期反复暴露于压力经验，会导致身体的耗损，进而引发不良的生物变化，最后与心理健康不佳相关。”她呼应克罗斯利的观察：“这只会让人精疲力竭。”
几年后，哈克特主导的后续研究在52岁以上女性中发现类似结果。那些报告曾遭遇基于性别的歧视（如骚扰或被较不尊重对待）的女性，在六年后心理健康下降，并出现更高的孤独感、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与生活品质。综合这些结果显示，性别歧视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相对而言，其他研究显示，生活在性别更平等社会的女性，忧郁症发生率较低；在更平等的伴侣关系中，女性亦如此。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除了心理健康的影响之外，女性健康在医疗待遇上的不平等也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科学文献中早已充分记载，女性的身体健康问题在医疗环境中往往不被同等重视。一项研究发现，在急症部门，女性获得阿片类止痛药的机率比男性低。即使疼痛症状相同，女性也更不容易被开立其他止痛药，2024年的研究发现。
该研究作者指出：“我们的研究揭示了疼痛管理中存在系统性的性别差异：与男性患者相比，从急诊出院的女性患者接受疼痛治疗的可能性明显较低。”
结构性性别歧视的伤害循环
结构性性别歧视之所以如此有害，还有许多重叠的额外原因。派翠西亚·霍曼解释，它限制了女性获取促进身心健康的基本资源，例如公平薪酬与自主权。它也会增加女性遭受有害经验的风险，如家庭暴力、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慢性压力。
此外，男性也会受到不利影响。表面上，他们可能因整体薪资较高以及在家庭中劳动较少而受益，但正如霍曼所指出，结构性性别歧视会助长不良的男性气质规范，鼓励冒险行为、暴力、滥用药物以及避免寻求医疗照护。
在人际关系中，遵循传统男性规范对男性也有负面影响。一项涵盖超过19,000名参与者的大型综合分析发现，拥抱如支配女性、追求地位及性放纵等特质的男性，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该研究作者指出：“性别歧视不仅仅是社会不公，还对那些抱持此态度的人造成有害的心理健康后果。”
换言之，当男性内化僵化的性别规范时，会以持久的方式影响其健康。这个赋予他们特权的制度，反而可能让男性觉得必须符合一种不切实际的男性形象，而当这种形象无法达成时，会导致心理健康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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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男性失去权力时，这反过来也可能对女性造成负面影响。男性被期待追求权力与地位，而这种渴望已被证实会直接导致更多性骚扰。一系列实验发现，过去曾感到无力的男性，在获得对他人暂时的权力时，更可能从事性骚扰行为。
如何促进改变
在解决方案方面，我们可以从个人与社会层面进行改变。
青少年的监护人可以及早与下一代谈论适当行为，并警惕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歧视的假设——尤其是刻板印象可能在婴儿仅三个月大时就开始被强加。父母也可以更有意识地在家庭中挑战性别歧视的假设。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当男性对女性表现出敌意，也被称为“敌意男性气质”时，已被证实与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增加有关。
在社会层面，政策措施可以帮助解决这些不平衡，例如为所有劳工（男女皆适用）提供带薪家庭假。这在多个北欧国家已成功实施，其中“使用它或失去它”的带薪假政策提高了男性放育婴假的比例。这反过来使照顾工作正常化并受到重视，并且在家庭中获得更多支持，有助于女性与职场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减少经济损失。当男性在家中承担更多照护责任时，男性气质的概念可以随时间改变与演化，包括关怀并更好地支持女性，甚至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关怀型男性气质”的新认知。
霍曼解释，当女性获得权力时，整个社会都会受益，因为女性掌权者往往更多投资于医疗保健、公共卫生、教育、福利与社会安全计画，这些都能更广泛改善人口的健康。“相反地，更严重的结构性性别歧视会减少这些领域的公共投资，这会伤害所有人，包括男性。”
最后，公开谈论性别歧视的后果有助于提高对其危害的认知。甚至有证据显示，公开表达对不受欢迎的歧视的不满对心理健康有益，因为这能带来更多支持。然而，我们同时需要承认问题的结构性普遍存在，仅靠个人行动是不够的。
目前，证据仍呈现出一幅令人警醒的图景：要让女性生活在一个不仅感到安全，而且健康结果不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性别歧视影响的世界，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不过，如果我们中有更多人敢于说出所面临的风险，改变是可能的。
